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论文摘要：言语行为是分析思潮中日常学派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强调以言行事。本文首先扼要分析奥斯汀和塞尔的经典言语行为理论框架及研究特点，次之国内外言语行为研究的特点及弊端．最后阐述当前出现的研究新方向。言语行为研究的和传统告诉人们这已经不再是新生的语用学领域．但是当前出现的新方向反映出言语行为研究仍然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言语行为理论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部分，其基本观点是：说话即做事。在它之前的实证哲学家认定，句子只能用于描述某种情况或陈述某项事实，因此只适用正确或错误的价值。然而言语行为理论家却指出，话语具备在现实中行事的能力，施事句没有对错，只有做与不做、恰当与不恰当之分。正是这种以言行事的主张使言语行为理论脱颖而出，并极大地推动了分析哲学的发展步伐。
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ohnL．Austin，191l1960)被公认为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者。在他之后，他的弟子们，尤其是美国哲学家塞尔(JohnR．Searle)，则进一步丰富了他的主张并使言语行为理论系统化。此后，国内外对各式言语行为都做出一定的研究，如请求、道歉、赞美、感激、婉拒邀请、抱怨、拒绝、建议、批评等，其中有单语种下的研究，也有跨语种、跨的比较分析。这些研究往往与语用学关系紧密，尤其是语际语用学，其中直接为教学服务的就不在少数。不过，言语行为研究并没有局限于语用学，相反地，它在其他领域也得到了应用和发展，如哲学、学、、、神学等等。
一、经典言语行为理论
在经典之作《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奥斯汀刚开始将话语分为述谓句(constative)和施事句(performative)：述谓句用于描述或陈述事实，具有真假值；施事句则是以言行事，没有真假值。不过，奥斯汀很快认识到，述谓句也能以言行事。于是，他摒弃述谓句和施事句的区分而将重心转至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 force)，并抽象出三种行为，依次为说话行为(1ocution)、施事行为(illocution)和取效行为(perlocution)，其中他关注的重点便是施事行为，尤其是显施事句的施事行为。
塞尔在《言语行为：语言哲学论》中修正并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他只保留奥斯汀提出的施事行为和取效行为，而用命题行为(propositionalact)取代说话行为，认为任何语句都带有言外之力的特征。塞尔还以“答应”这一具体的言语行为为例，提出了施事行为应该满足的四条适切条件，从而丰富了言语行为理论。20世纪70年代，塞尔又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言语行为理论，他在《表述和意义：言语行为研究》一书里批评奥斯汀将施事行为的分类等同于对施事动词的分类，提出应按照适切条件来划分施事行为。此外，塞尔的另一大理论发展则是他对间接言语行为的阐述和归类。
奥斯汀和塞尔在建构完善言语行为理论的同时也注重案例的分析，这时他们的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以句子为分析单位。奥斯汀和塞尔都倾向于分析实现某项言语行为的句子，并把重心放在句子里的动词上。不过，他们不是像语法学家或语义学家那样分析句子中得到普遍约定承认的语法规则或语义类型，事实上，他们关注的是话语，即句子在语境中的具体表现。
第二，研究对象的问题。奥斯汀和塞尔都认为日常生活的言语行为是以间接为主，不过奥斯汀还是以显施事句为主要研究对象，如“我命令你们开火”，“我答应我会去”。塞尔前期也是主要研究直接言语行为，不过他后期发展了间接言语行为，从而完善了言语行为理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研究所举的例子并不是来自真实对话。
第三，以适切条件为研究目标。言语行为没有真假值，只有适切或不适切的问题。奥斯汀和塞尔都强调惯例和习俗对言语行为的巨大约束作用，言语行为必须要满足一定的约定性条件和规则，于是如何总结言语行为的适切条件就成了他们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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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言语行为研究
在奥斯汀和塞尔之后，学者们开始更加深入地分析言语行为。与奥斯汀和塞尔的经典言语行为研究相比，后来的研究内容更充实，视角更丰富，总体上来说有以下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还是以句子为研究单位，但不再把重点放在行为动词上，而是更倾向于研究句法结构，如实现某项言语行为而采用的不同句子类型。
第二，语用礼貌和言语策略被引入研究。研究者开始借鉴利奇(Leech)的礼貌原则以及布朗和列文森Brown&Levinson)的面子理论，并把常见的间接言语行为归因于说话者是出于礼貌的考虑。同时，他们还研究各种具体的言语策略用于体现语用礼貌。
第三，语料收集方法发生变化。前面也已提到，奥斯汀和塞尔所列举的话语例子是他们凭主观提出的，没有真实的对话作基础。但现阶段的研究开始向说话者收集语料，并且所采用的方法是以问卷为主，其中分为三类：会话完成测试(DCT)、多项选择问卷(MCQ)和应答分类问卷(SRQ)。值得注意的是，这样所收集的语料还不是自然对话。除了上述的三个特点，还有一个显著的情况便是言语行为的研究开始与语际语用学关系紧密。研究者开始关注学习过程的言语行为实现情况，他们一般会通过比较操本族语者和外语学习者来外语学习者的语用错误，从而为外语教学服务。
综观上述的言语行为研究，不难发现其中呈现出一些矛盾或疏漏之处，如：首先，语境的问题。语用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强调语境，强调在语境下的使用情况。言语行为理论家和研究者们也指出语境的重要性，但观察言语行为的研究却可以发现他们研究所依赖的语料是偏离甚至于脱离真实语境的。奥斯汀和塞尔所引用的话语例子是没有真实对话作依据的，后来的研究者虽然开始通过问卷调查收集语料，问卷里往往会说明语境场合，但这样的语料更多的是偏向于测试性质，并不是自然对话，也就不能算是日常语言使用完全真实的反映。
其次，语料为主的问题。言语行为理论起源并发展于西方世界，欧者在英语语料的基础上建立了理论框架和研究模板。非英语的学者，尤其是东方学者，直接研究本族语的情况很少，更多的是比较英语与自己母语的不同情况。国内言语行为研究的现状也呈现出这样的情况，如刘国辉研究的是英汉两种语言请求策略的理论和实证对比，朱坷涉及到的“建议”言语行为也是英汉的比较。
最后，适用性的问题。西方学者建立理论框架的时候多半是以自己的本族语为语料基础，但他们同时又试图使自己的研究结论具有普通适用性。塞尔就相信任何一种语言原则上都可以体现唯一的言语行为真理，他说：“因此，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语义研究，只有一种句子意义的研究，只有一种言语行为的研究。”西方学者相信通过研究本族语能总结出适用于所有的根本规律。然而，文化的差异给这个普遍适用性带来了问题。例如，在英语文化中，“建议”这一言语行为往往会被视为一种威胁面子的行为，建议给予者因此会出于礼貌的考虑运用不同的策略来减少可能的威胁因素。但Bayraktaroglu发现“建议”在土耳其文化里远没有西方学者所谓的威胁性，相反地，土耳其文化把“建议”视为团结的象征，促使团体一起解决某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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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语行为研究的新方向
鉴于上述提到的问题，言语行为研究的发展需要有新的突破。事实上，语用学研究和言语行为研究现阶段已经出现了针对上述问题的新方向。本文将介绍其中的两个新方向，并分别称之为特定(culture—specifc)以及特定环境(1anguage—speciifco一方面，特定文化环境是说研究者要以研究对象的文化为本，尤其是当东方学者采纳西方传统理论框架的时候，要从自身的文化出发，要以被研究者自身的生活世界为基础。SachikoIde，YasuhiroKatagiri，willi锄Hanks和ScottSaft等人近年提出“解放语用学”(“emancipatory pragmatics”)的概念，旨在“打破已建立模式的束缚并使理论来源多样化”。他们指出，基于欧美语言和思维方式的语用学研究传统，倾向于“不加鉴别地依赖于操现代西方语言者的常识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主义、理性和”。于是他们鼓励研究者们“将本族语者的生活世界融进该语言的语用描述中”。显而易见，“解放语用学”的主要观点就是要研究者基于具体的研究对象文化，而不是一味地套用西方的理论。
具体到研究方法，“解放语用学”则要求研究者融合不同的学科，将语言看成是“嵌入的活动，由丰富的认知组成，由语法构造，是实践的一部分”。此外，研究者还需构建概念框架，其中包括语言形式与言语活动及社会常识的融合、语言和非语言的融合、相对非任意性(即社会理据)、社会中心性、历史嵌入性、一般与具体、规则与启发式以及简化论之外。《语用学杂志)(JournalofPragmatics)2009年第4l卷还出版了一系列“解放语用学”的相关研究成果，其中涉及的课题包括指称、语言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不同于西方语法概念的日语语言分析等等。言语行为研究若是吸收“解放语用学”具体到文化的观点，相信可以为非语种的研究带来极大的启发，改善英语语料占主导作用的现象，从而可以更真实地反映研究对象，并使研究成果多样化。
另一方面，特定语言环境则涉及到言语行为研究的语料问题。前面也已经提到，传统的言语行为研究所采用的语料要么是研究者靠自己直接编造的句子，要么是研究者通过问卷收集，很少有研究的语用学研究大多数是依赖基于操本族语者的直接而编造的例子。这些研究的大体目标是描述那些可能阻碍听者理解说话者意图的不明确处，然后一系列当说话者和听者面临这些不明确处可能会依照的规则和条件”。但是阿道夫斯发现，“当我们研究语料库所体现的真实的语言使用情况时，这些不明确之处大部分是不存在的”。因此他强调语用学研究应该基于语料库，基于真实的语言语料。
阿道夫斯就以剑桥——诺丁汉英语话语语料库(CANCODE)为基础，研究了英语“建议”言语行为。有别于局限于句法结构的传统研究，他则是从具体的“建议”表达式出发，从语料库中搜寻这一表达式的运用情况，其中包括搭配、功能分布和语境分布三个方面。阿道夫斯具体到语言层面研究言语行为，发现了许多传统研究方法忽视的情况，为言语行为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以上提到的两个新方向并不是相互独立，而是相辅相成的。特定语言环境的研究需要具体的语境，那势必要求研究者关注研究对象所在的文化本身，深入挖掘该文化所蕴含的特殊品质。特定文化环境的观点若有该文化具体语言语料的支持那会有更大的事实说服力。这些新的发展同时也体现出当前语言学研究的一些转变：首先，普遍规律性不再受到追捧，个体的具体特性逐渐受到关注；其次，语言使用的真实具体语境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言语行为理论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发展至今，已不再是一个新生的研究领域，学者们深入地分析了言语行为的归类、实现模式、语用礼貌和策略问题，为言语行为研究积累了充足的理论支持和实证框架。但是随着语料库的兴起以及文化多样性的关注，言语行为的研究传统遭到质疑，并且产生了新的研究成果。新的研究方向一方面注重特定的文化环境，另一方面关注特定的语言环境，两者相辅相成，极大地推进了传统言语行为研究。总结研究历史，把握这些新方向，相信可以为新的研究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和研究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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