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广泛收集和利用各种材料——解决问题的基础

发现问题很重要，但它只是研究的前导和起步，解决问题才是研究的目的和完成。历史问题的解决就是要获得对该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所以归根到底是要遵循从实践到认识，从感性到理性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既往的历史过程不能像自然界物理化学过程那样在实验室里再现，认识历史主要依靠各种史料。历史是一门实证的科学，要靠材料说话；历史问题的解决首先需要掌握充分的材料。所以，收集材料是最基础的工作。20世纪 30年代，傅斯年曾经提出“史学本是史料学”的论断。这个论断有片面性，但它强调史料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却是有积极意义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一分材料一分货，十分材料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仍然是治史应该遵循的准则。对于一个学科发展，全面收集整理有关材料是最重要的基本建设。当年万国鼎先生研究农史，就是从收集整理资料做起的。在万先生的主持下，这一工作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开始，解放后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终于完成了一整套庞大的农史资料的编纂。这套资料，为农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重要的条件，成为农业遗产研究室的“镇室之宝”。这种重视资料收集整理的好传统，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

图1：研究中的傅斯年

关于收集材料，有的史学界前辈提出“竭泽而渔”，即要求把有关的材料尽可能没有遗漏地收集齐全。这应当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但是，中国的典籍汗牛充栋，唐以前的书尚有可能读完，宋以后尤其是明清以后的书是读不完的，何况还有大量其他的史料?在信息爆炸的现代，即使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要把有关材料“竭泽而渔”，恐怕一辈子都得耗进去。我们当然不能这样使用力量。如何即能掌握研究问题所需要的充分的材料，而又不至于被史料的海洋所淹没?我想可参照现实研究中典型调查解剖麻雀的方法，把研究的范围缩小，从具体问题人手，以小见大。即使研究涉及范围较宽的问题 亦宜点面结，既要有若干点(个案)全面具体的材料，又要有面上基本情况的材料。有了这些材料，才有解决问题的基础，只靠浮光掠影地摭拾若干例证是无济于事的。

史学研究是在世代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必须提出和解决新的问题，或者对老问题作出新解释，而这些都离不开对史料的新发掘。陈寅恪先生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人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充分说明新材料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但对“新材料”的理解不宜过于狭窄，它既包括原来不知的新发现的地下和地上的材料，也包括原来就有但没有受到重视的材料，甚至还包括从旧的材料中发掘出新的意蕴，做出新的解释。20世纪史学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史观的进步，另一条是史料的开拓。每一次重要的史料开拓，都伴随着史学的巨大进步，并往往导致新的学术风格或新的学术流派的形成。例如陈寅恪的诗文证史，王国维的二重证据（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傅衣凌利用民俗乡规、碑刻实物、民间文书证史，把对社会历史的细部的考察和宏观把握结合起来，形成了“社会经济史学派”。从农史学科的发展看，文革以前农史研究主要利用农书的材料、文献的材料、方志的材料，文革以后考古资料和民族学的资料被广泛用于研究，大大推动了农史学科的发展。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人们可以发现，历史学的资料来源大大开拓了，历史学的资料基础更加雄厚了。

图2：王国维

可供历史研究的史料非常之多，可以有不同的分类。例如，按时效性原则划分为原始史料和第二手史料，按载体的不同划分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和非物质性史料（如语言、习俗、道德行为、宗教信仰）等。也可以按材料的来源分为三类：1．传世文献（包括古代的和近现代的各种文献、档案）。我国传世文献之丰富是世所罕见的，“汗牛充栋”不足以喻其多。2．考古材料（包括出土的实物资料和简帛文书）。这类材料实际上古已有之，二十世纪近代考古学的引入和发展，导致大量文物出土，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3．保存于现代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史料。这类材料，其内容既包括知情人对近现代历史的回忆、追述及有关记录，也包括保存于现代社会中的古老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其残余；其载体则既有实物形式（如传统的工具、用具、设施，保存至今的古碑刻、古建筑、古村落等）、文字形式（如日记、回忆录、账单、契约等），也有口碑形式（如民谚、访谈）、非物质形式（如尚未形成文字记载的、反映古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民族学和民俗学现象）。现在文博界把历史文化遗产区分为“有形”的和“无形”两部分，提出不但要重视“有形文化遗产”，而且要加强对“无形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上列的后两类，就是属于“无形文化遗产”的范畴。上世纪90年代，农史界的前辈之一，长期从事农谚收集整理工作的吕平先生提出建立“考现学”的意见。“考现学”对象、范围、理论、方法是什么，作为一个学科当前能否成立，这是可以讨论的，但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许多可供研究历史利用的“活”材料，这是绝对不应忽视的。其实，在历史研究中对这类材料的使用是古已有之的，例如，太史公就很重视“考现”。当代史学大家范文澜曾把民族学的材料喻为“山野妙龄女郎”，盛赞刘尧汉先生利用民族学材料治史的成果。为了与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相区别，不妨借用吕平先生的概念，把这类材料称之为“考现”材料。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发掘传统文献、考古材料和“考现”材料，并把它们结合起来，我们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我们的研究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图3：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

我本人受到梁钊韬老师的影响，曾与黄崇岳、卢勋等人合作，把文献材料、考古材料和民族学材料起来结合，用以研究中国的原始农业和原始经济。我们在实践中深深感到，这三种材料相结合，互相发明、互相印证，可以解决单靠一种材料所难以解决的问题，颇有“左右逢源”(徐中舒语)之乐。但我们这种研究方法似乎与传统的方法不大一样，涉猎若干领域，拉拉杂杂，很不专一。80年代初，有人问认识我的一位先生：李根蟠怎么样?这位先生说：李根蟠嘛，有点本事，但他是一个杂家。意思是算不上专家。我心里很不服气，怎么这样研究就上不了台盘呢?所以我曾对人说：我呀，是“师法百家，以我为主，东拉西扯，不离其宗”。当时未免有点年少气盛，不过至今我还不认为我们走的这一条是算不上治学正途的邪路！

图4：检索版“四库全书”界面

收集材料要充分利用各种书目、索引和其他工具书。老一辈学者都把目录学作为治史的主要门径之一。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的时代，电脑和网络为我们查找和检索史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例如，四库全书由于卷帙浩繁，没有一个人能够把它通读，对它的利用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现在有了全文检索的电子版四库全书，只要把主题词敲进去，就可以快捷无遗地把分散在全书中的所有有关材料找到，四库全书的利用价值也因而大大提高了。把这种工具好好地利用起来，是史学研究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但是，不管电脑检索如何方便，它代替不了读书。《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曾经收到题为《地主探源》的稿件，说“地主”一词先秦即已出现，主要指土地神，晋代开始有了“土地所有者”的含义，等等，文章罗列了许多材料，一看就知道是从电脑上检索二十四史的有关材料编排而成的。但作者不知道，作为一种阶级成分的地主，或土地所有者意义上的地主，原来并不叫地主，而是叫“田主”，“田主”一词春秋时代已经出现了；而秦汉时代，地主一般称为“豪民”、“豪强”。所以尽管作者对古代文献中“地主”一词的材料收集比较全面，但却说不清楚现代意义的“地主”概念是怎样发生和演变的。这个例子说明，电脑不能代替读书，不能代替人脑。电脑检索是为了找材料，找材料不等于读书。刘家和、何兹全先生谈到了读书和找材料的不同。书是一个整体，材料只是书中的一部分。把书作为整体来读，才能得其真意。为找材料而翻书，材料是从整体中尸解出来的，弄不好就会走样。读书、精读书，才能读出学问；为找材料而翻书，翻不出真学问。他们的意见完全适用于处理电脑检索和读书的关系。在信息时代，认真读书仍然是做学问最重要的基础。

我们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电脑网络作用的意思，只是要求摆正其位置；而摆正位置正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它。如何利用电脑检索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崭新课题，希望有人能系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和方法。在我看来，利用电脑检索资料起码应该注意以下几点：1．对检索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要具备必要的知识；2．对检索的文献要有必要的了解；3．利用多种不同的匹配进行检索，既可以扩大材料来源，又可以防止片面性；4．电脑录入难免有差错，需要核对原文，有时还要进行校勘；5．对检索得到的材料，应该看它的上下文，防止断章取义。

四、对材料的整理和分析—— 解决问题的关键

收集材料以后就要对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这是解决问题最关键的一步。按恩格斯的说法，研究历史不但要有大量的史料，而且这些材料是要“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这就是对史料的整理分析、改造加工的工夫。如何整理分析，许多著作和文章对此都有所论述，我看最好的概括还是毛泽东《实践论》中的十六个字：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里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对材料的鉴别和选择，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二是对材料的排比和分析，即“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下面分别言之。

老一辈学者经常告诫我们：写文章要用第一手资料，如果引用第二手材料（主要指近人论著中使用的材料），必须查对原文，不查对原文往往出错。这似乎是老生常谈，实际上是最容易犯的错误，我自己也犯过这种错误。必须特别注意这一点。不过，即使是古书中的记载，也并不都是第一手材料，有些记载也是传抄来的；即使是第一手的原始材料也未必能保证完全正确。史料（这里主要是指第一种史料——传世文献）不等于客观历史，它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记述，不可避免地带有记述者的主观色彩和各种局限，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与实际情况的背离，甚至会有意或无意的造假。这或者是由于记述者的实践和认识有片面性，误听误传，或者是由于不同的阶级、阶层有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立场，影响了他们对事实的客观观察和记述。此外，文献在流传过程中也会发生各种错误。因此，对传世文献的有关史料应该进行必要的校勘、辨伪和考证。在考证中，除了运用传统的本证、旁证、理证等方法外，还要对记述者的阶级地位、社会背景、动机目的进行分析。如果我们不把阶级分析绝对化和教条化，它仍然是我们应该采用和十分有用的方法。对于考古资料和“考现”资料，也有一个鉴别其时代、性质和可比性、适用范围的问题。

校勘、辨伪和考证是专门的学问，在这里不可能多讲。现在仅谈谈在使用农书有关材料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我们知道，农书撰写的基础是农业实践，是广大农业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实践，农书的记载反映了当时农业科技发展状况，是传统农业科技的主要载体，我们研究古代农业科技不能不以它为主要依据，或主要依据之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也容易引向简单化和绝对化，如简单地根据某农书有某技术的记载，断言某时代出现了某种技术，这在农史界某些学者中一度比较流行。其实应该作深一层的考究。我们知道，农书中的农业实践经验是通过农书作者来总结的，而农书作者有不同的经历、素养，并受到各种条件的局限。如有些作者比较重视实际经验，有些作者则比较喜欢抄书；即使重视实际经验的作者，他所能够接触的范围也是有限的。所以，农书的记载和历史实际就可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背离。农书中的材料即使经过了校勘和考证证明是可靠的，也不应简单地无条件地使用。起码有以下三种情况值得注意：

1．某农书记载了某种技术，未必是该农书写成的时代才有的。例如，播种前曝晒麦种这种种子处理技术，在农书中最早见于《齐民要术》，故《中国农业科技史稿》初稿把这种技术的出现定在南北朝时代，但《后汉书·高凤传》就有晒麦种的记载，说明这种技术早已有之，农书所载有时是长时期实践经验的积累，不可把它固着于农书写成的时代。

2．农书有记载的技术未必是存在的或者是普及的。例如“麦经两社”是北方种麦经验的总结，始见于《齐民要术》，随着麦类从北方向南方推广，这种说法也被记载在《陈旉农书》及其他南方农书中。按照“麦经两社”的原则，冬麦应该在八月秋社以前播种，这显然不符合南方的生产实际，因为在气候温暖湿润的南方，过早播种冬麦，会导致冬前旺长和易生虫害，而实际上，南方冬麦的播种往往在9月以至更晚。所以，不能说南方农书“麦经两社”的记载是反映了南方生产实际的。又如，《王祯农书》记载的利用水力或畜力推动的大型灌溉和谷物加工工具，只存在于局部地区和被少数人家使用，元以后基本上没有发展，《农政全书》和《授时通考》照抄了这些记载，其实这些工具在明清应用是很有限的。

3．农书没有记载的技术未必是不存在的。例如有的日本学者认为宋代江南稻麦复种主要实行于西部河谷丘陵的“高田地带”，江南平原的“低田地带”基本上没有什么稻麦复种。他们主要根据之一就是《陈旉农书》关于稻麦复种的记载，他们虽然正确判定《陈旉农书》主要反映江南西部河谷丘陵的生产技术，但又错误地认为既然《陈旉农书》没有记载“低田地带”的稻麦复种，所以江南平原就不存在稻麦复种。这是把农书的记载绝对化了，显然不符合实际，因为关于稻麦复种最早的记载，正是出现在属于“低田地带”的苏州。

图5：高田与地田

由此可见，对于农书中的材料，不能抓起来就用，无限制地推衍，必须与其他文献的有关记载相对照，与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相对照，正确地判断其反映历史实际的程度，这样，才能恰当地使用它。这里所说的基本精神，也适用于对其他文献资料的处理和应用。经过“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排比分析的史料，才是“充分掌握了的”史料。它们已经不是孤立的分散的一堆死的东西，而是相互联系的有生命的东西了。走到了这一步，问题就接近解决了。下一步就是写文章，把你分析的结果用文字表述出来。材料越吃得透，写起文章来就越是得心应手。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在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五、更新知识，改善知识结构

我曾经多次指出，新时期中国经济史学存在着两种并行不悖的倾向——“分”的倾向和“合”的倾向。所谓“分”，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二是指学科的细分，最明显的表现是区域史、部门史和专题史研究的兴起，不再笼统地以整个中国或整个经济为研究对象。所谓“合”，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理论方法的相互渗透；二是指全方位、长时段综合考察的研究视角。不是把经济因素孤立起来研究，而是从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它的发展；不是把中国经济史孤立起来研究，而是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是把某一时段孤立起来研究，而是瞻前顾后，同时考察它的“来龙”与“去脉”。以上这些趋向在新的世纪仍然会继续下去。但尤其值得注意和强调的是综合和贯通的研究。

为什么要强调综合和贯通的研究？理由很简单，因为历史是人的活动，而人是离不开社会和自然的；历史是个整体，历史是条长河，人们为了研究的方便，从中抽出一小段、一小块来研究，这是必要的，但不要忘记，这只是历史整体和长河中的一部分。过去范文澜对写通史提出“直通”、“旁通”和“会通”的要求。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写通史，但我们应该要求研究每一个问题都有“通”的眼界，“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经济史研究需要而且必须从具体问题人手，但研究者要有大眼光。有了“通”和“合”的眼光，“分”才不会成为“瞎子摸象”式的研究。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发展”和“现代化”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偏重于物质层面，偏重于产量的提高。但人类在物质文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经济与环境、资源、人口、社会等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在这种情况下，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我们的研究应该适应这种变化，这就向研究者提出了经常更新知识，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的任务。

经济史是经济学和历史学交叉的学科，研究者既需要有经济学的知识，又需要有历史学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经济史的老先生许多是学经济出身的，或者原来就是搞经济研究的，但他们有较好的国学基础，从搞经济学转到搞经济史是比较顺的。现在的年青人，学经济的多不愿意搞经济史，即使有愿意搞的，他们文史的基础比较欠缺，搞经济史，尤其是古代经济史有困难。学历史的倒有愿意搞经济史的，他们有一定的文史基础，但经济学的知识比较欠缺，需要补课。近年经济所招收经济史研究生以原来学历史的为多。学历史的能不能补好经济学，研究好经济史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台湾著名的经济史研究专家全汉异先生就是学历史出身的。我向全先生的传人王业键先生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全先生是学历史出身的，但经济史研究得很地道，有什么秘诀?王先生告诉我：全先生每出一次国，都要跟一个外籍教授学一门新的知识，所以他回来以后总有新的东西教学生。全先生1949年到台湾时已是一位名教授，他担任过中央研究院的干事长。作为名教授尚且要跟外籍教授学习，更新知识，我们后辈学者不是更应该努力学习吗?

图6：农史学界前辈游修龄先生

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理论方法的渗透和融合，给现代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许多新的学术生长点，正是在不同学科交叉处出现的。农史界前辈游修龄先生是学现代农业科学的，搞油料作物，做图书馆的工作，晚年重点研究农史。他的治史，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综合运用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语言学、民族学、民俗学、诗词、农谚等方面的知识和手段，所以总是新见迭出，别开生面。他知识面宽，兴趣广泛，老当益壮，虽然九十多岁高龄，至今笔耕不辍，始终保持着追求新知的热忱和对新事物的敏感，堪称楷模。

年青的同志是学科发展的希望所在，希望你们更加努力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改善知识结构，使自己更加充实，视野更加开阔，为推进学科的发展肩负起你们的历史责任。

信息来源

此文原载《中国农史》2004年第02期，第3-15页。感谢李先生授权发布！因篇幅所限，对原文略有删减，最后一部分《治学“六到”》有兴趣者可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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