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川渝石窟背景下的大足学”到“宋代社会历史与川渝地区的宗教发展”，再到“一带一路视野下的石窟寺研究”“石窟寺保护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新时代背景下的文物活化利用”……这些都是“2019年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周年纪念会”中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在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周年之际，来自国内外的141名专家学者近日就这些议题进行了论述和发言。澎湃新闻特刊发部分发言及论文摘要。

“2019年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大足石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周年纪念会”现场

“宋代社会历史与川渝地区的宗教发展”

大足石刻研究院黎方银在《关于编写〈大足石刻全集〉考古报告的几点体会》的发言中总结了自己的几点体会。他回顾了在编写《大足石刻全集》的过程中，在工作团队、石窟考古调查的测绘工作、各地石窟的特殊性及已有标准和规范缺乏的普适性、调查记录和报告编写所要求的科学性等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和难解之题，并认为《大足石刻全集》考古报告之所以能坚持16年并得以顺利出版，是因为有一支结构相对合理、梯次搭配、基本稳定的人员队伍，在不断地实践研究中客服了重重困境，解决了诸多的现实难题。

《大足石刻全集》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虞云国就目前大足石刻研究取得的成果，在《大足石刻研究的思考与展望》一文中提出，9世纪末期至13世纪中叶的大足石刻的造像代表了此时期中国石窟艺术的最高成就。这一时段正是史学界所说的唐宋转型期，研究者就有必要将大足石刻置于唐宋社会变迁的大背景里进行历史定位，把握这一转型在政治格局、经济关系、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诸領域的深刻变动,汲取宋史学界的相关理论与前沿成果，有机融汇进自己的学术课题。虞云国提出了在把握唐宋之际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如何将大足石刻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与个案研究有机结合起来，既有值得开拓的新天地,也成为研究者的新挑战。最后在研究思路的调整上给出了自己的几点思考。

大足石刻研究馆研究员郭相颖在《石篆山三龛造像内容探寻》的发言中表示，石篆山造像按《严逊记》碑造像“凡十有四”，但碑文列名只有十三。加之风化损毁，对造像内容与定名多有争论，各家说法不一。发言着重对3、4、10号造像所据文献、经典和造像情节、定名作了探寻，并认为3号龛造像题材可能是“药王孙思邈龙宫受奇方三十首”的故事；4号龛造像是“贞人孙思邈的肖像”；10号龛造像是“长寿王经变像”。所据经典为《长寿王经》,造像应是:邻国贪王知错,改恶从善，向长寿王子长生交还国家权力和珍宝财物的场面。

重庆大学龙红和东南大学邓新航从《巴蜀石窟唐宋水月观音造像艺术研究—兼与敦煌、延安水月观音图像的比较》一文中提出，从《益州名画录》等地方性绘画史料来看，至迟在中晚唐之际,两京地区所流传的水月观音画像就已在成都佛寺壁画中绘制,其后不久蜀地石窟也开始了相关造像的雕凿。巴蜀石窟现存唐宋水月观音造像共47例，分布在川北、川西、川南、川中和川东区域，基本遍布全川，可见该信仰在当时普遍流行。但最为集中的地区在川东重庆，其雕凿时代集中于晚唐至五代和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这两个时间段。从构图设计来看，巴蜀水月观音造像比较突出的是主体形象、圆光和岩座，对于流水、竹子等背景造型元素，石窟艺匠对此一般都作了省略，这与造像材质、工匠技法、窟龛空间等方面有关。与敦煌、延安的同类图像相比,巴蜀水月观音造像在表现形式、兴盛时间、造型样式、构图内容等方面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安岳石刻 水月观音

大足石刻 北山 水月观音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侯冲在《大足石门山石刻第2号龛再认识》一文中认为，关于大足石刻中的石门山石刻造像，目前不仅有多种图版和著作对其内容作过介绍，而且还有专门的研究论著，已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不过，笔者2018年12月初参加四川美术学院与大足石刻研究院主办的“巴蜀佛教艺术与考研工作营”，再次考察石门山造像后，发现有数龛内容可以结合石刻铭文和此前见到的佛教仪式文献重新考察。本文就是其中成果之石门山石刻造像第2号龛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为“玉皇龛”或“玉皇大帝龛”。最新的称名是“玉皇及二大将龛”。并被认为雕凿于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不过，对该龛内容重新考察后，可以发现其内容至少包括三个主题，并不是个统一的整体，故此前的拟名与内容不能完全对应,定名不确。结合李凇先生相关研究成果及造像位置,可以发现该龛中玉皇造像的时间不是南宋绍兴十七年，而可能是石门山石刻造像中雕凿时间较晚的宋代造像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总和中国美术学院曹元琪在《新见十斋记碑与宝顶十需日像》一文中提出，大足宝顶大佛湾第20号巨龛不仅雕铭十王地藏,还有十斋日佛菩萨与相应地狱等内容。新发现《每月十斋记》碑存有《每月十斋记》铭文与图像。其图像为下界巡察的童子、司命、五道将军、阎罗、天大将军、察命、太山、梵天王，这些神祗下界巡察时日念诵特定的佛菩萨名称可免坠诸种地狱。而这些佛菩萨与地狱图像，正在宝顶此龛雕镌显示。宝顶龛中也有《十斋日》铭刻。这些图像关联，可以建立起一组图像链，证显中古社会宗教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侧环。联系敦煌文献中的《地藏菩萨十斋日》《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以及山东石刻此内容碑，可以深度阐解宝顶大佛湾此巨龛内涵与形态。从研究方法而言，对古代宗教艺术只有以宗教背景为基本，再加以考古与美术史方面的论考研讨，且需融为一体，才能达到目的，避免片面视解与局部观点。从大足学的健康正常发展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值得高度重视与实行。

十斋记碑

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温玉成在以《四川屏山县龙华镇“八仙山大佛”考》为题的发言中表示，屏山县“八仙山大佛”，实际上不是佛教造像，而是明代前期著名道士张三丰造像。大像造于明代前期，主持此项工程者是朱元璋第十一子、蜀王朱椿。这是我国最高大的道教造像,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十分珍贵。

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孙华教授在《合川涞滩石窟考古》的发言中，在提及涞滩二佛寺大佛妆金的初步研究的部分谈道，涞滩二佛寺的大佛像，还保留着多次妆金的遗存。除了表层金箔还有大面积保存外,不少地方肉眼可以观察到金箔层层叠压的现象。同时，根据涞滩二佛寺内碑记题刻中对于佛像妆饰情况的记载表明明、清、民国间共七次妆饰活动，其中四次为明确的针对大佛的妆金活动。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教授陈清香于半个世纪前，追随杨家骆教授探讨大足石窟，也屡次应邀参加大足石窟研究所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此次会议发言的《大足石刻佛菩萨像宾冠及璎珞纹饰的特质——以北山与宝顶山为例》是以过去就大足毗卢佛像探讨其头上的光芒已研究的成果基础上，进一步作法相纹饰姿势的探讨。最后，陈清香举台湾画人邱忠均以版画表现北山石窟极乐世界圄，吴仁华以版画表现北山石窟普贤菩萨像，高凤琴以淡彩、白描绘岀北山的数珠手覜音像及释尊涅槃前菩萨像为例，论述了艺术家以大足石刻为对象，将立体的雕刻艺术以平面的技巧表现的画面之美，并提出以大足石刻为素材进行作画是以后可取的新的方向。

大足石刻 北山造型

“一带一路”视野下的石窟寺研究

清华大学艺术学院教授李静杰在以《榆林红石峡石窟述论》为题的发言中表示，红石峡石窟系明清时期陕北乃至全国最大规模石窟群，在明朝中期抵御蒙古和建设榆林城过程中发展起来，来自京城与地方的军政官员及其家眷为主要施主，清朝一再维修石窟，并在当寺住持推动下开凿一些新洞窟，形成罗列峡谷两岸多达三十余个洞窟的大型窟群。红石峡石窟大、中、小型俱全，多为长方形沿壁设坛的平顶窟，不少洞窟顶部浮雕圆形藻井、前壁开设明窗，原初普遍在基坛上泥塑造像，有些洞窟壁面涂泥作画。诸洞窟造像已知题材少有重复，然又缺乏统一的思想逻辑，整体侧重于菩萨救济功能,土俗神信仰受到重视，追求新胁侍像以及类似尊像组合的对应配置。在泥塑造像和壁画破坏殆尽的情况下，丰富的碑刻题记成为解析该石窟内涵的基本资料。

“佛教寺庙总是被边界所包围。位于地表上的寺庙的边界通常是连续的围墙，墙中间建造了寺门，在封闭的“神圣”空间与外部“世俗”世界之间建立了必要的联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魏正中在以《库车石窟寺庙的边界与大门》为题的发言中说，边界是具有象征性以及重要意义的结构，而不是简单的建筑特征。此项研究表明，库车的石窟寺庙与地表上的寺庙一样，被物理边界甚至是围墙包围，并在关键位置建造了寺门。一项关于佛教戒律规则是如何应用于这些寺庙边界的调查研究正在进行中，此项研究是其中的一部分。在石窟寺庙研究中，边界是一个被忽略的话题。尽管缺乏实质性证据，但这个问题可以从理论的角度来探讨。《库车石窟寺庙的边界与大门》旨在证明确定遗失的边界和寺门的位置会如何提高我们对石窟寺庙的布局和功能的了解。被边界所围合的洞窟的分布可以作为确定边界位置的出发点和最可靠的证据。关键在于是否可以确定石窟寺庙的边界，以及如果在研究库车的石窟寺庙中取得了一些成果，那么这种方法是否也适用于其他石窟寺庙的研究。

古犍陀罗地图

位于古代文明交会路线上的犍陀罗被认为是历史最久且最伟大的学习地之一。因此,该地区不仅是不同宗教的朝圣之地,也因其地理区位变成了战略要冲。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伊斯兰学院穆罕默德·纳西姆·汗的《犍陀罗与中国的联系:考古学与图像学证据》一文，从中国旅行者的游记，以及关于犍陀罗对中国古代佛教艺术影响的文字记载，来证明犍陀罗在与中国等周边地区的知识传播和跨文化交流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他表示，最近对犍陀罗的考古学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使得该地区的历史变得更加趣，也更加复杂。越来越多的关于犍陀罗考古的新发现帮助学者填补了学术上的空白，同时也为他们针对犍陀罗历史的各个方面发展新理论留下了空间。同时，在犍陀罗地区出土的关于碑铭文字、语言学、古钱学和图像研究的最新发现也为我们研究犍陀罗与中国的联系提供了更多的现存记录。

白沙瓦地区马尔丹佛教遗址

“位于伊斯兰堡的真纳大学亚洲文明塔克西拉研究所( Taxila institute of Asian Civilizations,@uaid-i- Azam University)在古犍陀罗遗址，也是现在的斯瓦特河谷和白沙瓦河谷地区进行了考古调查。”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真纳大学塔克西拉亚洲文明研究所教授穆罕默德·阿什拉夫·汗在以《从“一带路”的角度探讨石雕艺术石窟寺的发现:关于古犍陀罗的案例研究》为题的发言中说，在调查期间，在古犍陀罗旧地图上发现了大量岩洞寺庙。佛教的石窟庙宇和寺院以及印度教的石窟寺院通常位于贸易通道附近，这些地方因此充当了贸易途中的中转站和客栈。这种石窟寺院虽然全世界均有发现,但主要分布在南亚和中国。考古发现证明，这种类型的寺庙沿犍陀罗到中国的古道在泉水附近的丘陵地区独立分布，它们的主要作用是聚集信徒进行宗教活动,让他们到这里参拜。研究表明，这些石窟寺庙从公元1世界到8至10世纪一直留存于世。

此外，此次会议也有许多学者从“石窟寺保护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新时代背景下的文物活化利用”两个专题展开论述。其中，德国石质文物保护研究所（美因兹）所长米夏尔·奧哈斯在《德国石质文物本体监测成果对中国的启示》为题的发言中表示，石质文物本体监测为有效的工具，可及早发现石质文物病害的变化趋势，预先干预可以有效地阻止微小的病害扩大为大的损伤，这样可以长期保护文物本体原始材料，从长远角度降低遗产的维护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