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中国地名学史分期及其特征

纵观中国地名学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末民初为界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即在此之前是漫长的传统地名学阶段，而在此之后则是现代地名学的兴起阶段。中国地名学从传统迈向现代是一个渐变过程，不存在突变。

传统地名学依其发展的性质可划分为先秦的萌芽、秦汉的奠基、魏晋南北朝的深入、隋唐的成熟、宋元的承前启后和明清的繁荣鼎盛六个时期。

一、先秦时期的萌芽

先秦时期，中国地名学尚处于孕育期的萌芽状态。追寻地名的起源，的确非常久远，而从甲骨文记载的地名来看，殷商时的地名表达形式已相当完整。《诗经》、《左传》等文献中不乏地名的记录，《尚书·禹贡》对后世地名学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所以上古时代即已产生了专门释地的典籍《八索》、《九丘》，可惜早已亡佚了。春秋、战国时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地名通名——郡和县，而近年于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国地图，则向人们展示了先秦民间地名的风采。这一时期，中国地名的专名完成了由单名向双名、多名的过渡，然而对地名渊源仅有零星的解释。

二、秦汉时期的奠基

如果说秦汉时期西汉处于国力最为强盛时代的话，那么为中国地名学奠定基石的应是东汉。东汉明、章之世，班固著成了我国第一部具有地名学研究意义的地理志书——《汉书·地理志》。灵帝、献帝时代，又有应劭《汉书集解》、《地理风俗记》、《十三州记》、圈稱《陈留风俗传》等一系列地名学著作诞生。这些著作包含了颇具价值的地名学思想、地名命名原则和地名渊源解释内容，应劭著作的地名渊源解释还首次超过了百数。随着大量地名的产生和应用，人们认识到一系列地名的共同特征，《尔雅》、《说文解字》、《释名》对地名通名均作了系统的总结和升华。这一切都为中国地名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深入

魏晋南北朝是个离乱纷纷的年代，政区地名进入了历史上最为繁复、最为混乱、最令人目眩的时期。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时代，《汉书》注家笔下出现了色彩斑澜的地名渊源解释，地名学史上产生了像杜预《春秋释例·土地名》、京相璠《春秋土地名》、张华《博物地名记》、郭璞《山海经注》、常璩《华阳国志》、盛弘之《荆州记》、沈约《宋书·州郡志》、刘昭《续汉书郡国志注补》、顾野王《舆地志》、阚骃《十三州志》等这样著名的地名学家和地名学著作，因而地名学在各个方面均有了深入和提高，成绩也堪称卓著；而像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这样的地名学著作，地名渊源解释首次超过千数，释名率达6.7%，不但使北魏、而且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名学发展达到了顶点。

四、隋唐时期的成熟

隋唐时期的地名学在地名命名原则的总结与运用、地名渊源解释、地名“标准化”、地名用字与读音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新的进步，涌现了像《括地志》、《大唐西域记》、《元和郡县志》这样的地名学著作，敦煌地理文书也颇具地名学价值，甚至皇帝的诏书中也提出了一些地名命名、改名的原则 。这些均是传统地名学成熟的标志。特别要指出的是，唐代地名学承南北朝以来之余绪，《通典》等著作最终完善了“因水为名”的原则、《元和郡县志》最早完整地总结了年号地名的命名等原则；并且《元和郡县志》地名渊源解释数量（931处）在五代以前的文献中仅次于《水经注》，而释名率则高出《水经注》近两倍，在地名学上取得了从南北朝到隋唐的巨大进展，并为两宋乃至元、明、清的地名学发展开辟了道路。

五、宋元时期的承前启后

中国古代的地名学发展到宋元时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一方面，地名渊源解释越来越多，个体的、局部的地名考释越来越精细，苏东坡为了探究石钟山的得名原委而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聆听那悦耳的窾坎镗鞳之声；同时，地名学著作的篇幅也越来越宏富，一百卷《太平寰宇记》中的地名渊源解释超过两千处，二百卷的《舆地纪胜》则超过三千，假使一千三百卷之巨的《大元大一统志》能完整保存至今的话，则其地名渊源解释数量很可能在五、六千处以上。另一方面，地名学规律的总结却相对较少，无论是宋代的五部地理总志，还是元代的“一统志”，抑或宋元笔记、《通鉴》胡注，既没有《水经注》那样丰富的地名学思想，也没有《元和郡县志》那样众多的地名命名规律的继承与总结，局部领域虽有创新，总体进展却不太显著。这两个方面说明，宋元时期的地名学在承袭秦汉以来优良传统的同时，又开启了明清及其以降注重个体的、局部的地名研究的风习，实处于承前启后的时期。

六、明清时期的繁荣鼎盛

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地名学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郭子章著成了我国第一部专门解释地名渊源的著作《郡县释名》，顾祖禹以个人之力完成了不朽之作《读史方舆纪要》，李兆洛主持编成了第一部历史地名词典《历代地理志韻编今释》；既产生了伟大的地理学家徐霞客，又培育了重于考据的乾嘉学派，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明编《大明一统志》的基础上，清代三修《一统志》，其中最后成书的《嘉庆重修一统志》质量最高，从而成了历史地名的渊薮。考据学派对历代地名沿革、定位、地名典籍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考证与研究，从而把传统地名学推向了顶峰。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清人治学重于考据，征实多而空论少，对地名沿革、地名渊源、地名定位、地名读音、地名用字等方面贡献尤著，然于地名命名与更名规律的归纳相对贫乏，理论总结的起点更低。这正是传统地名学的一大特点。直到时代进入了民国，地名学理论才有所建树，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

现代地名学依其发展的性质可划分为民国年间的确立、1949年后至“文化大革命”前的成长发育和“文革”以来迄今的成熟三个时期。

一、 民国年间的确立时期

地名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十九世纪后期首先在欧美诸国发展起来的。

晚清以降，因受欧风美雨的熏陶，西方先进的地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其中翻译西方地学著作是主要的传播渠道之一。据研究，清末翻译和出版了三十八部外国自然地理学著作和四十三部外国人文地理学著作，从而引进了一大批汉语的学科新名词，如“地文学”、“地势学”、“人生地理学”等，但未见有“地名学”一词。

辛亥革命以后，西方地学知识继续输入中国。据目前所知，“地名学”一词最早出现于1928年正月初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综合英汉大辞典》中，该书第2747页将英文toponomy译成汉语作“地名学”。

民国年间中国现代地名学的确立，主要表现在地名学理论的探索、地名分类的阐述、地名辞书的编纂、统一地名译名的讨论四个方面，在这些方面有所建树的学者有金祖孟、葛绥成、徐松石、钱穆、臧励龢、刘钧仁等先生。

二、成长发育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迄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地名工作和地名研究获得了新的发展，地名学步入了良好的成长发育时期，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即颁布了一系列整顿和管理地名的批示和规定、清除对邻国含有大国沙文主义和外国人强加于我的地名、更改了一批带有歧视侮辱少数民族性质和以人名命名不适宜保留的地名、更改了53处字面生僻难认难读的县级及其以上地名、对19处容易引起混淆的异地同名进行了调整、制定了若干少数民族语地名的汉字译音规则。

三、成熟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雨过天晴，科学迎来了春天，地名学研究的热潮也迅速兴起，现代地名学获得了健康的发展，步入了它的成熟时期，主要成绩有：

1. 建立管理、研究地名的机构。

1977年成立了中国地名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的地名机构及各市、县地名组织也相应建立起来。1979年、1980年召开了两次全国地名工作会议，确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地名普查。整个普查工作是在中国地名委员会的指导下，在各省、市、自治区地名机构的领导下进行的。通过地名普查，为实现我国地名的标准化提供了丰富资料。1986年1月23日国务院颁布了《地名管理条例》。1988年，成立了中国地名学研究会。1992年7月，在原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地名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地名研究所。同时，民政部也建立了地名研究所。

2. 进行中国地名拼写的标准化

1958年的《汉语拼音方案》正式公布后，如何以它来取代汉语的外来各种拼音形式，从而正确统一地拼写我国地名，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且还关系到国家的尊严。1977年8月，在雅典举行的第三届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代表提出的《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地名作为罗马字母拼法的国际标准》提案。次年9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于是，从1979年元旦起，我国对外文件、书刊中的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一律改为汉语拼音。与此同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测绘总局制定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和《少数民族语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按照这一规定，蒙、维、藏语地名可直接从原文音译转写。这些工作不仅推动了中国地名的标准化，而且便利了民族往来和国际交往。

3. 参加国际会议与学术交往

在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之后，1975年中国应联合国秘书长的邀请派代表参加了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6次会议。此后参加了历届联合国地名专家组会议和地名标准化会议。1979年，中国代表在出席了联合国地名专家组第8次会议后顺访了美国地名委员会（TheUnited States Board On Geographic Names），交换了情况，互赠了地名资料。此后与日本地名研究所、英格兰地名学会（EnglishPlace-name Society）均有交往。从此，中国开始了地名工作方面的国际友好交往。我国参加国际地名会议和国际地名学术交流，使我国地名科学的发展纳入了世界地名科学发展的轨道，推动了中国相对落后的现代地名科学研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进程。

4. 开展地名学研究，出版了若干定期刊物和一批学术论著。

中国地名委员会成立后，各省区相继出版了一些地名学刊物，其中大家熟悉的有山西《地名知识》（1979年创刊）和辽宁《地名丛刊》（1984年创刊），前者自1993年起更名为《中国方域》，后者自1991年起改名为《中国地名》，其它尚有云南的《地名集刊》、《江苏地名》、《内蒙古地名》等。这些公开的和内部的刊物共同成为发表地名科学研究成果和交流地名工作经验的阵地。同时，发表了一批学术界有影响的论文、专著和文集，代表了中国现代地名学研究的新水平，标志着中国现代地名学的完全成熟。这样的论文有曾世英等《试论地名学》、杜祥明《地名学概述》、史念海《论地名的研究和有关规律的探索》、陈桥驿《论地名学及其发展》、邹逸麟《谭其骧论地名学》、刘伉《略论地名的起源与演变》、史为乐《谈地名学与历史研究》、周振鹤等《古越语地名初探》、尹钧科《论历史地名在地名学研究中的地位》、韩光辉《中国地名学的发展》、王际桐《中国地名标准化雏论》等，专著与文集有曾世英《中国地名拼写法研究》、《曾世英论文选》及其续篇、史念海主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二辑、中国地名委员会办公室编《地名学文集》、褚亚平主编《地名学论稿》、邱洪章主编《地名学研究》（一、二集）、王际桐主编《地名学概论》、王际桐主编《实用地名学》、王际桐著《王际桐地名论稿》、褚亚平等著《地名学基础教程》、史为乐主编《中国地名考证文集》、李如龙著《汉语地名学论稿》、马永立主编《地名学新探》、孙冬虎与李汝雯合著《中国地名学史》和《中国山名论稿》、华林甫著《中国地名学源流》、刘南威著《中国南海诸岛地名论稿》、吴光范著《云南地名探源》、牛汝辰著《新疆地名概说》、吴郁芬等编《中国地名通名集解》等。与此相应，还编纂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地名工具书，如《辞海》的世界地理、中国地理、历史地理三个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地理学、中国地理与世界地理三卷、《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世界地名语源词典》、《中国地名语源词典》、《中国地名词典》、《中国历史地名词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以及正在编纂出版中的31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已出19卷）和史为乐先生主编的《新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鉴于地名学研究的累累硕果，有的学者早就乐观地指出：“中国地名学的研究已经赶上或接近于世界先进水平”。不管这个结论的准确性如何，自“文革”结束以来我国地名学得到了惊人发展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其成果之丰盛，超过了民国以来至“文革”开始前夕所有成果的总和，可以说是地名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匆匆回顾中国地名学史的历程，笔者感到并不必急于用简洁的几句话或几个方面来概括它的主要特点。这是因为，首先对于任何专门史而言，概括得越简练则距离错综复杂的历史真实越远；其次，中国的地名学史研究刚刚起步，现在仅仅是个开端，过早地总结它的“几大特征”未免操之过急，反而可能会束缚这一领域的继续深入；再次，地名学史是学术发展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体现着学术史的共性，过于强调地名学史的“特点”未必恰当，因为任何一种特点在其它领域也都有可能找到。所以，中国地名学发展史特征的全面总结，还有待于地名学史各方面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话虽这么说，中国地名学的发展历史却表明它并非没有任何特征，这种特征是否具有共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笔者在此只提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供大家讨论，并希望得到专家的指教。

从《汉书·地理志》到《大清一统志》、从《水经注》到《郡县释名》、《今县释名》这些中国传统地名学典籍中的地名学思想与地名渊源解释，均是因具体某个或几个地名而发，从来没有单独论述地名学的篇章，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地名学对地名的研究，只偏重于具体的、个别的地名记载与解释，而把地名作为整体看待、从而探讨其发展和分布的普遍规律是非常零星的，更是不成系统的。这是中国传统地名学最显著的特征。

传统地名学的这种非系统性与它没有独立的地位有很大关系。传统学术上的地理典籍隶属于史部，所谓“地名学典籍”实质上是指经学、史学、舆地学、小学著作于地名学有所贡献者，地名学内容分散于这些著作之中，而真正的地名学著作仅有《郡县释名》、《今县释名》等极少数几种，正如史念海先生所写的那样：“地名学和历史地理学在那时不仅不能独立自成科学，就是这样的名称也从来未曾见到有人提过；历史地理学稍胜一筹，还能以沿革地理之名为那时学者所齿及，地名学连这一点也是难于谈到的”。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地名学拥有汗牛充栋的具体的地名研究，拥有与世无比的地名沿革、地名渊源解释的考证成果，从而为现代地名学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和广阔的前景。现代地名学理论之传入中国并能扎下根来，与此也不无关系。

回顾中国现代地名学的发展历程，它受国际学术发展的影响比较明显，连“地名学”一词都是从外文toponymy一词翻译过来的，金祖孟、葛绥成更是汲取当时国际地名学最新成果的弄潮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外国地名的汉译方面投入了较多力量，1962年曾世英等向地理学会年会提交的论文题目为《地名学的国际现状与研究方向》。我国地名国际标准化的研究，得力于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和与日俱增国际交往的推动，地名信息系统的研究则更是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结果。

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都应有理论、应用、学史三个基本组成部分。中国现代地名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较强的实用性，学术服务于实践的特点非常突出，因而应用地名学十分发达，而理论地名学研究相对较少，地名学史研究则更为薄弱。如何纠正这种偏差，使地名科学各个部分同步、健康地协调发展，这是日后中国地名学发展应该注意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