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大多为北京紫禁城旧藏。其中，三只杯体暗刻双龙戏珠纹的成化蛋壳小杯，令人瞩目。蛋壳瓷，又称薄胎瓷、脱胎瓷，创烧于明代永乐年间，成化时有较高成就，因制作难度大，存世量稀少。

“大明成化年制”款白釉杯（来自CNTV网站）

这三只小杯，两只杯底署“大明成化年制”双圈六字青花款，另一只不带款，原本为清宫多宝格里的摆件，系皇帝心爱之物，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之一。

天的旨意（这是上天的旨意）

1973年，台湾早期收藏大家李成发拜访了庄严。李成发是庄严志同道合的老朋友，精于鉴赏。他从锦盒里，小心翼翼取出两只蛋壳杯，这是国民党元老、收藏大家于右任赠送的。这两只小杯，与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三只成化蛋壳杯惊人的一致，而小杯底部，暗刻了一个“天”字。庄严拿着放大镜仔细研究，一边看一边赞叹道：“这是天字款啊！”李成发的造访，给庄严带来惊喜。原以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成化蛋壳杯是世上仅存，想不到民间出现两件，而且带“天”字款。

古陶瓷鉴定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观察了这两只白釉龙纹天字杯的瓷釉、瓷胎和纹饰后，予以了肯定。他说：“这釉水跟油一样的，成化东西就是跟油一样。”“我觉得这两件东西是不错的，是真的。这釉的质感，还有这种白的垂釉，是到位的。不管器型、胎质、釉色，都是明代的。”

御用瓷以“天”字为款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成化为何要以“天”字为瓷器款识？通过这个“天”字，成化皇帝想暗示和传达什么？

成化时期出现“天”字款，其实，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台湾学者庄灵（庄严之子）和蒋建新认为，当与成化皇帝童年的境遇有关：朱见深两岁时被立为皇太子，不久，父亲明英宗于土木堡之变中不幸被俘，皇权落到了叔叔朱祁钰手里。明代宗登基后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将侄子朱见深赶出皇宫，这一年，朱见深只有五岁。又过了五年，父亲明英宗夺回皇位，十岁的朱见深再次成为皇太子。七年后，朱见深登上皇位。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坎坷的经历，年轻的成化皇帝初登皇位时非常不自信。于是，他下旨做了一批以天字作为底款的精巧瓷器，分赐给臣下，以此提醒大臣们，皇权受命于天，自己是真命天子。

追本溯源，可以发现，台湾学者的见解，符合历史客观。

除了成化皇帝性格原因外，笔者以为，成化以“天”字为款，还当同他父亲“天顺”的年号有关。明英宗九岁登基，年号正统。正统十四年（1449），廿三岁的明英宗御驾亲征瓦剌时被俘虏，北京城里的大臣们拥戴明英宗的弟弟朱祁钰登上了皇位，年号为景泰。一年后，瓦剌将明英宗释放了。但是，回到皇宫后，朱祁镇被弟弟景泰帝“软禁于南宫，一锁就是七年”。景泰八年（1457），石亨、徐有贞等人乘景泰帝病危，发动了夺门之变，拥护明英宗复位称帝。明英宗第二次登基，改帝号为天顺。为什么叫天顺？因为夺权毕竟不够有理，所以为名正言顺，遂以天顺为年号。意思是顺天旨意，自己才是真天子。不难想象，成化的“天”字款，灵感也可能源自于此。

明成化早期官窑，喜以永宣之物作蓝本。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模仿器形、署款及纹饰，一是模仿永宣颜色釉中的单色釉瓷。前者，于杯的内底上署篆书青花“永乐年制”四字；后者，于唇口边锥刻篆书“天”字。压手杯的“永乐年制”四字不惟“细若粒米”，竟然还有躲在花心内、埋在狮球中的，显示出帝王纯粹是为了饮酒、品茗与个人赏玩。而成化则把单个“天”字，高高地悬刻在杯的边口处，可知“天”字是显眼的，可能是给大臣看的。这器形和署款上的暗合，为成化瓷的确认，提供了理论依据。

再则，天字杯虽属罕见，1973年于台湾发现了两件。更重要的是，天字款的出现，就成化皇帝个人而言，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

从已面世的成化天字罐和成化天字杯来看，笔者认为，应该先有杯，后有罐；应该先有暗刻篆书“天”字款，后有青花楷书“天”字款。这不仅合乎从无到有的逻辑，更合乎成化皇帝的心理。成化“天”字款，意在警示朝野：皇帝受命于天，是真命天子。

显而易见，成化的“天”字款，有别于通常概念之官窑款！由于明宪宗朱见深独特的身世，造就了天字款。也因此，成化“天”字款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留有着独特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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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

《中国文物报》2020年5月26日6版

作者｜高阿申

编辑｜毛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