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看到某篇文章，为黄文炳——《水浒传》里那个差点害死宋江，最后被李逵活剐了的——叫屈，说黄不是什么坏人，相反是个恪尽职守、能力出众的好干部云云。

头脑该有多糊涂，才能讲出这样的昏话啊。

黄文炳被谁活捉（黄文炳死的真惨）

无论从什么立场来说，黄文炳都不是什么“好干部”，他就是一个害人精、死变态，社会危害性极大极大，一点不值得同情。

说黄恪尽职守，无非是揭发宋江写“反诗”。

身为“在闲”通判，思想上一点没有在闲，相反很警觉，很紧绷，宋江的诗大模大样地写在酒楼墙上，每天人来人往，多少人看到了，一点没当回事，而只有黄文炳察觉气味不对，立刻检举。

这事表面上看，似乎是对朝廷尽忠，工作态度很积极。

但是，问题在于，宋江写的那个，算不算“反诗”？有没有社会危害性？符合立案标准吗？

一要看主观动机。

宋江有没有造反的故意？

当然没有。否则早就上梁山了。

后来迫不得已上了山，也从来没想过“杀上东京，夺了鸟位”，而是谋求招安。

从头到尾，宋江都没有一丁点造反的念头。

二要看客观效果。

宋江写的那几句，会不会被理解为造反的意思？

显然人民群众不会这么理解。

无论店家，还是酒客，没有人大惊小怪。用酒保的话说，不就是“酒后疏狂”吗。

就连地方长官也不当回事。

蔡九知府是这么说的：“量这个配军，做得甚么！”意思是完全不值得理会。

但是黄文炳执意要兴风作浪。

硬生生把“反诗”与东京童谣“耗国因家木”联系起来，把案件升级，迫使蔡九只能当个事办起来。

所有人都觉得不值一提，黄文炳偏偏要弄成大案，你说，是所有人都错了，还是黄文炳变态？

无非说两件事，一是识破宋江装疯，二是识破伪造的书信。

后者不过是小聪明。底层小吏，龌龊于文札书墨之间，这方面精熟，其实不稀罕。

前者就连小聪明也算不上，简直是作死。

宋江是装疯，这谁看不出来？

蔡九还真能被蒙过去？不过还是懒得较这个真——不过是个混倒板的人，酒后发泄情绪，讲了几句狂话而已，办了又怎么样？

并不能给自己的政绩加分。

所以蔡九对此案，严重缺乏积极性。

不如糊弄过去就算了。既然他装疯，那么很好，这就是疯子。

而黄文炳就像王八咬人，一口咬定，死不撒口。

为什么？

说什么忠于朝廷，恪尽职守，全是扯。

蔡九懒得计较这种事，因为这是个常识啊——允许人发发牢骚、讲讲大话，这个没坏处。

连酒后闹情绪都不允许，难道当真要把人逼到造反吗？

天子尚且回避醉汉呢。

所以就是从维护封建统治的角度出发，对这种事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为好。

一个犯了事刺配改造的微末小吏，撒个酒疯，不理他，又会怎样？

黄文炳未必不懂这个。

但是他一门心思要搞出事情，弄死宋江。

什么目的？

有人说是为了前程。

“在闲”嘛。挖空心思想上岗。

但是，即便办成，功效可能也非常小，未必就有什么奖赏——因为案件本身实在微不足道。

所以在这之外，黄文炳执意搞事情，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他就是个死变态，害人、整人、搞人就是他的人生乐趣。

他就靠这个活着。

宋江与他无冤无仇吧，几句破诗也不存在社会危害性吧，可是无缘无故搞死一个人，是多么爽啊！——黄文炳要的就是这个快感。

不信了解一下，他的绰号叫什么？

“黄蜂刺”！

“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心里只想害人，惯行歹事”——就是这么个货色。

就连同胞兄长都受不了他，骂他是害人精，你想想，他害过多少人？

这样的变态，落得被满门屠灭，自己一块肉一块肉地被活剐，实在是大快人心，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李逵干过很多兽行，但是活剐黄文炳算义举。

不仅是为民除害，其实也是为官除害。

事实上，就连长官也受不了这货的。

否则，照这样卖命地做事，怎么给弄得“在闲”？

剐了黄文炳，蔡九得到解脱——从此省了好多事啊。

如果真的是从工作出发，尽职尽责，那么没什么好说的，大家立场不同，各为其主而已，夸他一句“好干部”也不过分；

但是，不是为了事业，为了大局，而是以害人为乐，专一陷害人，整人，搞人，这样的人，于社会有什么建设性，有什么积极意义？

为这样的死变态叫屈，怕是没给人搞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