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4月，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说道：“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

这一番话可了不得，因为自古以来文景之治就一直是古代盛世的标准，大家一提到盛世肯定能想到“文景之治”，就连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大书特书，用了半页的篇幅讲解文景之治。

但是毛主席对所谓的“文景之治”丝毫不感兴趣，直接评价文帝、景帝是庸碌无能之辈，并且认为“无为而治”就是守成。说好听点是守成，说难听点就是啃老，就是在吃刘邦、吕雉所遗留的老本。

酎金夺爵（酎金夺爵怎么读）

而且不止这一次，在1959年4月20日，毛主席召见吴冷西的时候，又重提57年的谈话。根据《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记载，毛主席在和吴冷西对话时点评了几位汉家皇帝。

对于刘邦、汉武帝的功绩，毛主席充分肯定，但是对于文景二帝，毛主席的评价一如既往，认为文景二帝是庸碌无能之辈，“萧规曹随”没什么值得称道的。

毛主席多次提及文帝是守成之辈，这就不是随口说说那么简单了，毛主席肯定有自己的道理，不然不可能一再提及。

为什么毛主席认为富甲天下的文景之治没什么值得称道的？文景二帝是不是庸碌无能之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两级反转的“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的真实样子

这就是教科书上的文景之治，也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句评价。

正是因为这段评价，让我们大众都对文景之治有一个刻板的模样，通俗来讲就是富得流油，钱花不完，粟吃不完。

提及文景之治，我想大家肯定也会想到这句话，但是这句话真的对吗？真的能反映出文景之治时期的真实样貌吗？未必吧。这只是描述府库丰盈的场面，并不能完整折射出汉朝百姓的真实情况。

大家不要忘了一句话“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不能用府库的丰盈来衡量百姓的贫富，因为我与马云的平均收入不能反映我的真实收入，我们还是需要抽丝剥茧，从史书的记载中寻找文景之治时的真实样貌。

《汉书·食货志上·论贵粟疏》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

《汉纪·武帝纪四》：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这三句话分别出自汉文帝时期的贾谊、汉景帝时期的晁错、汉武帝时期的描述（东汉史学家荀悦）。从文景之治开始，一直到文景之治结束，有关民生疾苦的记载汗牛充栋，不绝于书。

那么请问一下，这三句话和最上面的那句话到底哪句话更可信？一句话可信还是三句话可信？史书讲究“孤证不立”，凭借简单的一句话，显然是不足以证明文景之治富裕的。

另外，根据《汉书·景帝纪》的记载：汉兴，扫除繁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出《景帝纪》并没有把富裕的府库作为一个功绩宣传，汉初五六十年只做了移风易俗之事。

根据综上所述，我们能描绘出“文景之治”的大致轮廓：

汉朝建立之后，国家统治并不稳定，尤其是外部势力匈奴的打击，让刘邦遭受重创，汉朝更是蒙上了一层心理阴影。

自白登之后，汉朝统治者无心言战，吕雉、文帝、景帝统治时期主要是采纳“黄老之术”，也就是休养生息。说简单点就是啥也不干，让老百姓投入生产、生育之中。

统治者的主要干的事就是争权夺利，从周勃诛杀诸吕之后，汉朝的上层就一直处于动荡之中。文帝上来之后第一时间就是考虑如何稳固统治，一方面是刘姓诸王对他并不认可，另一方面是功臣势力威胁到皇权的统治，这两件事就耗尽了他大半生的经历，而且还没搞定。

景帝时期还爆发了七国之乱，可见汉朝上层动荡持续时间特别长，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才逐渐平息。文帝罢黜贾谊、景帝诛杀晁错都是皇帝对诸王、功臣妥协的一个重大体现，皇权并不能很好的施展，所以根本没空搞建设。

采纳黄老之治一方面是国家需要休养生息，另一方面是皇帝没空干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萧规曹随”、休养生息、其实都只是守成而已。

史书怎么描述的？怎么说的文景之治？就说了一句国家富裕、抑制豪强，就这两点主要建树。

首先我们说抑制豪强这一点，文景二帝真的抑制住了吗？显然是没有啊，如果真的抑制住豪强，那还罢黜贾谊、诛杀晁错干什么？不都是对豪强的一种妥协吗？

七国之乱固然是抑制豪强的事件，但是豪强显然是没有抑制住，“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一直到武帝朝时期都没能得到解决。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毫无贡献，如果没有七国之乱的胜利，那么推恩令、酎金夺爵的事也推行不下去。贡献是有的，只不过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罢了。

说完抑制豪强这件事后，我们来说说前者。文景二帝时期真的富裕吗？史书的只言片语显然不能定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一下文景二帝时期的富裕。

首先老百姓肯定是不富裕的，因为文景二帝并没能抑制住豪强，大量的土地都掌握在豪强、诸王手里。

汉朝官方的税收是三十抽一，差不多是3.33%，这个税显然不高，也不离谱，很合理，甚至还能说算低。但是豪强的税可不是三十抽一啊，豪强是十抽五，也就是50%。这个税显然就离谱了，老百姓一年到头的收入直接少了一半。（出自《从战乱到盛世:西汉"文景之治"41年》）

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怎么富裕？显然是富不起来的，所以应了上文贾谊、晁错所言“卖田宅、鬻子孙”的事。

老百姓不富裕，这是事实，也是文景之治时期的真实情况，没有人能反驳，因为贾谊、晁错的话太具有说服力了。

你怎么反驳？你没办法反驳，贾谊和晁错都是忠臣、重臣，他们的身份不允许他们说假话，你总不能说贾谊、晁错是匈奴资助的“公知”吧。

说完这一点，我们再来思考一下文景之治时期为什么府库丰盈的。

府库钱多到用不完，这一点很值得商榷，到底是财富居多还是财富一般？这可是有争议的。我们要知道，在秦末汉初时期货币制度严重破坏，钱币购买力是一个玄学问题。

秦汉时期的货币就是铜板，秦朝的通用货币是“半两”，为啥叫半两？因为秦制一两24铢（重量单位），半两是12铢，所以叫半两。关键点来了，迄今为止所有出土的秦币都没有12铢。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货币造假了，标明是12铢，但实际上只有6铢。

为啥会造成这种情况出现？很显然，当时秦国造假币的情况严重，货币实际价值与票面价值严重脱钩。这一点史书也有记载：《睡虎地秦墓竹简·金布律》：官府受钱者，千钱一畚，以丞、令印印。不盈千者，亦封印之。钱善不善，实杂之……百姓市用钱，美恶杂之，勿敢异。

也就是说朝廷、百姓是知道货币实际价值不足票面价值的，但是百姓不敢说，朝廷也没治理假币的情况。这情况到汉朝就更有意思了，汉朝时期的钱币票面价值只有4铢，实际价值还不到1铢，出土钱币中最轻的有0.2铢，史书记载：至孝文时，荚钱益多，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出自《试论汉代通货膨胀》）。

钱币价值变低了，那么这种情况必然会延伸到物价上，这一点史书也有记载。《史记·平准书》：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九章算术·粟米》：今有布一匹,价值一百二十五钱。《汉书·东方朔传》：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史记·货殖列传》：（粟）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单位为80/石、30/石）。

除粟米之外，无论是马、布、土地的价格都高于前朝，而且汉武帝时期的赏赐也远高于以往。《九章算术》的真实性我们暂且不考，《史书》、《汉书》可都记载物价高昂的情况啊，难道史书作者都是虚构的？不能吧。司马迁可能黑一下汉朝，但是班固可不敢。

物价高昂的情况怎么解释？难以解释。这个问题不止困扰我，更是困扰了一大票史学家，有关汉朝通货膨胀的研究论文更是如过江之鲫，我上面举例的数据出自《汉初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分析》，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看。

古代是小农经济，人口数量直接影响到经济强弱，文景二帝时期预估人口增长率为12%，人口大致在3000万左右。这个人口与秦朝的人口差不多，也就是说经过五六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朝才勉强达到秦朝时期的水平，既然如此那财富不可能比秦朝还多。

文景二帝时期并没有对农业有巨大的贡献，既不像秦朝一样建设水利工程，也不像光武帝一样丈量土地，所以农业不可能飞速发展，财富也不可能迅速增长。

府库丰盈是因为荚钱益多，轻，粮食丰富是因为农业发展，外加上朝廷长时期没消耗。要知道文帝以节俭著称，不花钱自然能省下钱。

结论

通过上述所言，毛主席对文景二帝的评价非常贴切，就是庸碌无能、守成之辈，并没有巨大的建树。他们二人完全是靠老百姓的自我恢复，唯一的贡献就是降低土地税。但是与其他几位皇帝相比，这个贡献并不大。

无论是兴修水利还是丈量土地，都能很有效的使土地增产，财富增长。尤其是丈量土地，还能起到抑制豪强的作用。但是文景二帝并没有做，因为这事容易得罪人。丈量土地是核查所有的土地归属，但是大量的土地都在豪强手里，文景二帝干不了这个活。

至于文景二帝时期的人口增长，这一点在历史上并不算太突出。要知道在经过长期的战乱之后，新兴王朝初期都会有一段高增长期。汉朝时期有文景之治、唐朝时期有贞观、开元之治，明朝有洪武、仁宣之治、清朝有康乾之治。

只能说这爷俩够节俭，还真能靠节衣缩食来积攒财富，但是这种积攒财富的方式并不值大书特书。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文、景帝时期移风易俗，这一点贡献我个人感觉比积攒财富大多了。自古以来，人们就重视“礼崩乐坏”，文景二帝讲究“以德化民”，这一点非常好。至于说什么大贡献，还是有点不够，他们守成有余，开拓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