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历史思潮研究室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办第三届“新时代历史思潮研究”学术研讨会。会议采用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形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大学、西北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2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表精彩报告并就相关问题进行热烈讨论，共同为新时代历史思潮研究、历史思潮学科建设等议题建言献策。

开幕式现场

开幕式由历史思潮研究室负责人高希中副研究员主持，历史理论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杨艳秋研究员致辞。杨艳秋研究员首先代表历史理论所向与会专家学者表示诚挚欢迎。她指出，经过近五年来的发展，历史理论研究所九个学科基本覆盖了历史理论学科建设的基本架构和体系，正在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文化传承创新的战略需要。历史思潮研究室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届“新时代历史思潮研究”学术研讨会，学科建设正在不断推进。在新的历史阶段，历史思潮学科建设、历史思潮研究应着力从三个方面深入思考。第一，为构建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深入思考。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中国历史实际为研究起点，摆脱西方理论话语的笼罩，及时追踪、研判，深入认识和研究构建中国史学理论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这一新时代历史学的重要特征和任务。第二，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彰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深入思考。汲取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及概念，结合新时代的新问题，生成新的概念、思想和理论。第三，为回答“时代之问”深入思考。历史思潮的探究和研判不能脱离现实，历史思潮是时代的先导，历史思潮也是时代之潮，只有立于时代之潮头，才能发出“历史之先声”，引领时代潮流。

杨艳秋研究员致辞

主旨发言环节，六位专家贡献了精彩学术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于沛研究员报告题为《对作为社会思潮的“欧洲中心论”的再认识》。他指出，就历史研究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而言，它是以学术形式表现出的重大社会思潮，而非仅仅在学术范畴内。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加快建构中国史学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征程中，要自觉做到“建构”与“批判”的统一，彻底摒弃与清除“欧洲中心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于先生强调，彻底批判、摒弃“欧洲中心论”，是对时代呼唤的回应，我们任重而道远。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乔治忠教授的报告题目是《中国史学界“无奴派”思潮简析》。乔先生首先阐明中国“无奴派”思潮兴起的过程，并总结出“无奴派”在概念、标准、理解、方法等方面的特点。其次对“无奴派”的理论中的根本性谬误予以反驳，指出其中存在绝对割裂“奴隶制”与“奴隶社会”两个概念、曲解马克思的语句、拼凑出关于奴隶身份的苛刻标准、混淆经典著作对不同对象的论述等问题，还提出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规律并不完全否认个别地区和民族可能发生特殊的摆动和偏移。最后总结“无奴派”思潮形成的经验教训，强调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以辩证思维看待历史发展规律的实际运行，反对教条主义，勇于探索历史发展中新状况新问题。

乔治忠教授发言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汪高鑫教授发言题为《以易解史：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易学表达方式》。他指出在中国古代史学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孕育出丰富而深邃的史学思想。史家或寓论断于序事，或发表形式不一的史论，来表达他们对于历史的认识；而以易解史，则是一种独特的表达方式。易史因缘起源于先秦巫史合一时代，随着易史关系的发展，易学思维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的哲理基础，易学的整体思维启发了中国古代史学的“究天人之际”，变通思维启发了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古今之变”，“一致百虑”思维启发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成一家之言”。中国古代史家借助易学思维阐发史学思想，主要有以易说史和以易解史两种模式，前者将《周易》当作史料来反映上古三代历史，并不能解说持续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古代的易史因缘；后者通过探究易学内蕴的丰富的思维术之于中国古代史学持续的思想影响，反映了易史关系的本质。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史家的以易解史主要通过历史撰述中直接采取“《易》曰”等形式，宋代以后的以易解史还大量出现在史家撰述的易学著作中。这些以易解史所阐发的史学思想内容，主要集中在为政之道、天人关系、古今之变以及道德史观等方面。

湖州师范学院湖州发展研究院李学功教授以《“一政”诉求下的思想回响》为题指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时代标识的思潮，每个时代思潮的流变亦或多或少夹杂着上个时代的思潮余绪。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历史潮流，本质上是由血缘组合向地缘组合，由王政向霸政，乃至帝政嬗递的历史运动。随着统一局势渐趋明朗，讲求“一”的思想主张逐渐成为时代思潮的主基调。以荀子、吕不韦的尝试为开端，中经秦的“一以法家”思潮，到西汉中期董仲舒統合各家学说形成新儒家思想被定为一尊終。这种以“一政”为核心的思想统合，应时代之诉求，成为先秦秦汉思想百川归海之历史必然。

李学功教授发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姜萌教授所作报告题为《文艺对民国史学之影响》。他指出，民国史学在走向“科学史学”的过程中，与文艺存在紧密关系。民国时期文艺对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文艺启发了民国史学研究方法的凝聚、开拓了民国史学研究的材料视野、为民国史家提供了丰富想象力。民国史学之所以能够“名家辈出、成果丰硕”，根本原因在于民国史家不被学科边界束缚，能够“不拘一格”地广泛吸收其他学科和领域的养分。民国史学发展经验启示我们，当代历史学走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同时，决不能忽视与文艺的紧密联系。

姜萌教授发言

宁波大学历史系钱茂伟教授发言题目是《中国公众史学思潮新探之一：公众史学重在人生史学研究》。他指出，公众史学的本质是“人人史学”，而“人人史学”的核心是人生史研究。人生史是一个全新的史学领域，重在揭示人的历程及经验。没有人生史学，历史学便无法与民间生活建立直接的关联性，无法适应民间的史学需求。只有将史学人人化，人的作用才能凸显出来，为公众人物史研究找到主流方向。

钱茂伟教授发言

会议分组讨论环节共有两组，第一小组共有八位学者发言。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张峰教授指出，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兴起，虽与西方近代学术的浸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仍植根于中国土壤，与清代乾嘉历史考证学思潮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他通过对晚清史家李慈铭学术实践的考察，认为作为暗流的晚清历史考证学，一方面延续了乾嘉学者历史考证的理念与方法，一方面又开启了20 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端绪，成为沟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桥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王祁副研究员指出，学界多把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扩大为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的互证，这并非是王国维的本意，且扩大后的“二重证据法”存在逻辑上的困境。通过探索“二重证据法”的学术史，辨析“考古学本位”的问题所在，为古史重建提供方法论的支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谭星助理研究员指出，民主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制度安排都与传统中国的民本思想有本质区别。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认识，在错综复杂的循环往复中逐渐发展演变，时人往往从自身的知识背景、文化熏陶、现实需求来理解民主，反溯传统，指向现实。民主在中国不是自发的、内生的，缺乏价值理性层面的支撑，而更多作为“寻求富强”的工具。民主思想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一起进入转型中的近代中国，并逐渐发展为一股思潮，推翻帝制、民主革命成为时代强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李林泽指出，“非汉”即是指知识精英针对东汉中后期社会失序和政治溃烂的现状所表达出的不满情绪。对汉晋间“非汉”思潮的研究，核心有二，一是观察“非汉”如何在东汉中后期兴起并逐渐凝聚为社会共识；二是观察不同政治立场的知识精英如何基于同样的共识衍生出不同的主张、行为、思想、立场进而影响汉晋间的社会演进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高希中副研究员，基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杂志分析阐释新时代历史学的本土化特征及取得的成就。这主要表现为理论研究向中国本土靠拢，历史学、考古学“三大体系”建设整体推进，中华文明史研究欣欣向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兴起等等。新时代历史学所呈现出的中国本土化特征及实践成就，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

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侯德仁副教授指出，在中国学术本土化潮流的推动下，学术界对中国学术本土化的必然性、传承、使命和道路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对中国学术的本土化转型，以及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等方面达成高度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史学史学科应思考如何更好地发展自己，更好地推动中国史学史研究踏上新台阶，进而为中国史学本土化更好地提供借鉴、反思和指引。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冯立助理研究员，基于神话历史题材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评论指出优秀历史剧呈现的正确历史观应在三个层面有所体现，其一影像语言应还原历史细节，呈现时代定位准确的历史风貌；其二影像创作应提供评价历史人物的全新观念，颂扬价值认同，描摹时代人心；其三影像立意应重视道德教化育人的历史精神。这些理念不仅是影视工作者的创作目标，也是史学研究者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讲好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陈甜助理研究员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与时代环境、社会条件相互作用，出现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头换面、潜滋暗长的“智能化”新特征。新时代抵御历史虚无主义，需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注重人工智能技术在引导、甄别、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中的运用，以实现精准高效地消除历史虚无主义。

分组讨论第二小组共有十位学者发言。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张秋升教授认为，史料学可以分为理论史料学与应用史料学两大部分。二十世纪发展起来的史料学，在应用史料学方面取得了丰富成就，但对理论史料学的探讨相对薄弱。面对历史学三大体系建设重任、大量新史料不断涌现的现实，以及百年史料学发展的丰富经验，史料学理论的总结、探讨和建构，是可能的、必要的、迫切的。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秦丽副教授指出，伪史、霸史是目录分类中的重要子目。历代设立该目虽与正统观念相关，但更多受制于书目间的因袭，其内容范围与收录标准并无严格规定，以致著录庞杂。刘知幾在评述《隋志》等史著时，无视古书修撰的实际条件、背景与宗旨，忽略目录书“记藏书”与“记著述”的差异，这需要在考察刘知幾学术时格外留意。

廊坊师范学院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心时培磊教授指出，元朝统治者建立官方修史系统，组织纂修史籍，加强对修史的管控，使得官方史学与政治运行的关系更加紧密。一些官方修史成果成为了统治者的政治读本和历史教育的教材，辽金宋三史纂修中的正统之争隐含着民族情感与政治立场问题，官修典志类史籍也都带有鲜明的现实政治目的。

宁波大学浙东文化研究院童杰教授，通过对历代图籍绘录日本情况的梳理，指出明代地图上的日本出现了两大变化。一是在描绘整个世界面貌的“天下图”上，绘制了日本的基本形状，二是出现专门的日本地图。这反应出明代的中国人对日本有了更多的认识。他同时指出，郑舜功《中国东海外藩篱日本行基图》可能参考现已失传的某种日本“行基式日本图”。

金陵科技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扈继增博士指出，“万物一体”是宋明理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万物一体”论在刘宗周思想中有重要地位，涉及到了本体论、功夫论、境界论等诸多方面，通过对刘宗周的立论根据，以及人与万物的实现路径和呈现境界三方面展开论述，将进一步明确“万物一体”思想在宋明理学中的走向。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朱洪斌教授通过对南开学人的梳理，发掘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把握中，所具有的现实关怀与人文理想。他指出，历史学如何重建科学价值和社会功能之间的良性互动，如何平衡域外理论的引进与历史解释的自主创新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以新史学改造中国史学与重写中国历史的双重目标等问题，这取决于当代学人在跨文明视野下的批判性分析和创新性阐述。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郭震旦教授认为，应从三方面加强史学史研究，一是注重在史学史的研究和书写中体现思想性、哲学性、理论性。二是应加强当代史学史研究。三是应加强对史学史的反思性、批判性研究。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陈峰教授通过对“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概念梳理，辨析延安时期中共文化观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变化。指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在交流中平等相待，在借鉴中相互促进，从而造就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新文化。当前历史思潮研究应当警惕和反对狭隘民族主义、文化复古主义等极端倾向，塑造科学合理、开放包容的文化观。

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学勇副教授指出，陶希圣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形式上运用了大量唯物史观术语，但从根本上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陶希圣没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辨证运动的理论基础出发讨论中国社会形态发展，而是兼重政治支配结构和社会经济条件。奥本海默所著《国家论》，才是陶希圣社会史观在方法论层面的实际来源。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辉助理研究员认为，何炳棣一生虽经历了近代西方政治社会史、明清社会经济史、中国文化起源史、先秦思想制度史共四次研究领域跳跃，但其中具有一脉相承的延续性和一以贯之的内在逻辑，体现了何炳棣的家国情怀和中华文化影响深远。

在圆桌会议主题讨论环节，乔治忠教授、张秋升教授、李学功教授等12位专家学者围绕“新时代历史研究中国本土化思潮”命题展开讨论。乔治忠教授指出史学史学科发展存在队伍建设不足、课程的设计不合理、断代史授课挤压了史学史、史学理论等课程的发展空间，认为应当将史学理论与史学史视为一块学术高地，用以审视整个历史学发展全貌。张秋升教授指出进一步丰富发展本民族自身的理论和方法，增强对自身历史的认识和阐释力。李学功教授认为当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时，本土化思潮便已经开始。同时应当避免民粹论、学术的投机性和功利性。其他学者分别从分别从史学史、公众史学、中西交流等角度谈及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历史研究应反思对西方理论的过度崇拜；总结自身史学发展与实践经验，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三大体系”；摒弃狭隘民族主义等错误思潮；与世界各种文化平等交流；引导公众参与历史学建设等内容。圆桌会议现场气氛热烈，与会的专家学者积极发言，为“本土化”问题提供了诸多宝贵的意见。

圆桌会议讨论

会议闭幕式由历史思潮研究室负责人高希中主持，陈甜助理研究员、郭震旦教授分别代表一、二小组做总结发言，将各小组关切的具体问题和讨论的主要内容向与会专家学者做了简要汇报。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张峰教授做大会总结发言。张峰教授指出，与会学者立足当下、聚焦问题，围绕历史思潮问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真知灼见，以实际的学术探讨和理论辨析，回应了社会与学术的重要关切。他认为，各位专家学者共话新时代历史思潮学科建设，就如何推进当前历史思潮研究高质量发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第一，关注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性与自觉性。第二，拓展历史思潮研究范畴，体现出鲜明的前沿性与反思性。第三，聚焦历史思潮研究中的重要问题，提出诸多新见，体现出厚重的基础性与原创性。

张峰教授作会议总结

与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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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陈 甜、杨未然

照片：自中书、冯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