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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库页岛战役(库页岛战役的电影)

中苏库页岛战役(库页岛战役的电影)老周摘要:最近南京玄奘寺被曝出供奉日本战犯牌位,围绕日本战犯的话题再次成为热点。而在整个抗战期间,曾经担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参与指挥了多次重大战役,被认为是最为凶残毒辣的日军将领冈村宁次,这样一个罪恶昭彰的恶魔,为什么战后没有受到战犯审判?【本号原来关联公众号“老周的深度君事”被永久封冻,现已开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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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最近南京玄奘寺被曝出供奉日本战犯牌位,围绕日本战犯的话题再次成为热点。而在整个抗战期间,曾经担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参与指挥了多次重大战役,被认为是最为凶残毒辣的日军将领冈村宁次,这样一个罪恶昭彰的恶魔,为什么战后没有受到战犯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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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库页岛战役(库页岛战役的电影)

中苏库页岛战役(库页岛战役的电影)

最近南京玄奘寺被曝出供奉日本战犯牌位,围绕日本战犯的话题再次成为热点。而在整个抗战期间,曾经担任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参与指挥了多次重大战役,被认为是最为凶残毒辣的日军将领冈村宁次,这样一个罪恶昭彰的恶魔,为什么战后没有受到战犯审判?

首先,还是要强调,战犯是具有法律意义的概念,一定要经过军事法庭的审判,由法庭判定并量刑的战争罪犯,才能称为战犯。不然只能称为罪人,甚至恶魔,但不能说是战犯。这种情况在抗战期间还确实出现过,例如策划发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就没有在战后受到战犯审判。而冈村宁次,无论是职务,还是在战争所犯下的累累罪恶,都完全够得上甲级战犯,但为什么他最后逃脱了审判?

冈村宁次到底是个怎样的人物?在抗战期间到底犯下了怎样的战争罪行?

冈村宁次,1884年5月出生在日本东京四名坂町,这是一个武士聚居的街区,尽管冈村家是个没落的武士家庭,但毕竟还是武士家庭,所以冈村从小就受到了武士道思想的熏陶和影响。

1897年,冈村宁次小学毕业,考进了著名的东京专门学校(就是今天著名的早稻田大学)的附设中学部。这可是名校啊,收费自然很高,冈村家显然是负担不起的,所以只读了一年多就转入东京陆军幼年学校,由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1900年冈村考入了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期,这一期可以说是将星云集,和冈村同期的同学包括永田铁山、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安藤利吉等在二战时期名声显赫的将领。

1904年,冈村宁次以优异的成绩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第一师团步兵第1联队补充部队任少尉小队副官。同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在冈村宁次的一再请战下,于翌年4月冈村宁次从补充部队转到第十三师团步兵第49联队担任小队长,随部队参加库页岛战役。

1914年8月,调任参谋本部外国战史处。同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乘机夺取了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山东青岛。1915年2月,日军参谋本部为编纂日德战争作战史,派冈村宁次等人赴青岛搜集资料,就这样冈村宁次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冈村宁次到青岛不久,被担任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顾问的日本陆军中将青木宣纯调至北京做他的助手,冈村具体工作主要负责对外联络、文牍书案之类。冈村这次在北京的工作一干就是四年多,在这段时间里,冈村对中国各方面的情况都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成为一个通晓中国情况的“中国通”。

1919年7月,冈村宁次回到日本,担任陆军军事调查部新闻班的少佐班员,主要负责军民联络和宣传。

1921年,冈村转任巡回武官赴欧美考察,这次欧洲之旅中,在东久迩宫稔彦亲王的引见下,冈村和一批在欧洲担任武官的日本少壮派军官与正在欧洲访问的皇太子裕仁(就是后来的昭和天皇)进行秘密会面,这显然是裕仁正在招揽少壮派军官作为自己的党羽,而这批少壮军官后来大都升至中将甚至大将,成为发动战争的核心力量。

1921年10月,德国著名的旅游胜地巴登巴登,日本驻瑞士武官永田铁山、日本驻俄国武官小畑敏四郎和冈村三名少佐军官举行了一次秘密聚会,这三人都是日本陆军中的佼佼者,永田铁山士官学校16期毕业成绩第4名、陆军大学23期毕业成绩第2名;小畑敏四郎士官学校16期毕业成绩第5名,陆军大学23期毕业成绩第1名——在日本陆军中,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的毕业成绩排名是非常重要的指数,排名靠前的在日后的仕途上,晋升军衔以及进入核心中枢部门任职都比一般人要有优先权,尤其是陆军大学毕业成绩的前六名,会得到天皇御赐的军刀,因此被称为“军刀组”。“军刀组”在日本陆军中享有极高的荣耀。永田和小畑都是“军刀组”,相比之下,冈村的成绩要差了一些,士官学校16期第6名,陆军大学25期第8名,虽然不是“军刀组”,但这个成绩排名也已经很不错了,在群英荟萃的陆军大学绝对算是翘楚了。

这三名少佐军官被称为“三羽乌”,在日语中,“三羽乌”的字面意思是三只乌鸦,但实际上是个带有赞誉的褒义词,相当于汉语中的“三剑客”或者“三杰”的意思。

其实,在巴登巴登的秘密聚会上,不止这三个少佐,还有一位,就是时任日本驻德国武官的东条英机少佐,他是士官学校第18期,陆军大学第27期,是“三羽乌”的学弟,所以没资格参加讨论,只能负责添茶加水,把门望风。尽管日后东条英机官至首相,但此时只是为“三羽乌”跑腿的小弟。

除了在巴登巴登聚会的四名少佐之外,后来又有驻柏林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小太郎、驻巴黎武官中岛今朝吾、驻科隆武官下村定、驻哈尔滨武官松井石根、驻北京武官矶谷廉介等7人先后加入了这个小团队。这11人都是日本赖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昭和军阀的核心骨干。

1923年至1924年,冈村任日本驻上海大使馆武官,积极收集中国的各方面情报,并极力鼓动对中国的侵略。

1925年,冈村受北洋军阀孙传芳的邀请,担任孙传芳的军事顾问。因为孙传芳1900年东渡日本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军事,和冈村是同学,两人还曾经打过一架,可谓“不打不相识”,就此成为好友。

坊间对于冈村担任孙传芳军事顾问一直有种传说,冈村偷走了孙传芳的一份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这显然是无稽之谈,因为当年中国的测绘能力很差,地图的准确性很差,反倒是日本为了准备和中国作战,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和积累,绘制的大比例中国地图准确度很高。在抗战期间,缴获日军的地图,甚至比缴获九二步兵炮还要有价值。

1927年,冈村调任第三师团步兵第6联队长大佐联队长,这也是冈村第一次担任独当一面的部队主官。而且在他担任联队长时,第6联队在青岛登陆,并在济南和北伐军发生冲突,酿成济南惨案。

1930年,晋升少将。

1935年,冈村宁次升任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部长,进入了日军大本营的决策层。

1936年3月,晋升中将,调任第二师团师团长。日军的第二师团是十七个常备师团之一,也是在历次战争中迭创胜绩的王牌,当时作为关东军的一部分,驻扎在中国东北。1942年在太平洋战争的瓜达尔卡纳尔战役中遭到惨败,损失惨重。

1938年6月,升任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这个第十一军是日军在中国战场唯一的野战军,主要担负战略进攻性任务,也是日军在中国战场最核心的打击力量。

冈村指挥第十一军先后进行了武汉、南昌、长沙、宜昌、枣阳等战役。他指挥作战,擅长运用精锐部队展开迂回、合围等机动作战。而且他还总结出:“敌非敌,山水为敌”的结论,也就是说真正的对手不是中国军队,而是中国的山山水水。这个结论相当精辟指出了中国战场的特点,中国广阔的疆域就是可以让日军陷于灭顶之灾的泥潭。在日军战线所及之处(基本上是武汉以东),日军想要占领哪个城市,就可以占领哪个城市。但是随着战线的延伸。日军战力再强,也难以发挥。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即便只占领一半四百八十万平方公里——十四年抗战日军总共占领357.6万平方公里,只占中国总面积的37.3%——每个重要城镇驻扎一个小队,每个县城驻扎一个中队,至少也要两百万部队,这显然是日本根本难以承受的,更别说如果还有抵抗的话。

1940年3月,冈村回国担任军事参议官,这是个没有实权的荣誉性虚职。

1941年4月,晋升陆军大将。从1904年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少尉,经过三十七年就晋升到了最高军衔大将(日本虽然有元帅军衔,但并不是常设军衔,一般只授予有极高声望的将领),这个升迁速度已经相当快了。

1940年7月,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他上任后将华北各地划分为“治安区”(即日军占领区)、“准治安区”(即双方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分别实行“清乡”、“蚕食”、“扫荡”不同的对策,并在华北地区连续发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尤其是1942年5月发动“五一大扫荡”,使华北地区的八路军遭受了很大损失。在抗战期间,最残酷的“三光”政策就是在这一阶段提出的,“三光”政策很明显就是严重的战争罪行。他甚至组织特种部队,对八路军总部进行“斩首”行动,导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牺牲。

冈村上任一年,华北八路军兵力损失三分之一,根据地面积缩小三分之一,是抗战以来八路军最困难的时期,此时冈村所指挥的华北地区日军总兵力才只不过15万人,而华北敌后的八路军总兵力超过了40万。

1944年6月,调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所部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一号作战”(即豫湘桂战役),先后攻占桂林、柳州、南宁,打通了粤汉、湘桂铁路线,直达中越边境,和东南亚的日军南方军打通了联系。

1944年11月,冈村升任中国派遣军(日军称为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官,指挥在中国战场的所有日军部队。

此时,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经节节败退,冈村设想利用中国战场上日军占据优势,发动大规模攻势直取重庆,以此吸引盟军大量向中国增兵,以缓解在太平洋上的危急局势。但一方面当时日军已经意识到失败不可避免,士气低落,再也没有战争初期的必胜信念,另一方面又有美军准备在华东沿海登陆的风声,因此就放弃了进攻重庆计划,全力应付美军可能的登陆。

中国派遣军于1939年9月成立,从1939年9月到1944年9月,总兵力都一直维持在75万人左右,1944年9月以后为了应对美军可能的登陆,总兵力增至90万人。到1945年8月,中国派遣军下辖27个师团、34个独立旅团,总兵力达100万人。

1945年8月15日,冈村宁次收到大本营发来的“天皇陛下已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的陆军第68号密电。冈村最初还准备率领一百万中国派遣军依托在中国的占领区继续顽抗,但是本土投降,士气将极为低落,而且这样将会遭到中、美、苏三面夹击,根本没有胜利的可能。另外,据说当时日本大本营还密令他率部向中共武装投降——日本大本营的这个指示极为阴险,因为中共如果得到了一百万部队的装备,实力将大为增强,与国民党的争斗也将更为激烈,一旦国共爆发冲突,无疑将大大削弱中国的整体国家实力。

但是,冈村宁次考虑再三,他认为如果向中共投降,国民政府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这将使在中国的一百万部队和数十万侨民陷入危险的境地,因此最后还是决定向国民政府投降。

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在南京举行。冈村宁次作为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最高长官在投降书上签字。

1945年9月至1948年3月,冈村先后以“中国战区日本官兵善后总联络部长官”和“联络班长”等名义,协助国民政府遣返日军、日侨。

国民政府对冈村宁次没有向中共投降投桃报李,没有将他押解回日本。尽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946年开庭后,多次向国民政府要求将冈村押解回日本,但都被国民政府以需要冈村协助遣返日军日侨,一再拖延。加上冈村在战争期间,都是在中国战场,基本没有参与太平洋战场,对美英等国几乎没有造成什么损害,既然中国都对审判冈村这么不上心,美国也就没有再紧盯不放,就这样直到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束,冈村都没有被押解回日本。

1947年,国共内战爆发,由于冈村在抗战时,对付华北敌后的八路军很有一套,给了八路军以很大损失,因此被国民党秘密聘请为军事顾问。

1948年3月底,由于盟国方面的一再要求,以及中国民间的舆论压力,国民政府才将冈村解往上海候审。8月中旬,被正式送进上海的日本战犯监狱,但不久就以“保外就医”名义出狱,在上海黄渡路秘密住所监视居住。

1949年1月26日,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在上海宣布冈村宁次在战争中“无罪”。就这样,被彭德怀评价为:“(冈村宁次)更为毒辣、老练。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要调查半年做准备。无内线配合不进行蚕食。不出风头,不多讲话,对部下不粗暴,讲话里看不出动向。他经常广泛收集研究我们,老练得很,华北日军司令官中最厉害一个”的冈村宁次逃脱了正义的审判。

当然,冈村宁次这样罪恶昭彰的日酋被无罪释放,肯定会引起中国民间的极大不满,1月28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向南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谴责对冈村宁次的无罪判决,要求重新逮捕他。此时蒋介石已经宣布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谈,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但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却将命令扣住不发,并派副官通知冈村他于次日6时30分之前到战犯监狱集合,与狱中其他在押的日本人一同乘坐美国轮船回国。

1949年1月30日上午10时,冈村搭乘“维克斯”号美国轮船驶离上海黄浦港,回到日本。

1950年,一批前日军官兵酝酿成立了“战友会”,冈村受邀挂名担任副会长。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为了重振旗鼓,在台北市郊阳明山成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并亲自兼任院长。这个研究院不仅培训党政干部,也培训各级军事干部,冈村宁次等一些原日军将佐就受聘为研究院高级军事教官。

196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军国主义思潮也进一步抬头。冈村等一批前日军将领的生活境遇也有了很大的改善,许多政界名流时常来拜访他。

1963年,日本防卫厅战史室邀请冈村整理自己的日记和撰写个人回忆录,在老部下宫崎周一等人的协助下,于同年4月份开始动笔,最后用了两年时间撰写完毕。

回忆录写完不久,1966年9月,冈村就因心脏突发而猝死,终年82岁。对于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罪人,竟然能够以这样的高龄善终,实在令人气愤难平。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老周,本名周明,曾用网名光亭,长期从事军事战史研究,曾多次在凤凰卫视、上海电视台担任军事栏目嘉宾。出版过二十多本军事书籍,可在微店“知兵堂书店”、某宝网店“知兵堂书店”上咨询购买。现在喜马拉雅上有个人专栏“老周军事”,制作军事类音频节目。在各大视频平台都开设“老周新观察”视频号,解读军事热点,敬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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