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御史大夫张中青铜九头狮政斗镇墓兽底座玺书12字符瑞符应（印）“天命钦册封政斗勤国之宝印”，其中“天命”一词除了天之意志等表层文字意义之外，更是古代“微言文”的重要表现形式。天是中华文化信仰体系的一个核心内容。有神格化、人格化、人神相应之天体星宿及道德化等概念和象征意义。

所谓天命就是上天所赐授的符命，即古代“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谓“天”能致命于人，决定人类命运。在古代，尤其是两汉时期的宗教化的儒家今文经学的影响下，谶言担负起一种职能，即改天换地改朝换代者维护自己统治的合理性的思想工具。

01古代“国监”与“命卿”

壬申誓记石

为了加强中央权威，除了“朝见”，周王朝设置了一些制度，用以制衡诸侯国。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国监”、“命卿”、“朝见”等制度。对此，网名为“国家人文历史”有一篇网文，引述如下：

1、国监。

国监制度即是由王朝派出官员，用于监察诸侯国。在春秋时期，齐国尚有国、高两个“国监”，霸主齐桓公想要以上卿之礼礼遇贤相管仲，管仲推辞道：“臣贱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若节春秋来承王命，何以礼焉。陪臣敢辞。”（大意：臣是地位低下的官员，天子派出的国、高两家仍在，如果有一天他们带着王命前来，我们又应该用什么礼节来礼遇他们呢，希望您能让小臣辞谢。）表明到了春秋时期，由天子派出的国监依然地位崇高。

濮监作尊簋

而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中也可以看到国监的蛛丝马迹。在近年来发掘的湖北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中，曾经出土了一只青铜簋，铭文为：濮监作尊簋。

铭文表明作器者的身份为一代“濮监”，即派到濮国的国监。濮国距离曾国不远，曾经参加了武王伐纣，是周人的传统盟友，周天子派国监监视濮国，表明对于这些盟友，周天子并不完全信任。

另一件仲几父的簋铭文则表明国监是普遍存在的：仲几父使几使于诸侯、诸监……（大意：仲几父派几出使诸侯、诸监……）

铭文中称为“诸监”，即国监有多个，并且将“诸监”置于“诸侯”之后，表明诸监和诸侯之间关系密切。这些都表明，在西周时期，国监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他们由王朝派出，驻扎在诸侯附近，使王朝拥有控制诸侯的能力。

2、命卿。

古代王朝控制诸侯的制度为“命卿”制度，《礼记》记载“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大国的三卿都受天子任命，次一等的诸侯国，三卿中两位受天子任命，一位由诸侯自行任命，小国的两卿全部由诸侯自行任命）按照这种说法，天子直接控制了诸侯的人事任命权，以此看来，诸侯的自主性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大。

在目前所见的金文铭文中，我们也找到了命卿制度的痕迹：……王命左右曰：更乃祖考作冢司工于蔡……（大意：天子命令“左右”说，继承你父亲、祖父的事业，在蔡国作冢司工。）

冢司工就是大司空，是蔡国总管制造业和建筑业的高级官员，是诸侯国最重要的“三有司”（司工、司马、司土）之一。这位叫“左右”的贵族家中世世代代都在蔡国担任冢司工，他的官位并不来自自己的君主蔡侯，而是来自周天子的任命，可见周天子确实拥有干涉诸侯国内部人事任命的权力。

这种权力到底有多大影响呢？我们再来看两件青铜器铭文：

……王乎内史册命豆闭，王曰：闭，赐汝织衣……用抄乃祖考事，司俞邦君司马、弓、矢……（大意：天子命令内史册命豆闭，天子说：豆闭，我赐给你若干仪仗……你要继承你父亲和祖父的职事，管理俞国的马匹、弓、箭矢……）

惟正月壬申，王格于共大室，王若曰:“引，余既命汝更乃祖司齐师，余唯申命汝，赐汝彤弓一、彤矢百、马四匹，敬乃御，毋败绩。”（大意：正月壬申，天子来到共王庙，天子说：“引，我曾经册命你继承你祖父的职事管理齐师，现在我重申我的命令，赐给你若干仪仗，你要好好驾驶战车，不要失败。”）

在这两段铭文中，器主豆闭和引都是祖祖辈辈担任诸侯国军官的重要官员，豆闭负责管理俞国的军马和弓箭，管理住了这些物资则实质上控制住了俞国的军队；引则负责管理齐国的军队，齐国是拥有“五侯九伯，汝实征之”大权的东方大国，其军队竟然也由天子任命的官员管辖。这两件青铜器铭文反映了“命卿”制度远比我们想象得更有效，天子可以通过这项制度深入控制诸侯国的军队，这样一来地方诸侯国也难以挑战中央的权威了。

总之，西周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管理制度来管理众多的诸侯国：朝见制度使天子和诸侯之间维持极为紧密的关系，天子甚至可以以此干涉诸侯国的继承；“国监”和“命卿”制度，一个在外、一个在里，全面地限制了诸侯的权力，使得周天子的权威能在相当程度上深入诸侯国内部，防止地方政权尾大不掉；周天子还拥有远比诸侯国强大的军队“西六师”和“殷八师”，保证其拥有足以消灭任何挑战者的强大实力。

正是得益于复杂的制度设计，在西周时期，诸侯国虽多，却罕有能挑战周天子权威的诸侯国出现，而周天子借着这样的权威常常能左右诸侯的命运：周孝王消灭了藏匿美女不进献的密国、周夷王烹杀了齐国国君齐哀侯、周宣王干涉鲁国继承……总之直到周王室毁于犬戎之乱前，地方诸侯面对周天子并没有说“不”的权力。

分封的设计者们既看到了这项制度巨大的威力，也着手限制了这项制度可能产生的弊端，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分封制度的推动下，周王朝在渡过了建国初的混乱之后，很快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北方有燕、邢，南方有曾、应，东方有齐、鲁，山西有晋……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在周边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正是在此之后，西周历史进入了历代文人儒士向往的“刑错四十年不用”的“成康之治”时代。

02西汉白马之盟

“天命观”在古代威权及军事上的体现主要有：委命、委挚及丹书铁契，具体史实如白马之盟等。

《史记》、《汉书.高后纪》曰“自知背高帝约”颜师古注曰：“非刘氏而王，非有功而侯，天下共诛之。”《后汉书·祭遵传》云：“丹书铁券，传于无穷。”

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云：“六年（前201年），甲申，始剖符封功臣为彻侯，所食邑独多。……十一年（前197年）……五月，诏立秦南海尉赵佗为南粤王，使陆贾即誓玺绶，与剖符通使，使和集百越，无为南边患害。……

十二年（前196年）…五月，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太祖高皇帝》）、“初，高祖特功臣为列侯百四十有三人。…其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世宗孝武皇帝》）

03剖符命官、命卿

古代忠孝仁义之德行在军事上称为“委命”，官员称为“朝廷命官”，又叫委质。所谓“命官、命卿”有两层意思，一是朝廷、政府所任命的官员，或叫肩负朝廷重要使命的官员；二是朝廷任命官员之时，以财物或生死文状所承诺的忠诚表白，相当于现代的立军令状；即要向皇帝和朝廷表忠心，或者签订生死文书，就叫委质，亦作“委挚”、“委贽”、“死贽”。只不过，先秦委质多以质押太子居多，西汉自高祖刘邦开始，则实行剖等丹书，又叫丹书铁契。相当于周、秦时期的御史四方文书或皇帝玺书。详附文《古代丹书铁契》。

其中在底座12字铭文中的“天命、宝印”二词，就很好地体现了委质、丹书铁契等意。所谓宝印，就是玺书忠信之印，与剖符意义相近。

“剖符”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丹书、铁契、金匮、石室”，即以铁为契，以丹书之，将皇帝与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写在“铁券”上，装进金匮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庙内，以示郑重和保证“铁券”安全。是皇帝与功臣、重臣之间信守凭证。

《文心雕龙.书记》云：“符者，孚也。孚者，信也。征召防伪，事资中孚。三代玉瑞，汉刊金竹，末代从省，易以书翰矣。”

《左传.昭公七年》：“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改侮。’”

《周礼.春官》“典命”。注：“谓王迁秩君臣之书。”锡胤，谓如轩辕唐虞之命姓。《说文》云：“胤，子孙相承继也。”

《史记.封禅书》云：“遂觐东后。东后者，诸侯也。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

《汉书.王嘉传》云：“虽不能尽贤，天子为择臣，立命卿以辅之。……书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师古曰：“命卿，命於天子者也。虞书咎繇谟之辞也。言皇天命於有德者以居列位，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尊卑之服采章各异也。”

《春秋元命苞》云：“命者，天之命也。万物咸命均天，故天命单谓之命。授官，谓如唐虞三代之命官。”

《周礼.春官》“典命”。注：“谓王迁秩君臣之书。”锡胤，谓如轩辕唐虞之命姓。《说文》云：“胤，子孙相承继也。”

金书铁券，长52厘米、宽29.8厘米、厚0.4厘米，由浙江嵊州长乐镇钱氏后裔收藏并捐献。

04丹书铁契

据考，汉高祖刘邦夺取政权后，为巩固统治笼络功臣，“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又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于宗庙”，颁给功臣元勋“丹书铁券”作为褒奖。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与功臣剖符作誓，丹书铁契，金匮石室，藏之宗庙。”

《汉书.高帝纪》云：“甲申，始剖符封功臣曹参等为通侯。”师古曰：“剖，破也，与其合符而分授之也。”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自古帝王之兴，曷尝不建辅弼之臣所与共成天功者乎！……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於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录弟下竟，臧诸宗庙，副在有司。”

05天命的威权器物：九鼎象征中国最早的天命

九鼎是上古时期最早的天命象征器物。《史记.夏本纪》：“禹铸九鼎，以象九州。”发展到后来的簋、斧钺、宝剑、（张中）政斗、王莽威斗等器物，以及明堂、宫殿（汉代未央宫）等建筑。

祝勇在《九鼎，中国最高权力最早的象征》中说：商朝灭亡后，从夏朝流传而来的九鼎，就像漂流瓶一样，漂流到了周朝，由商朝的最后一个首都殷，搬运到周朝崭新的都城洛邑，安顿在成周城的明堂当中，用以震慑天下。

张光直说：“王权的政治权力来自对九鼎的象征性的独占，也就是来自对中国古代艺术的独占。所以改朝换代之际，不但有政治权力的转移，而且有中国古代艺术品精华的转移。”因此，夏商周三代都城的漂移路线，同时也是九鼎的搬运路线。

四百年后，公元前606年，一位雄心勃勃的楚王挥师挺进到东周都城洛邑附近，这让周朝皇帝心中感到彻骨的冰凉。此时的周朝，早已天下大乱，皇权出现功能性萎缩，周王已成傀儡，再也无力展示自己的肌肉。于是，那些不忠不孝的诸侯们，就像惦记父亲的存折一样惦记起九鼎。有一天，兵临洛阳郊区的楚王，向周王派来的那个名叫王孙满的使臣打听鼎的下落，问道：九鼎到底是大是小，是轻是重？王孙满的回答给了楚王一个大窝脖儿：再怎么论，你也与九鼎攀不上关系。

王孙满当时的回答，后来被史料一遍遍地书写过。他说：“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王孙满告诉楚王，鼎身上铸出的那些动物纹样，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是用来沟通天地神祇的灵物。它们张嘴的地方，风就从那里产生，巫师升天，也全靠它。因此，九鼎并不仅仅是用来显示政治权威的礼器，更是一种神器。只有在有德的君主面前，它才灵验。夏朝不灵了，它就来到了商朝；商朝气数尽了，它又来到周朝。如果君王德行兼备，那么鼎即使再小，它的分量也是重的；反之，鼎再大，它也是轻飘飘的。此刻，周王就把九鼎放在郏鄏，占卜已经预言，这只鼎可以传三十代，享七百年，这是上天的意志，是“天命”。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弱了，但是天命谁也篡改不了。所以，这九鼎，您还是别惦记了。

《左传》里的这段文字，不仅描述了九鼎的外貌，更让我们知道，在当时的观念中，万物之灵，都附着在鼎上，使这些鼎拥有了超自然的色彩。大禹创建夏朝，不仅依赖政治上的强势，更是“天命”所归。天的旨意，成为指导人间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

后来的帝王从这一事件中得到启示，无不把自己描绘成“天命”的代表者。唯有如此，他的权力才会变得无可争议。而九鼎，无疑就成了对“天命”的证明。于是，它不再是作为历史事件的结局而出现的，而是成了这件事件的先决条件。公元前606年，楚王不知天高地厚地“问鼎”，把得九鼎与得天下完全画了等号。九鼎的意义，从此出现了戏剧性的倒置，成为天下诸侯得到王权的一个先验性的条件。

公元前290年，秦相张仪向秦惠王的建议再次证明了这一点。他主张攻打新城、宜阳，以威震周室，周皇室惊慌之下，必然会将九鼎出让给秦国，以求自保。拥有了九鼎，依照版图和户籍，挟持天子来号令天下，天下就没有敢不听从的，秦王的霸业，可大功告成。

周朝灭亡后，九鼎下落不明。公元前219年，扫灭六国的秦始皇在东巡归来途中，在彭城听说九鼎又在大河中神奇地出现了，立刻乐开了花，派数千人脱了裤子下河寻找。就在他们用绳子即将把九鼎拉上来的时候，天空中突然飞来一条苍龙，一口咬断了绳子，九鼎又重重地摔入水中，溅起一朵朵巨大的蘑菇云，很久以后，它们荡起的巨大波纹才慢慢平复。

《资治通鉴》对这一事件的记载是：秦始皇东巡归来，过彭城，“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因治水成功而铸造的九鼎，自夏至周、在人间存在了两千多年之后，又回归了江河，再未进入世人的视线。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