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

《新史学》第十七卷

表象中的历史：事件·记忆·书写

召集人：孙江、杨念群、黄兴涛

本卷主编：李里峰

目录

视野与方法

记忆与忘却

事件与书写

西方与东方

导语：历史与表象之间

李里峰

黑格尔指出，“历史”一词将主观与客观结合在一起，它既包含事情的叙述，也包含事情本身，当我们研究“过去”的时代，一种“现在”便涌现在我们心头，因此发生的史迹不属于过去而属于现在。过去发生之事与对过去发生之事的记忆、探究和书写，堪称历史的一体两面，二者间的交缠与张力也构成了形形色色“新史学”的基本前提。

在中国和西方，传统史学皆以重大政治、军事、外交事件及重要历史人物为中心，注重描述事件的起因、过程、后果，刻画历史人物的成长背景、言行举止和性格特征，并对特定民族、国家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以资后人借鉴。19世纪，以实证主义为旨趣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学派兴起，强调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对史料进行甄别批判、去伪存真，在此基础上据事直书，不偏不倚，从而让历史学摆脱哲学和神学的桎梏而向科学的行列迈进。

到19世纪、20世纪之交，人们对传统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的不满日益强烈。在德国，兰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站在批判历史哲学的立场上，斥责德国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社会心理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汲取概念和理论资源，甚而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在法国，贝尔（Henri Berr）倡导打破过分专门化造成的狭隘局面，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运用历史学、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解释历史，并创办《历史综合评论》杂志来实践这些主张。在美国，鲁宾逊（James H. Robinson）明确提出“新史学”口号，主张把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人类既往的全部活动，强调历史学家应该吸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的成果，用综合的观点、进化的眼光来解释和分析历史事实。在中国，梁启超批评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在“民族主义”时代发出“史界革命”之呼声。

1929年，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斯特拉斯堡创办《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揭开了20世纪最影响深远的年鉴学派的序幕。顾名思义，这份刊物要以经济史、社会史挑战传统的政治、军事、外交史，进而主张一种“更全面、更贴近人的历史”，一种涵盖全部人类活动、重结构分析甚于事件叙述的历史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极力倡导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相互借鉴。第二代年鉴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其文集中称，贯穿全书的“一个固执的想法”，就是要看其他学科能给历史学提供些什么启示，以及历史学家反过来能给邻居们提供些什么。他承认“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永远会在死的文献和太活泼的证据之间、在遥远的过去和太贴近的现实之间各执一端”，但仍坚信“过去和现在是互惠地照亮着对方”。

自此以降，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叉融合不绝如缕，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借用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论、方法，社会科学家也越来越注重在自己的研究中引入历史的维度，并逐渐形成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历史地理学等交叉学科。如伯克（Peter Burke）所说，如今历史学家频繁使用的许多概念，诸如社会角色、性和性别、社区和认同、阶级、身份、社会流动、炫耀性消费、象征资本、互惠、庇护和腐败、权力、中心和边缘、霸权和反抗、社会运动、心态、意识形态、口述和书写等等，都是从社会科学借用而来的，离开了这些概念，历史学家将面临失语的危险。

与此同时，人们也在不断反思历史学相对于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勒高夫（Jacques Le Goff）曾言，“历史学是时间的科学”，一语道出历史学的真谛。何谓“时间的科学”？论者云：社会中的任何存在都是历史的存在；历史时间与具体的历史事件相关从而承载了特殊的意义；历史演变的轨迹体现了历史学家的时间观；时间是理解历史和进行历史评判的重要因素；人类的历史乃是一部争取时间的历史。从更质朴的角度来理解，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已经逝去了的事物，历史学家无法亲身观察和感受它们，而只能依靠留存下来的文献和实物来进行研究。换言之，历史学家需要穿越时间进入另一个时代，可他们不能真的穿越，只能以一种“不在场的在场”的方式去接近自己的研究对象。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过去是一个异邦（foreign country），即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并非他们自己的国度，而是时间意义上的异国他乡。哈特利（L. P. Hartley）说，过去是一个异邦，在那里人们的行为方式全然不同；亚当斯（Douglas Adams）则说，过去的确是一个异邦，那里人们的行为方式就像我们一样。人们去往另一个国度，可能会看到和本国大不相同的社会景象和风俗民情，也可能感觉到他们有着和自己相似的日常生活和七情六欲。历史学家要去研究、再现过去这个异邦，同样会有类似的体验。既然以异邦为研究对象，历史学家就须具备“设身处地”的意识和能力，也就是要借助历史资料以及史学家的合理推测甚至想象，回到过去的场景中去。如陈寅恪所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瞭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所谓真了解者，必须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 或如狄尔泰（Wilhelm Dilthey）所说，真正的历史知识乃是对过去的一种内在体验，历史学家就活在他的对象之中，或者是使他的对象活在他的心中。如果没有设身处地的“移情”能力，没有对历史研究的自我反省，史学研究的所谓“后见之明”就会大打折扣，上焉者不过是毫无意义的“马后炮”，下焉者则成为阻碍人们探寻真相的“后见之蔽”。

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个别的，而不是抽象的、普遍的。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指出，形成科学概念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一种是把现实的异质的间断性改造为同质的连续性，这是自然科学的方法；一种是把现实的连续性改造为异质的间断性，这是历史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兴趣在于发现对事物和现象普遍有效的联系和规律，所以要采用普遍化的方法；历史科学的目的则不是提出自然规律，甚至也不是要形成普遍概念，而是要“从现实的个别性方面去说明现实，这种现实决不是普遍的，而始终是个别的”。伯克指出，社会科学是对单数的人类社会（human society）的研究，侧重对其结构和发展的归纳；历史学是对复数的人类社会（human societies in the plural）的研究，侧重于研究它们之间的差别和各个社会内部基于时间的变化。社会科学家被训练成着重留意并概括一般规则，因而时常删除例外的东西；历史学家则学习如何以牺牲一般模式为代价去关注具体细节。研究对象的个殊性特征，不仅使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划清了界限，也在很大程度上把它与其他人文学科如哲学区别开来。

波普尔（Karl Popper）曾经提出，科学是由种种猜想和假说构成的，科学的增长也是通过不断的猜想和反驳来实现的，由经验研究而来的主张不能被证实，只能被证伪，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即是否容许逻辑上的反例存在）是判断科学与否的基本依据。同样是波普尔，在另一本书中却明确宣称：“我愿意维护被历史决定论攻击为陈旧的这个观点，即认为历史的特点在于它关注实际的独特的或特定的事件，而不关注规律或概括。”许多历史学家不甘止步于简单“再现过去”，而以探寻历史规律为己任，这样的学术追求当然值得称道，可不同的历史学家总能概括出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的历史规律，很难说清孰对孰错、孰优孰劣。换言之，作为一门研究过去的（而非当下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个别的（而非普遍的）事物的学问，历史学难以归入科学之列，其研究结论往往是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的。

自韦伯（Max Weber）以降，价值无涉（value free）逐渐成为社会学、经济学乃至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要义。按照这一原则，“实然”（to be）与“应然”（ought to be）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研究者应该无条件地坚持把经验事实的确定同他自己的判断和评价区别开来，否则其研究的合法性和可信性就会遭到质疑。但对于人文学科来说，价值无涉可能只是一种难以实现的空想。正如李凯尔特所说，自然科学是对规律或普遍概念的联系进行研究，它不必关心文化价值或自己的对象与文化价值的关系；历史学则只有借助价值的观点，才能把文化事件和自然区别开，历史的方法只能是与价值相联系的方法，“没有价值，也就没有任何历史科学”。或者说，人文学科要像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那样去追求价值无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现代科学话语之霸权地位过度膨胀的一种表征。

近百年来，西方历史学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范式转移，一是20世纪上半期传统政治史的衰落和社会史或社会经济史的兴起，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文化史的异军突起。传统史学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绵延两千多年，至19世纪的兰克学派发展到顶峰。进入20世纪，传统史学遭受重创，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风起云涌，社会史和社会经济史取代了政治史的中心地位，以科学主义为导向、强调长时段和结构分析、注重从社会科学汲取灵感，成为越来越多历史学家的自觉意识。最近半个世纪，新史学的旗帜仍在飘扬，社会史的潮流仍在继续，但一种新的史学类型——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已逐渐兴起并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大有取代社会史成为史学主潮之势。新文化史深受“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影响并从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历史哲学家怀特（Hayden White）和种种“后”学（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那里汲取灵感，把历史材料视为承载着意义的文本，注重通过“深描”（thick description）去进行意义重建和文化阐释。

在此过程中，作为“史”之修饰词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都具有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双重意涵。在研究对象的意义上，政治史侧重精英人物和政治、军事、外交等重大事件，社会史侧重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变迁，文化史侧重思想文化、道德观念、社会心态等主观要素；在研究视角的意义上，政治史意味着权力、支配和反抗的视角，社会史意味着结构、关系和下层的视角，新文化史意味着观念、象征和意义的视角。从政治史到社会史再到新文化史（区别于以精英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史），从根本上重塑了人们认知、探究、书写乃至想象历史的方式。

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史学也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发展历程。梁启超于1902年倡导的新史学，是要将“二十四姓之家谱”改造为国家之史学、民族之史学、国民之史学，“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学术界曾发生一场关于中国古代和当代社会性质问题的大讨论，被称作“中国社会史论战”。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枝独秀，在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导下，史学界出现了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及汉民族形成等“五朵金花”。改革开放后，蔡少卿、冯尔康等学者试图以社会史为突破口，摆脱教条束缚，推动史学创新，引发了社会史的复兴和社会史理论方法的大讨论。进入二十一世纪，孙江等人打出“新社会史”旗号，主张放弃构建整体史的野心，实现历史认识论的转变，摆脱以美国中国学为中心的中国研究。当他们发现“新社会史”已难以涵盖其学术雄心，便很自然地重拾任公旗帜，办论坛，创刊物，设奖项，为“新史学”鼓与呼。

西方史学从政治史到社会史、从社会史到新文化史的两次范式转移，中国史学在20世纪初、21世纪初的两次“新史学”潮流，不仅在时间上大体相近，而且呈现出相似的特征。如果说年鉴学派以社会史挑战政治史、梁启超以民族史取代王朝史体现了历史观念的变迁，标志着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型；那么新文化史在西方的崛起和新史学在中国的复兴，则是史学观念（而不仅是历史观念）发生实质性变化的结果，可以视为现代史学向后现代史学、新史学向后新史学的转型。如果说20世纪前半期的新史学在内容和方法上有了实质性突破，在思维方式上却未脱进化史观和本质主义的窠臼；那么近几十年来在语言学转向的驱动下出现的新史学潮流，则是以批判本质主义、反思史学研究之限度为基础的。

简言之，历史与对历史的表象（representation）之间既紧密交缠又充满张力的辩证关系，构成了当代新史学的认识论前提。representation是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据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梳理，represent出现在14世纪的英文里，意为“呈现、使出现”（make present），同时还出现了“象征”（symbolize）或“代表”（stand for）的延伸用法，指代表不在场的事物。在后来的演变中，represent获得了由一个特别的机构象征和代表整个国家、由被选举者代表不在场的选举者的政治意涵。其名词形式representation意指事物的象征（symbol）、意向（image）或将事物呈现在眼前或心头的过程，旧意涵指在视觉上将某件事物具体化，后变成一个专门意涵“精准的再现”（accurate representation）。

在中文语境中，representation有“再现”“表征”“表象”等多种译法，不同的译法其实蕴含着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方式。“再现”意味着对原事物的再次呈现，蕴含着语言和图像可以如实呈现原事物的本质主义意涵；“表征”或“表象”则意味着对不在场事物的象征或代表，在此过程中，原事物既被再次呈现出来，也必然以某种方式被重新塑造。如霍尔（Stuart Hall）所说：“表征是在我们头脑中通过语言对各种概念的意义的生产。它就是诸概念与语言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使我们既能指称‘真实的’物、人、事的世界，又确实能想象虚构的物、人、事的世界。” 换言之，表象并非对现实世界的纯粹反映或如实再现，而是通过语言、概念、象征来展开的意义生产和文化建构。

本卷收入12篇文章，分为4辑，各由3篇文章组成。

第一辑为视野与方法。李里峰从时间-事件、过程-事件、关系-事件、结构-事件四个维度，对事件之意涵和意义进行认识论反思，并与事件社会学进行理论对话，指出事件是构筑历史图景的基石，是赋予历史以时间性的前提，也是彰显和改变历史结构的契机，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反映的个别历史本身，更在于它们是历史长河中不同情境的交叉点、不同意义的连接点。严飞以《古船》《故乡天下黄花》《望春风》三部小说为例，通过细致的文本梳理，展现文学作品中个体对于文化记忆的选择以及文化记忆对于个体的形塑，指出文化记忆是深深埋藏在每个人灵魂深处无法抹去的“根”，当中国迈向现代性的进程慢慢溶解在历史这条河流中时，文化记忆对于身处历史情境中的个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范鑫撷取中西学术史和文学史的几个片段（提倡以学术为志业的韦伯、毕生追求知识独立性的斯通、尝试建立学术社会的顾颉刚），结合时代背景与地区政治，对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及其困境进行知识社会史的考察，指出现代知识分子努力追求客观性与独立性，却不得不在变动的社会当中不断重新把握自身的定位。

第二辑为记忆与忘却。孙江指出，“二战”后出现的对近代文明的反省和批判并没有深入到对有色人种歧视的彻底清算上，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及其引起的抗争成为国际问题。他以罗伯特·威廉为中心，考察毛泽东在“中间地带”革命构想之外的“非中间地带”革命言说，探讨威廉受邀访华和流亡中国期间如何接受这一革命言说，并在塑造黑人政治表象中发挥重要作用。该文是作者最新专著《人种：西方人种概念的建构、传布与解构》（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的有机组成部分，却因故未能收入该书，将书与文参照阅读，读者当别有收获。李红涛以《朝日新闻》1986-1987年陆续发表并汇编成册的投书集《战争》为中心，通过对其日文版、英文和中文节译本的详细对照，考察这趟从日本到美国再到中国历时十五年的记忆之旅，从跨文化角度把握东亚有关“艰难过往”的记忆，并对“记忆旅行”“跨文化记忆”“多向记忆”等理论问题进行反思。王楠回顾不同时期对侵华日军制造的“万人坑”的纪念与遗忘，指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尸骨被用作控诉日军暴行的武器，进而成为民族创伤记忆的符号。与阶级斗争叙事下形成的“万人坑”纪念馆类似，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展示的尸骨也具有死者个体身份不明的“匿名性”，这种特质有助于塑造匀质化的集体记忆，也成为日本修正主义者攻击的焦点之一。

第三辑为事件与书写。孙青检视甲午战争期间和之后各国报刊及战争亲历者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即时记录和叙述，讨论其具体表述形式、彼此之间的联系以及对于战败之观感的异同，考察它们形成与流传的过程。这些即时战史在出版流通时经历了科举内容改革、戊戌变政、庚子国难、壬寅学制改革等历史变动，并通过商业化、普及化和常识化，构建了一般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常识性认知。沈洁以吴庆坻于清亡后搜访辛亥革命中殉清官绅、兵丁之史料行迹撰写的《辛亥殉难记》一书为中心，细致考订其版本、史源，成书及出版、流转过程，探讨时代氛围中清遗民的身份认同、“忠义”的伦理与文化内涵及其所指向的社会秩序，从革命的另一面去呈现清末民初帝制折向共和过程中面对的政治困境、文化困境与伦理困境，进而重新审视和理解中国的现代转型。常利兵从晋中新区土改档案资料本身入手，通过对不同类型资料的文本分析，探究土改实践的多重历史建构与中共革命合法性之间的关系生成问题，指出土改档案资料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文本制作过程，并因应不同的革命局势而多有变化，凸显了中共寻求革命合法性的艰苦用心和非凡努力。

第四辑为西方与东方。于京东采新文化史路径，选取近代早期法国王室的两次旅行为案例，从过程及媒介视角探讨绝对主义的空间表象及其治理义涵，指出在17和18世纪，随着中央集权的行政改革与绝对主义的国家建设，统一、理性与匀质化的国土空间逐渐成形，并伴随着外部的领土谈判与边界划分，在此过程中，全国旅行构成了领土测算与行政控制的重要手段。李志毓以现代女画家方君璧为中心，以方君璧家藏未刊书信、日记为主要资料，探讨新旧嬗变时代中国知识女性的情感、人生经验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试图突破“五四”以来由“自我”出发建构社会关系的现代个体想象，反思以女性/国族二元预设为中心的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为现代中国女性的自我成长提供历史资源。于磊尝试勾勒中国国民党以孙中山、蒋介石为中心构建新道统的过程与成效，以及民国知识界的评论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指出蒋介石本欲以道统心法领导其“革命”成功、却未能挽救国民党政权，国民党道统论也不曾消弭思想界道统论者对国民党的失望与批评，马克思主义者则在批判国民党道统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具有人民性的思想史脉络。

这些文章范围广泛，题材多样，内容丰富，风格各异，然皆以不同方式涉及历史与表象之间的关联、纠缠和张力，展现了当前新史学的特色和风貌，亦彰显了新史学的多元性、开放性与流动性。

（李里峰，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暨学衡研究院教授。本文为李里峰主编的《新史学》第17卷《表象中的历史：事件·记忆·书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之导语。）

为方便阅读，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