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幸存者（泰坦尼克号幸存者有多少人）

方荣山掉进冷冰的海里，冷到发抖，四周漆黑一片，哭喊呼救的声音不绝于耳。他抓住一块漂浮的门板，奋力爬了上去。他从不认命，也不认怂，凭着这股求生的蛮劲，硬撑到救生艇到来，成为泰坦尼克号上最后一个获救的人。

这是20世纪最严重的一次海难，1517人为它陪葬。1997年，英国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以此为蓝本，拍出著名影片《泰坦尼克号》。所有人都羡慕影片中露丝和杰克的世纪爱情，但几乎无人知道，导演卡梅隆的灵感其实来自船上这名获救的中国人，方荣山。

和方荣山一起幸存下来的中国同伴还有5人。他们是泰坦尼克号上所有乘客中最为特殊的——最不受欢迎，并且被美国驱逐出境。即便遭遇如此大的灾难，死亡近在咫尺，他们还被当时的西方媒体污蔑为：因贪生怕死挤上妇女儿童的救生艇的中国人。而英美男子让妇孺优先上艇，尽显高贵刚毅之气。

对此，6名幸存下来的中国人未有机会辩驳——100多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缺乏自信，处于某种“种族主义自虐”的状态，海外移民总被排斥和污名化，无法为自己争取话语权。

多年以后，方荣山和罗威都已不在人世，各自的后代却因为一部纪录片的拍摄见了面，如同一场海上的世纪重逢：“我们很荣幸找到了彼此。”

2021年4月16日，这部由卡梅隆监制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幸存者》在中国大陆上映。电影揭示了100多年前泰坦尼克号上6名中国幸存者的真实遭遇，以及此后他们在历史洪流中浮云般变幻的命运。

拍摄过程中，纪录片的调查人员发现了方荣山写的诗歌：“天高海阔浪波波，一根棍子救生我。兄弟一起有几个，抹干眼泪笑呵呵。”

露丝的获救方式来自一个中国人

1912年4月10日上午，英国南安普顿港人头攒动。方荣山手握编号1601、价值56英镑9先令11便士的三等舱船票，与另外7名同伴一起走上舷梯。他穿黑色中式长衫，戴一顶圆帽，还蓄着长辫，行李箱里却装着正式的西装和领带，因为他下一步的人生计划，是去美国俄亥俄州做生意，以便尽快摆脱自己的劳工身份——当时美国的排华法案只针对劳工，不包含学者和商人。

十几岁时，方荣山就逃离当时“土客械斗”泛滥的故乡——广东台山，远渡重洋去了海外。方荣山只是一名水手，在没有身份的地方辗转、拼搏，遭遇冷眼、嘲笑与误解，连登上泰坦尼克号也得使用化名“FangLang”，并挤在下层甲板三等舱里。但那种闯荡新世界的激情和光环，还是吸引了中国一名妙龄女子漂洋过海嫁给他。

到了第四天深夜，方荣山和同伴们突然感到船的颤动——巨轮撞上了冰川。就在这个深夜，北大西洋冰冷的海水埋葬了杰克和露丝的爱情，连同整个泰坦尼克号一起。

不过，包括方荣山在内的6名中国人活了下来。其中，方荣山没能登上救生艇，而是在大船沉没过程中掉进海里。他用一具浮尸身上的皮带，将自己绑在一块门板上，就这样凭着顽强的意志力，挺到折返的救生艇赶到，成为最后一个被救起的人。而这个过程，正是《泰坦尼克号》剧本创作中，杰克把露丝托上门板使其获救的重要灵感来源。

据当时救援方荣山的指挥官哈罗德·罗威回忆，当刚获救的方荣山发现身边一个船员因劳累过度快要晕倒时，迅速接过船桨用力划起船来，“像英雄一般”。

另两名和方荣山一起掉进大海的中国人不幸遇难，其他5人则凭借自己的航海经验，“反其道而行”，在震耳欲聋的哭喊呼救声中，沿船右舷往船头方向跑。中国乘客ChoongFoo率先逃到13号救生艇。其他4名中国人赶到右舷，在妇女儿童未坐满的情况下，搭上倡导“妇女儿童优先”的头等舱专属救生艇。

值得一提的是，泰坦尼克号一共准备了20艘救生艇，可以容纳1000多人，但最后活下来的只有700多人。几乎所有幸存者都被送至纽约港口，接受治疗。唯独6名中国幸存者被视为不受欢迎的人，只能滞留港口，如同被世界遗弃的孤儿。他们连岸都没上，就被驱逐到一艘驶往古巴的船上接着做苦力。

尽管大难不死，他们的逃生经历却被《纽约时报》等西方媒体刻意污名化：这几名中国人装扮成女人偷偷混上救生艇，窃取妇女儿童的生还机会。这些诋毁甚至延伸到“中国人有贪生怕死、不守秩序的种族劣根性”的层面。一时间，这几个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黄面孔”被口水淹没。不懂英文的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谣言，更无从辩解，只是像往常一样继续在异国挥汗如雨。

来路和前路更加崎岖。

船难发生时，这些中国幸存者最小的24岁，最大的37岁。他们在劫后余生的退让和谦恭中毫无声息地流落到世界各地。

这6名中国幸存者遭遇了美加排华法案、英国秘密遣返中国船工等种种惨烈的历史事件。“一战”后，很多英国商船上缺水手，很多中国水手便应征上船，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付出青春和汗水，拿的薪水却只有白人船员的1/5。“一战”结束后，英国把他们视为不安定因素，拒绝这些人入境。

和当年为美国修建大铁路的华工遭遇一样，被长期利用的中国廉价劳动力在失去利用价值后被迅速抹去，再次被秘密遣返，与留在英国的家人天各一方。阔别故土已久的他们，显然已无法安然归乡，只能继续在异国隐姓漂泊。在华人的持续抗争下，英国直到2017年才开始承认华工的事迹，并公开纪念在英劳工。

然而，他们依然在历史洪流中勤劳、隐忍、顽强地过完了自己的一生，如同夹缝中奋力生长的种子。方荣山在1912年4月被迫成为船员后，隐姓漂泊了8年，直到1920年才进入美国。但他直到1955年才拿到美国公民的身份。整整35年间，他一直以非法移民的身份在芝加哥艰难谋生，尝试过经营一些生意，比如开洗衣店、餐厅，但都失败了。每一次生意失败后，他就去做餐厅服务员。

晚年的方荣山是一个笑容可掬的矍铄老人，经常给远在大洋彼岸的亲朋寄钱。即使是在餐馆做服务生，他也每天穿笔挺的西装。70岁那年，他去租房，被对方羞辱：“我怎么可能租房给你们‘黄种狗’？”方荣山一拳把这名白人揍倒在地。可以想象，这一拳背后有多少伤痛与委屈。

和第一代华人移民一样，泰坦尼克号上的幸存华人度过了颠沛流离的一生，有的在印度失联，有的死于肺炎，有的被遣返香港后消失，有的去加拿大开咖啡馆，沉默寡言，但经常免费送牛奶给路过的孩子，有的则因重名太多无法追索。而他们都保持着一种默契：对至亲绝口不提泰坦尼克号。

在这6个人的生命中，在泰坦尼克号上的遭遇其实就是一件小事，因为来路和前路更加崎岖。人类史上最大的海难，也不过是他们生命里无须赘述的一道坎。

（摘自微信公众号“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