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苓采苓，

曾母投杼（曾母投杼的意思）

首阳之巅。

人之为言，

苟亦无信。

舍旃舍旃，

苟亦无然。

人之为言，

胡得焉？

······

诗经国风《唐风·采苓》第一章，大意是：采茯苓啊采茯苓，在首阳山顶。有人说的假话，也没什么可信的。抛弃它们吧，千万别信以为真，那些人造谣生事，又能得到什么呢？

《毛诗序》：“《采苓》，刺晋献公也。献公好听谗焉。”

方玉润《诗经原始》：“自古人君听谗多矣，其始由于心之多疑而好察，数数访刺外事于左右，故小人得乘机而进谗，势至顺而机又易投也。若夫明哲圣主，未尝不察迩而兼听，但其心虚，故人之为言未敢遽信为然，必审焉而后听。其心公，故人之进言亦必姑舍其然，详察焉而后进。造言者既有所惮而难入，则谗不远而自息矣。”即以此诗为止听谗言也。

从《诗经原始》的解读中，就想到历史上两个著名的典故也是两个成语故事，一个是曾参杀人，另一个是三人成虎。

先来说曾参杀人（也说曾母投杼，是同一个事件的典故）。

《战国策?秦策二》：“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夫以曾参之贤与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则慈母不能信也。”

曾参住在鲁国费地的时候，费地有一个与曾参同名同姓的人，杀死了一个人，被人们传开了，邻居并不知道有两个曾参，有人就跑来告诉曾参的母亲说：“曾参杀了人！”曾参的母亲正在织布说：“我的儿子是不会杀人的。”说完便只管织自己的布。过了一会儿，又跑来一人说：“曾参杀了人！”曾参的母亲还是照常织着自己的布。又过了一会儿，再跑来一人说：“曾参杀人了！”曾参的母亲便害怕起来，连忙丢掉织布的梭子，爬墙逃走了。

“三人成虎”的故事则发生在战国时期。据西汉刘向《战国策?魏策二》记载：

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谓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庞葱曰：“夫市之无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郸去大梁也远于市，而议臣者过于三人矣。愿王察之矣。”王曰：“寡人自为知。”于是辞行，而谗言先至。后太子罢质，果不得见

魏国大臣庞葱陪同太子前往赵国做人质，临出发前，他对魏王说：“如今有一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回答：“我不相信。”庞葱又问道：“如果有两个人说街市上出现了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说：“我会有些怀疑。”

庞葱接着说：“如果又出现了第三个人说街市上有老虎，大王相信吗？”魏王回答：“我当然会相信。”庞葱说：“很明显，街市上根本不会出现老虎，可是经过三个人的传播，街市上好像就真的有了老虎。而今赵国都城邯郸和魏国都城大梁的距离，要比王宫离街市的距离远很多，对我有非议的人又不止三个，还望大王可以明察秋毫啊。”魏王说：“这个我心里有数，你就放心去吧！”

果然，庞葱刚陪着太子离开，就有人在魏王面前诬陷他。刚开始，魏王还会为庞葱辩解，诬陷的人多了魏王竟然信以为真。等庞葱和太子回国后，魏王再也没有召见过他。

这两个典故，分明说出了“人之为言”的严重后果，因为“人之为言”，慈母也信不过亲儿，因为“人之为言”，君王也信不过良臣。“人之为言”既可以挑战君臣关系，也可以颠覆血缘亲情。这里的“为言”通“伪言”，现代汉语亦即谣言。我们现在还说，谎言不断重复，就会有三分真样。严格的讲，谣言比较中性，而谎言却是主观的有意为之，本质而言，都是未经证实的消息，都可以算是谣言一类。在古汉语中，也就是人之“伪言”。

诗中告诫人们对待“人之为言”要有三种态度“无信”、“无与”、“无从”。“无信”，是强调伪言内容的虚假；“无与”，是强调伪言蛊惑的不可置理；“无从”，是强调伪言的教唆不可信从。这就是说，“人之为言”首先要认识到它是不可信的，既然不可信就不要参与传播，更不要听信“人之为言”来折磨自己。语意层层递进，从而强调伪言之伪。诗中又用“舍旃舍旃”这个叠句，反复叮咛，进一步申述伪言的全不可靠，要舍弃它们，不能信以为真，因为世道复杂、人心不古，三人成虎、众口烁金之事不绝如缕。

人之为言的这个言，是可以产生语言暴力的，所以我们才有人言可畏、言语杀人的说法，同样语言也有温情的一面，良言一句三冬暖，语言还有警醒的作用，如忠言逆耳，而人之为言更多的是“伪言”，是漫天飞舞的人性和情绪的交织，是“谣言四起”。

追溯人类的起源，你会发现人类的缘起也可能是基于“伪言”。从人类诞生的那一刻起，“伪言”也随之相伴而生，这是人类的社会属性和语言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人类社会的形成是一个从血缘走向社会关系的过程，在经历氏族、部落、族群、联盟、国家等不同阶段和过程中，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纽带就是“言说”即语言和文字。仅就语言而言，世界上就有7000多种，主要包括了印欧语系、汉藏语系、闪含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爱斯基摩-阿留申语系、非洲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大洋洲的密克罗尼西亚语系、德拉维达语系、印第安语系以及不属于任何语系的日语、苏美尔语、巴斯克语、阿伊努语、琉球语、布鲁夏斯基语等等。同一种语言还有地域、族群的差异，形成各自不同的方言俚语，所谓的“隔山不同音、隔水不同俗”。

在相互交流和传播中，“伪言”不胫而走，成为最古老的传媒。

法国营销学教授让-诺埃尔·卡普费雷认为，谣言通常是社会自发的产物，既非故意、亦非谋划。它的力量在于：它是一个集体行动。在信息传递过程中，往往有三种演变过程：删减、强调和同化。人们总是试图将他人七零八碎地叙述给他们的片段像拼图游戏般再把它们拼凑起来。信息越是不全，人们就越是不知不觉地去斟酌其含意。谣言既是一种信息的扩散过程，同时也是一种解释和评论的过程。

为了求知，为了说服他人，为了自我解放，为了取乐，有的时候，就是为说而说，闲聊时我们总要说些什么吧，谣言是完成社会联系、加强朋友之间、亲人之间、同事之间关系的绝好桥梁。

让-诺埃尔·卡普费雷在他的传播学著述《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中说：

“我们为什么相信那些我们信以为真的事物？事实上，我们都是带着一大堆思想、观点、形象和信念生活在这个环绕着我们的世界上。而这些思想、观点、形象和信念往往从道听途说那里获得。谣言提醒了我们一个明显的事实：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是真实的、有根据的或被证实的便相信它们。比较起来，情况正相反：因为我们相信它们，它们才是真实的。谣言再一次证明，如果有必要的话，任何可靠性都是社会性的：我们隶属的那个社会群体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社会是建筑在信仰而不是证据的基础上的。并不是存在上帝的证据创造了信仰，而是人们信仰了，才产生上帝。”

由此可见，人类有多古老，谣言就有多古老，谣言是古老的传媒，没有谣言就没有真相，没有谣言就不可能有人类的社会生活。谣言总是充盈在我们周围，给平淡的生活增添趣味和神秘，也给无忧的人们带来疑虑和恐惧，它给科学和真实披上魔幻的外衣，也给威权和统御注入神性的灵魂，有时候它乔装成少年，用“狼来了”换取信任和同情，有时候它美妆成少女，用“千金一笑”博取欢颜与江山沉沦，有时候变身为老叟智者，用晦涩的文字和扭曲的世情涂抹真实、雕琢言行，而更多时候，它就是一阵风，风来了，风散了。

1947年，由美国社会学家G?W?奥尔波特和L?波斯特曼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谣言公式，谣言的杀伤力=信息的重要度（重要性）×信息的不透明程度（模糊性）。他们在这个公式中指出了谣言的产生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当重要性与模糊性一方趋向零时，谣言的效用也就趋向最小了。

事件的重要性是一个不可控因素，公式中能够控制的因素就是信息的不透明程度，提高透明度降低模糊性，及时披露事件的真相就成为终止谣言传播的必然选择，所谓：“谣言止于真相”。

再进一步说，披露真相的方式和渠道就很关键，自由言论和自由表达就成为自由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从世界范围看，为了限制公权力对染指和导向传媒的巨大影响，官方不被允许直接或间接控制媒体，让真相在各种舆情中，充分呈现也充分发酵，“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在传播和辩论中接近真理和真实。

中国自古以来就认识到谣言的危害性，积毁销骨、人言可畏，在《国语·周语下》中有“众心成城，众口铄金”的说法，其中对“众口”的言说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对于谣言，古代的智慧是《荀子·大略》中的那句话：“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道理能明白，但是对流言为什么止于智者？又如何去发挥智者的作用让流言遁于无形？再说，去哪儿找这些智者呢？谁又是智者呢？

这些问题，似是有答案，又确是没有答案。

“反躬自省”的文化土壤还是让很多人找到了自处的方式，黄庭坚在《劝交代张和父酒》中说：“三人成虎事多有，众口铄金君自宽”。

回到“人之为言”，回到诗经《采苓》。

朱熹认为让造谣者“无所得”即可“馋止”，朱子在《诗集传》中说：“比也。此刺听谗之诗。言子欲采苓于首阳之巅乎？然人之为是言，以告子者，未可遽以为信也。姑舍置之，而无遽以为然，得察而审听之，则造言者无所得而谗止矣。”

明代的戴君恩从文学的角度对此诗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在《读风臆评》中说：“各章上四句，如春水池塘，笼烟浣月，汪汪有致。下四句乃如风气浪生，龙惊鸟澜，莫可控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