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沈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6

灭亡作者（灭亡作者是谁）

文丨云海

黑格尔曾经评论，说中国古代没有历史，只有王朝循环，甚至连发生的事情都是重复的。我们看二十五史，每个比较长命的王朝，大都会经历开国、调整、盛世、衰落、中兴、灭亡等生命周期。

而历代帝王尤其是开国君主，无不对这种王朝循环的教训刻骨铭心，殚精竭虑采取系列防范性措施，做出各种制度性安排，尽最大努力避免重蹈前朝覆辙，以求江山永续。

但是，随着清帝逊位皇权退场，历代帝王的这种努力，无一例外的，终究都没有逃过王朝循环的历史惯性。

企业管理者沈刚在《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一书中指出，这种建立—崩溃—重建的历史循环，意味着古代中国治理体系顽强的生命力。

书中，作者别出心裁地从治理体系变迁的视角，对中国王朝历史循环这一延绵两千余年的死结进行了解读。

从该框架出发，作者选取中国历史上四十余位有代表性的最高统治者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对中国古代王朝的治理成败和历代帝王的施政得失进行了分析。

以秦汉第一帝国阶段为例。

秦始皇以武力统一天下，首创皇帝制度，创立了以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和郡县制等法家方法论为统治策略的帝制治理体系。但是，法家的方法论虽然可以发展出高效的资源动员能力，却不可能成为和平时期凝聚国家政权的核心价值。

价值的缺失构成秦帝国运营系统的致命弊端，也成为了秦帝国二世而亡的主因。秦帝国在无休止的动员、压榨社会人力物力资源之下，最终二世而亡。

汉武帝在与秦始皇一样实行强化中央集权君主独裁策略的同时，排斥黄老、法家等诸家学说，独尊儒术，确立了以仁政治国的儒家思想作为汉帝国的核心价值，从而奠定了帝制时期治理体系的基本格局。

至此，秦汉第一帝国时期，经过几代君主的实践，为后世提供了儒法两种统治工具的治理范本。尤其是汉家制度，特点是以霸道、王道杂而用之。霸道即使用法家的方法论，以严刑峻法对待各种政治势力、地方豪族和犯法的民众，绝对维护皇权；王道即尊重儒生和儒家经典，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以德治教化民众自觉服从。

儒表法里治理体系的成型，将汉政权带入了汉武帝、汉宣帝的极盛时期。而正是得益于儒家教化凝聚人心的作用，东汉政权尽管出现了太后临朝、外戚专权、宦官弄权等严重弊端，仍然屹立了百年以上。

作者指出，统治国家的价值理论和方法策略实现统一，不仅可以带来组织的完善、资源的积累，甚至可以突破大环境的瓶颈，推动整个治理体系的良性成长和正向发展。

王莽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西汉末年汉室皇帝幼弱的情况下，外戚势力王莽利用儒家的天命转移理论和图谶学说，通过禅让的和平方式登上大位，意外地造成汉政权运营系统的中断。

然而，建立新朝后的王莽，过于看重儒家经典的教条和概念，忽视民众的根本需求，且缺乏法家霹雳雷霆的手段，其掌握的组织和资源，不足以支撑一场巨大的社会实验。结果是，以儒治国的新朝，历经十四年即亡。

这是帝制治理两千年中，实践儒家理想国的唯一一次。

至于帝制时期运营系统的中断或重启，即改朝换代，主要有三种的类型：一是大规模农民起义，如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新莽时期的绿林、赤眉军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隋末的瓦岗军起义，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起义等；二是权臣篡位，如终结西汉建立新朝的王莽，终结东汉建立魏朝的曹丕，代魏建晋的司马炎，代北周建隋的隋文帝，代后周建宋的赵匡胤等；三是边地少数民族入侵，如取代辽国的女真族金国，灭宋的蒙元，灭南明的满清等。

清朝则是在被动应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向灭亡的。大航海时代的外部大环境的变化超出了数千年来人们固有的认知，晚清时期清政府被强行拉入了西方治理体系的轨道。

而庚子国变后，慈禧太后同意废除科举（旧有价值观）、预备立宪（方法论），实际上宣告了忠于儒家思想、清政权品牌和皇帝的三位一体信仰体系崩溃，但却没有能力提供新时期清晰和有效的解决方案，反而激化了满清亲贵集团和北洋系、立宪派和革命党等各种势力的矛盾。慈禧去世三年后，清王朝即轰然倒塌。

而如果根据国家运营系统平衡的程度以及治理能力、品德和业绩来评分，帝制时期四百多位君主中，汉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康熙帝可以列入得分最高的前四位，因为他们所创立的运营模式，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的经典案例。

《兴亡》一书从治理体系变迁的独特视角，细数了历代帝王的施政得失，简明扼要地串起了一部两千多年的帝制中国治理史，是一部有创意、有启发的史论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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