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和工具书《拉丁美洲研究手册》（Handbook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就拉丁美洲本土而言，19世纪新兴民族国家寻求身份认同的构建是书写历史的强大驱动力，但由于独立初期的政权频繁更迭、经济破坏和社会动荡，直到20世纪，对教育和文化的投资兴旺起来后，专业的历史学家才出现。尤以墨西哥革命为突出例证，革命后的新国家积极推进新的民族认同叙事，摆脱伊比利亚殖民传统，而以几个世纪以来种族和文化的融合（mestizaje）为民族自豪感的来源。此外，拉美的知识分子精英受到法国学术思潮影响明显，从最初“拉丁美洲”一词的起源，到20世纪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的大学建设，都有欧陆哲学的影子。比如，20世纪30年代，年鉴学派的大师布罗代尔就参与了巴西圣保罗大学历史系的建设。

总而言之，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随着二战的结束和人口的复苏，欧洲、美国和拉美形成了人数可观的拉丁美洲历史学者团体，彼此在思想上有联系但是自成一体。

20世纪60年代的拉丁美洲历史研究迎来了世界范围内的关注，其规模迅速扩张，研究也越发多元化和专业化。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二战后出生的新一代步入大学，大学的扩张使得历史研究的涵盖面扩展到诸如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其次，冷战促使美国在50年代掀起地区研究的热潮，而60年代的古巴革命则加强了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中的重要性。此外，美国经济的发展与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和机构为美国学者在拉丁美洲的考察和档案研究提供了空前的机会。

古巴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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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拉美研究本身，在60年代最为突出的特征是经济学的影响。经济学家在二战后直到70年代成为政策制定和区域研究的引导者。从一战到二战，全球霸权从以自由放任、自由贸易为主要意识形态的英国转移到依靠经济和军事实力称霸的美国。美国在大萧条后采用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受到推崇，经济学由此占据统治地位。

拉美史学界受到的经济学影响表现在对量化的推崇和依附理论的出现。在美国，量化的影响主要来自经济学家对历史专业的影响。学者利用统计和数据收集，绘制表格和图表，建立模型，并以数据作为历史知识生产的可经验性和真理性的来源。在拉丁美洲，对量化的强调则是来自年鉴学派和结构主义的影响，经常采用计量的手段对某一地区进行“长时段”的结构性考察。对于拉美学者而言，量化方法更是为了揭示历史演进中的结构性变化和趋势（conjuncture）。

依附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社会形势变动的产物，在思想渊源上体现了结构主义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条件和物质的关注，直接与西方世界的现代化理论对话。根据冷战以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理论，“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家没有走上英美资本主义道路，导致仍处于发展的低等阶段，因此需要发达国家的引导和援助。然而在当时，拉美国家先后经历了独立以来出口导向战略的失败、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衰竭，经济增长率下降、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赤字又接踵而至，成为现代化理论的反例。依附理论应运而生，其核心是：第一世界的“发达”建立在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基础上，通过对第三世界的系统性剥削而富有。因此，拉丁美洲不发达恰恰是因为参与世界市场太深，无法摆脱对第一世界的经济依附。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拉丁美洲史研究逐渐普及化、专业化，三大洲的学者交流也更加密切。普及化表现在大学中开设拉丁美洲史课程，并出现了综述类的教科书。专业化则体现在历史丛书的出现，如英国历史学家莱斯利·贝瑟尔主编的《剑桥拉丁美洲史》。交通和通信技术的革新使得各国学者交流学习、实地考察更为便捷，史学研究范式的相互影响也更为显著。对加勒比地区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需要各国学者的参与，因为这一地区受到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荷兰的统治，他们在政治、语言上是分割的，但都采用了种植园经济模式，经历了奴隶制社会与受到废奴运动的影响。

历史书写方面，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深深影响了60年代之后的历史学家，主要表现在对非精英群体的关注和书写自下而上的历史。

在社会学转向的潮流中，拉美史学与全球的史学转向有着相似性。以法国的年鉴学派为例，在第三代学者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的倡导下，眼光朝下、从关注精英人物的行动和思想转向社会底层的集体行为与心理的“新史学”，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有示范作用。对于早有研究的主题——奴隶制、大庄园、矿业、城市工人、妇女等研究的重点，从行政、经济、制度、法律层面转移到民众的生活、对强权的抵抗及能动性。比如，农民不再是任由摆布的政治棋子的角色，而是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冲击和国家权力入侵的积极行动者。

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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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方法对印第安人历史的研究有着深刻影响，人类学家通过实地考察，重建了哥伦布到来前的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印第安人的历史。如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印加·克伦丁（Inga Clendinnen）的《矛盾的征服》（Ambivalent Conquests）一书，通过对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两方面史料的解读，表现出双方的世界观和宗教观的巨大差异，以致发生了种种冲突、理解错位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人类学家的研究揭示出印第安人不是殖民控制的被动受害者，而是通过修改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吸收西班牙文化的元素，在打造自己的命运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矛盾的征服》（Ambivalent Conqu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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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社会史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占主导地位一样，文化史在80年代兴起，到90年代成为该领域最重要的方法。两者都研究被边缘化的人群及其自我赋权的行动，但文化史侧重于话语、叙事和表现，而非社会史的物质现实。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强调量化和实证数据、结构和阶级，而文化方法强调身份、意义、话语和微观历史，研究话语如何为人建构意义。

文化转向的理论来源包括语言学、人类学的发展，以及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几种“后”主义批判启蒙理性、宏大叙事、普遍性，以及对客观现实、真理和进步的信念，这些信念被认为是西方中心的现代性理论的基础。因此，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带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将传统的西方中心的历史书写打碎，历史学更加多元和碎片化。例如，福柯、德里达、萨义德等人的理论帮助学者解构知识和话语体系，将既有的民族国家、族群身份和性别概念看作在特定历史时期和地点被想象、构建或发明的产物。由此，推动了对拉丁美洲性别研究和原住民研究的发展，揭开了概念和分类背后的权力、社会关系和大众心理。

在拉丁美洲，文化转向还成就了新政治史。新政治史深刻地受到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影响，认为处于私人领域和国家控制之外的公共领域是人们交流与传播思想的地点，在普通个人、族群和国家政治之间建立起可供研究的空间。史学家将目光投向19世纪初拉丁美洲民族国家建构过程，颠覆了以往两极化和扁平化的描述，关注平民（无论男女、族群、阶层）如何发挥能动性，参与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立宪实践。

进入21世纪，传统西方中心的宏大叙事已经被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打破，人们认识到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史学著作及其构建的世界历史并不具备普遍的意义。因此，跨越传统国家边界的研究（如边疆史、大西洋史移民研究）和全球史兴起，为了逃脱西方中心的窠臼，转而强调各个族群、文明之间的联系、交流和碰撞。

在拉美史领域，首先开花结果的就是不同族群交流最为频繁的边疆地区。延续史学目光朝下的趋势，边疆史也将印第安人对于帝国争夺、国家机构渗透的反应和对策作为研究重点，强调帝国时代的文化流动、纠葛、身份转变和族群多样性。紧随其后的是跨国研究和移民研究，主要关注美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的民间交流，强调文化沟通与互化。

再进一步，拉丁美洲被置于大西洋世界乃至全球史的视野中。由于连接多个大陆和上千种语言，宏观地书写大西洋史乃至全球史是几乎不可能的，所以每一部著作基本都是在一特定主题下进行研究，试图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我们知道，人与人的接触不仅能带来征服殖民和商业贸易，也会带来物种与疾病的传播、思想的交流和科学技术的相互借鉴。由此衍生出大西洋史对于某一特定群体的迁移（如奴隶贸易）的研究、新经济史对特定商品（烟草、棉花、巧克力、葡萄酒、糖、咖啡、大米、绿宝石、珍珠）从生产到消费的网络和路径的考察、科技史对边缘地区科学成就的探索及疾病史对微生物和传染病传播与防治的探求。这些对于史学家而言是富有新意又可以驾驭的题目。

更加具有超越性的是环境史，它将历史书写的主体从人类移向人与自然的互动。它的出发点天然地超越了政治局限，与全球史产生了紧密的联系。新的史学研究趋势把历史学家的目光从拉丁美洲重新定位到新的地理和概念单元，质疑了长期以来对拉丁美洲历史不完美的概念定义。在这种趋势下，作者对拉丁美洲史这一概念在历史研究中的存续表示了担忧，回扣第一章拉丁美洲概念本身的意义含混和错置，使整本书形成了圆满的回环。

三

拉丁美洲史研究的作品卷帙浩繁，对任何一个研究角度或方向的学术史梳理都足以独立成书，但该书作者难能可贵的是抓住时代脉搏，将社会学和文化转向的影响提炼为拉美史学界动态的核心，并将最为经典的作品列出。对某一方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按图索骥，饶有兴味地探索。大学里的历史专业学生，对于他正在阅读的经典作品，也能找出自己在学术长河中的位置，辩证地看待其创新、突破和局限性。致力拉美史研究的学者，亦可以在最新的研究动态中找到学术生长点，准确地认识自己的研究能为拉美史带来何种贡献。

正如作者在后记所说，随着中国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中国本土的区域研究也有望对拉美史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中国拉丁美洲史的学者，需要了解史学研究的范式转变，跟进更新研究方法和视角，才能与国内外学者进行有效对话，在将来的史学研究中做出独特的贡献。总之，《什么是拉美史》富有启发意义，为我国学者和对拉丁美洲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简洁易懂的指南，值得认真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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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在《中国与拉美》2022第二辑，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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