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遗物及反映战争的绘画

本期主持：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期主题：当代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时代使命

主持人语

这里发表的两篇文章，一篇着眼于世界历史的视野，提出世界史知识及其蕴含的经验和智慧在当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所具有的作用和价值；另一篇从重温中国古代经典与先贤关于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论述，说到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两篇文章的共同特点，是鲜明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看待当代史学的时代使命。中国史学史表明，每一时代的史学家都承担着一定时代的使命：从孔子到司马迁、班固，从唐初史家群体到杜佑，从司马光到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魏源到梁启超、章太炎，从李大钊到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侯外庐、翦伯赞，莫不如此。而今，处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当代中国史学工作者必将倾其所学，为伟大的事业、伟大的祖国和伟大的人民，书写下灿烂辉煌的一页。

当今世界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变化的深度和广度超出多数人意料之外，仅仅在几年之前还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现在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许多被看成是定论的说法，在事实面前动摇了，人们需要重新思考。理论界面对新的挑战，现实需要新的解释。在这些挑战面前，世界史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优势，在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中发挥作用。

先看这个有趣的现象：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曾多次扬言，认为美国的制度有问题，需要进行彻底改造。希拉里代表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特朗普大加挞伐，说他如何敢肆意抹黑美国的制度，俨然是美国价值观的天然死敌。然而大选结果刚刚出炉，希拉里阵营就一反前言，再一次以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代表的身份出面说话，说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合理，不符合民主原则，因此必须改变！这个现象很有趣，迄今为止，美国主流意识形态坚持说美国制度完美无缺，美国民主是世界的典范。但这一次，一向以“政治正确”为标榜的美国主流精英集团却站出来指责这个制度，“美国完美论”显然动摇了。但美国的制度从来没有“完美”过，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普通的常识；美国历史上曾经多次修改自己的制度，学者们早就应该澄清这个事实。至于特朗普当选是否会引起另一次制度改变，这却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如果美国当真修改选举法、改选举人制为总统直选，就有可能冲击美国现有的两党制度，并可能引发政治不稳——这是由西欧许多国家如德国、意大利的历史所证明的。美国精英集团是否愿意做这样一个“黑暗中的跳跃”，那是大可怀疑的，因为会危及他们自身的利益。然而更深刻的问题是：特朗普现象说明了什么？是“民粹主义”还是经济困顿，是制度缺陷还是价值错位？对这样一些问题，世界史有责任介入讨论，拿出自己的见解。历史学的见解经常很独特，它是以历史的积淀为出发点的，可能与其他学科相当不同。

欧盟问题也是这样。多年来的流行说法是：欧洲一体化超越了民族国家，标志着社会的巨大进步，它表明以欧盟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再一次走在人类的前沿，引领世界走向新时代；民族国家过时了，欧洲联合不可逆转。然而近年的事态却不断表明：民族国家没有过时，欧洲联合也可以逆转。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观察，欧盟可能只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延伸和再现古老的地缘政治。欧盟东扩摧毁了欧洲大一体的理想主义追求，而突显了它的现实主义动机。如果说在欧洲一体化初期，人们尚憧憬一个和平、理性的“超国家”共同体，那么在东扩之后，欧盟与俄罗斯对抗的性质就不加掩饰了。这种情况与历史上一再出现的地缘版图并无二致，学历史的人都知道：东、西欧对立从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就开始了，双方的政治对抗根深蒂固。地缘政治贯穿着东、西欧的全部历史，欧盟东扩则延续了这个传统。由此就可以理解苏联解体后，为什么西方不愿意接纳俄联邦，相反却把原苏联阵营那些具有多种文化和社会背景的国家拉向西欧，为此甚至不惜以牺牲欧盟内部的同质性和引发民众的排外情绪为代价。历史学对这个问题看得比较透，因此在谈论当下的欧洲时，应首先认识历史上的欧洲。

第三个例子是“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话题曾经在国内外媒体上火爆一时。按照“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后起的强国一定会挑战原有的强国，从而引发大规模战争，古代的例子是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近代的例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挑战英国。依据这种说法，中国的发展一定挑战美国的利益，中美间的冲突便不可避免；美国要做好应对的准备，把中国遏制在崛起之前。这个理论的实质是把中国定性为和平的破坏者，而把美国说成是秩序的维护者。但历史学却告诉我们：“修昔底德陷阱”是强加给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修翁本意并非如此。只要翻看一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就一定知道这个情况。

但“修昔底德陷阱”却引申出另一个问题，即几百年的大国冲突究竟受何种机制支配？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英国在争夺霸权和维持霸权的过程中执行了一项有效的战略，依靠这项战略，英国首先夺取霸权，再长期维护这个霸权。英国的做法很简单：与其他国家结盟，共同打击最强国——当英国非最强时打击比它强的国家；当英国最强时打击仅次于它的国家，即“打老二”。现在的美国正在沿用这项战略，而这项战略确实很有杀伤力。但这项战略又是一柄双刃剑，别的国家也可以用来对付它。外交的博弈是双向的，世界史如果参与，可以为外交政策的讨论提供充足的知识思考。

近几年国际学术界形成一股“帝国热”，历史上的各种“帝国”都被搬上学术舞台，突然之间成为“显学”。这些讨论最大的特点，是把种种帝国都只视为抽象的“帝国”，似乎它们之间并没有区别。但这样一来，古代的区域性大国如罗马帝国、汉唐“帝国”、阿拉伯帝国等，就与近代西方殖民帝国混为一谈了，殖民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和侵略被遮掩在一个混沌含糊的“帝国”概念之下，形成了“彼此彼此、都是帝国”的局面。有些西方学者甚至借题发挥，声称像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国家到现在仍旧是“帝国”，从而给学术套上了一层厚厚的政治色彩。显然，历史学在这方面是有发言权的，而世界史尤其有它的优势。与此相关的一个话题是“草原帝国”和“农耕帝国”，这个话题也是在近几年突然火爆、成为新的热点。一些外国学者热衷于此话题，是因为他们坚称中国境内有一道“草原帝国”和“农耕帝国”的清晰分界线，“中国”这个概念仅限于农耕帝国的范围内，而不是今天中国的领土疆界。像这一类的话题有明显的政治含义，中国学术界不可以不注意，世界史学界参与讨论是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举这些例子是想说明：世界史应该也需要介入重大问题的讨论，所谓重大问题，既包括现实问题，也包括理论问题。离开对重大问题的关注，世界史研究就缺乏活力。世界史学科的优势在于：它的边界宽阔，知识丰厚，有条件以世界作为观察的舞台，为国人提供更多的思考。世界史在许多问题上有独特的视角，它可以超出“纯历史”范畴，更好地发挥跨学科的作用。历史学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而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确实都需要历史学的参与。

重大问题未见得都与国家的战略或外交有关，也未见得都是事关重大的理论问题。其实，中国老百姓关心的许多问题、民生问题，也应该是世界史关注的对象，成为世界史研究的课题。举一些例子：比如中国现在举国上下一致关心的污染问题，明显是世界史可以参与的一个课题。世界史可以介入下列项目的研究，包括：其他国家的污染是怎么形成的，政策失误造成什么后果，成功的治理需要采取哪些措施，这些措施可能需要哪些代价？等等。外国的成功和失败都可为中国提供借鉴，但简单的陈述是不够的，历史学有条件进入更深的层次，比如政府的治理方案能否被执行，为什么能或为什么不能；治理效果如何、利弊如何，民众产生什么反响，会不会有副作用，诸如此类。当某项研究足以回答这些问题时，才会引起高度的重视。历史研究一向提倡细、实、深，而不是大而不当、泛泛而谈。我曾见到世界史学界有一项关于英国采煤业矽肺病问题的研究，研究的重点是矽肺病的成因，以及用什么办法铲除了病源。这种研究对我国有现实的参考意义，势必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

另一项研究，是关于英国如何解决商品造假问题的。工业革命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商品造假一直困扰着英国社会，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问题的成因当然很复杂，但解决问题更复杂。英国采取过很多方法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成效都不大。最后采用“连坐法”才取得较好效果，即商家若出售伪劣产品就与造假商同罪，需接受法律制裁——用这个办法强制商家严格管控进货关，切断造假商品的销售渠道。这个思路是否对我国有关部门解决食品安全及其他商品质量问题有所启发？

以上两个例子就内容而言都是“小”问题；在事关国家大政、发展路径的“大”问题上，世界史甚至有更大的发言权。比如不久之前经济学界曾经就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激烈论战，对这个问题，世界史能够提供很好的思路：问题不在于政府是介入还是不介入经济领域好，因为在世界工业化过程中，既有介入而成功的例子，也有不介入而成功的例子，并且介入的程度也各有不同；问题在于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国家，哪一种做法更符合需要？判定这个需要、做出适当选择，这才是最大的难题。历史告诉我们的是这个结论，而对中国的发展而言，这个结论显然有指引意义。

我一向认为：历史学有两个作用，一是恢复史实、让人们了解过去，二是以史为鉴、让人们思考现在。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世界史研究相比于中国史研究应更加注重第二个作用，即以史为鉴的作用，通过研究外国的历史，为中国提供经验和教训。中国人研究外国历史，不同于外国人研究本国历史；外国人关注的本国史课题，不等于我们关注的外国史课题。比如，英国人可能对他本国贵族的养狗习俗很感兴趣，写一部英国贵族的狗文化史。这部历史对英国历史学而言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丰富了英国的贵族生活史、补充了英国的社会史。但如果中国学者也把贵族养狗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那就不合适了，因为中国的研究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只有中国读者关心的课题，研究成果才有价值。中国人研究外国史，首先需要有明确的定位，由此就不能盲目跟风，以为外国人研究了，我们就要跟上。事实上，特殊的中国视角最可能引起国外的注意，由此也才最具有国际意义。

我听说国内有一些高校打算做这样的规定：一切涉外研究（外国史、外国哲学、外国文学、外国经济文化社会等等）都需要用外文写论文、拿到国外去发表。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无异于取消中国的外国研究。国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多数都会无人问津，中国人看不到，外国人则不看，结果就成了SCI统计表上的数字积累。台湾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是这样做的，结果造成台湾的外国研究持久萎缩，无法进展。文科和理科的情况完全不同，我认为不应拿理科的思路来管理文科。

总之，介入重大问题的讨论与决策，不仅取决于世界史学科对自身的定位，也取决于社会整体对这个学科的认识。世界史学科的特殊优势需要发挥，这不仅有赖于学科同仁的共同努力，也有赖于社会方面的广泛共识。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