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陵在考古挖掘过程中，发现了不少西夏文碑残块，这些西夏文碑是研究西夏王陵及西夏历史的重要资料，但是西夏文字因为笔画繁杂，历史久远，已经变得鲜有人识了。西夏文字是李元昊称帝时，决意和辽、宋平起平坐，三分天下，如果没有自己独有的文字，仍旧使用汉文或契丹文，难免会被文化程度比自己发达的多的辽、北宋所瞧不起。因此，天昊建国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文化上的创新，创建出一种能和汉文、契丹文平分秋色的优秀文字来。因此，创制一种代表党项民族文化的文字势在必行。为了创制出党项族独有的文字，和中原文化相抗衡，便命令西夏著名的学者野利仁荣创制出一种专门用来记录党项民族语言的独特文字。创制文字是文化盛事，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

西夏文字在当时被称为“蕃书”或“国字”，是西夏国内的官方文字和语言，现在的中国学术界称其为“西夏文”，而国外一些研究西夏文字的学者则称它为“唐古特文”。西夏政权被蒙古灭亡后，西夏民族四分五裂，国灭民散，天各一方，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的融合，文化的渗透，语言的交流，党项民族被汉、回、藏、蒙等民族渐渐同化，成为消失在历史尘烟中的古老民族。虽然作为一个民族，党项族不复存在，但其创制的西夏文字，则随着碑刻、文物流传下来，虽然西夏文字早已无人能识，成为有着“天书”之称的“死文字”，但这凝聚着党项民族智慧的古老文字，却成为解读西夏历史的重要工具。

西夏是什么民族（辽国是什么民族）

《隋书·党项传》言，党项原本“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处于非常原始的文化萌芽阶段。历经唐、五代以至宋初的漫长岁月，党项开始从游牧民族向农耕民族转化，从依水草而居到有了相对稳定的居住地。生产水平虽然不能和中原地区相比，但比起本民族原有的落后的原始部落状态，显然是有了飞跃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西夏文的创制，便是文化事业繁荣的具体体现。党项族和许多少数民族一样，在古代社会处于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长期以来过着“结绳记事”的原始生活，还处于原始社会的发展阶段，文化发展程度低，没有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唐朝及五代时期，党项族大量东迁，和汉族频繁交往，汉族悠久灿烂的文化使党项族迅速进入了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党项人已经开始熟练地掌握和使用汉文字。李元昊建立西夏王国后，其疆域已经“北连大漠，南至萧关，东尽黄河，西界玉门”，成为西北最强大的割据政权了。

在最早的汉文文献记载中，将党项人称作“党项羌”。这个名字最初是在鄂尔浑突厥鲁尼文碑铭中出现的，时间是在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可以肯定，这个字最初必定是来源于某种阿尔泰语系的形式，此后很可能是通过中亚的媒介——可能是于阗语或粟特语，从吐蕃的自称衍生出来的。自远古以来，羌人就占据着青海湖周围的草原和青海湖以南，黄河、大通河、湟水源头附近的山地。在这一片地区的边缘地带，就是位于吐蕃东北部，习惯上称作安多的地方，早期党项和吐蕃的先民们大概都混杂居住在这一地区。对党项语言的研究证实，就分类而言，操党项语的人可以归为藏缅民族的古代成员。而就其文化来说，党项人则具有其他羌族族群的许多特点。

南北朝末期（6世纪后期）开始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上游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党项人还特别崇尚白色，故自称“大白上国”。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有千余家党项羌人归属隋国。次年，党项族领导人拓跋宁丛等，各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肃临潭县境）请求内附，隋朝授拓跋宁丛为大将军。唐初武德年间（618—626年）党项相率归属唐朝。党项羌中著名的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拔氏等八个部落，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其中拓拔部落最为强大。

贞观九年（635年），唐下诏遣使开河曲地为16州，党项内附者34万口。639年唐朝攻伐吐谷浑时，拓跋赤辞全力帮助吐谷浑主伏允，后来见到大势已去，才兵败降唐。以后吐蕃势力日益向外扩张，向北吞并了吐谷浑。所以吐谷浑一部分部落，陆续加入了党项族。唐就其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受松州都督府节制，封为平西公。

宋初赵匡胤削藩镇的兵权，引起拓跋李氏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李德明时，依附宋朝，转而对回鹘、吐蕃部落展开大规模的攻掠，极大地加强了党项奴隶主贵族的力量，扩展了统治的领域。党项割据政权经李继迁之子李德明一代的休养生息，已经具备了立国的基础。

北宋天圣十年（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仿汉字创制西夏文，并汇编字书十二卷，定为“国书”。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