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有无数精彩之处等着我们去发现。但是，如此悠久的历史，数以千万字的史书和文献，非专业的读者如何领略？最近，我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长河千帆过——中华文化思想源流》。这本书篇幅不到7万字，选择了37个人，试图串起前后数千年的思想文化。有人问我，“弱水三千，你只取了这一瓢。到底是怎么想的？”今天，我就和大家谈谈个人的一些思考。

从文化继承延续发展的角度去读历史

我从小就很喜欢历史。中国历史读本，多数以朝代更替为主线。如此编写的优点，是时间线索清晰，结构挑不出毛病。但是，这样的史书读多了，困惑也油然而生：朝代更替，加上详尽的帝王列表，是一般读者需要花时间特别留意的吗？知道这些帝王什么时候生、什么时候死，究竟有多少意义？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如果经常背诵朝代更替的年表，学历史的兴趣也会丧失很多。所以我一直在思考，历史书有没有其他写法？后来，我看到西方一位著名历史学家的著作，他撇开朝代的更替，而是用文化比较的方法，通过各种人物、各种文化的科技的代表性事件来写历史。这令我豁然开朗，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历史书。

我的老师钱谷融先生说，“文学是人学”。我想，历史也是由无数活生生的人物活动造就的，其中，文化科技活动的创造者，是相当重要的部分。因此，我决定丢掉帝王年表的限制，写一本以文化代表人物为线索的历史读物。书中，皇帝的名字很少提，汉武帝等少数人因为与当时重要的文化变迁相关，我提到两句，但关于朝廷如何更替的内容我基本没写。我觉得从文化继承延续发展的角度去读历史，可能是一个新角度，也非常有趣味。

演讲一开始我提过，这本书只写了37位历史人物。也许有人会问，中国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大文化人那么多，为什么仅仅挑选37位？我选择人物的重要考量是，这个人物不但当时非常有建树，而且其对后世文化的影响也很大。所以我在书名中斗胆用了“源”“流”两个字，不仅想看到源，还要看到它往后的流。接下来，我就和大家谈谈那些“撞击”我灵魂的内容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思考。

中华祖先关于世界起源认知的独特性

最初，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是生活在旷野山林之中，生存环境恶劣，对天地自然的畏惧，进而对神灵的膜拜，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神话可以说是文明的起源。

比较各种创世神话，中华祖先的认知的独特之处在于，敬奉神却不迷信神。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集中体现了这一认知。盘古当然是大神，他以一己之力，撑开了天地。盘古又是人，他累了，像人一样躺下，他的身躯化作了耀眼的星空，也演化出大地上的万千世界。因此，在中华创世神话里，世界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所恩赐，而是人和神共同创造的结果。这也是中华思想中“天人合一”思维最初的朴素展现。

在中华创世神话中，世界上的好东西并非统统来自上天的恩惠。比如，“火”的出现，不像某些民族的神话，是从天上盗取而来，而是生活在远古的“燧人氏”率先使用。再比如，要制服大洪水，天庭的神物“息壤”也是无能为力，而人间的英雄大禹们却创造了奇迹。

敬神，敬畏自然，却不迷信神，不惧怕自然，人类靠自己团结奋斗有所作为，这种源自中华创世神话的自信，一直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也是中华文明几落几起、数千年不中断的重要原因。

有朋友问，写炎帝黄帝，有发掘出来的实物依据吗？《史记》中，司马迁是把炎帝黄帝放在中华文明的起源位置，但是缺乏考古实证。那么，类似这样的神话故事是不是能够成为我们中华文化思想的起源？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从本质上说，创世神话是一种来自祖先的信息，是遥远的口口相传的文明原初。世界各国的神话，包括传播甚广的西方创世神话，基本没有靠得住的考古实证。尽管不断有考古新发现，但是在原初的、祖先刚刚脱离动物界不久的年代，要获得当时完整的古迹实证，是很难的。事实上，神话就是口口相传下来的。神话是允许想象的，但是它不完全是空想出来的，至少是在祖先口口相传的故事基础上进行想象的。

中华创世神话是我们的祖先对中华民族的生命观、价值观、治理观和天下观的原初表达。从严格意义上说，炎帝和黄帝不是后面历朝历代所谓的皇帝，他们不过是当时群体文化的代表人物，祖先把当时伟大的创造集中在他们身上。所以我认为，选他们作为文化源头予以书写，站得住。

刘大为（北京）《大禹治水》145×558cm

对天地自然奥秘的勇敢探寻

在先秦诸子百家里，苦苦思索天地自然奥秘的，首推老子。老子传世的《道德经》，早有无数的解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老子关于自然奥秘的扼要论述。我们还可以关注他的另一种哲思，就是关于“有”和“无”的思维。老子的这一高度抽象思维，对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贡献甚大。比如，围棋简单的黑白二子，却造就了人类所有游戏中最为复杂的变化。再比如，中国绘画书法的黑（有）与白（无），以及书法中绝妙的“扫白”，均是对于“有”和“无”的神奇运用。

老子的哲思被推广后最出名的案例，应该是黑白双色构成的太极图，至今仍被人们兴趣盎然地研究和使用。与太极相关的，还有长横短横构筑的八卦文字。有人以为，那仅仅是用来算命的玩意。这是偏见。欧洲研究者认为，八卦的长横短横，启示了电报语言的长音短音。进一步的研究又表明，数字技术的基础——0和1的语言系统，灵感就来自电报的长音与短音。

这么说，也许是扯远了。我只是想说明，从老子开始的中华思想家，其抽象思维和认识世界本源的能力，不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的思想家差。

先秦之后，科学思维的创造力，有许多生动案例可以证明。比如张衡。有人提出，张衡制造的地震仪，仅见记载，没有实物，到底是不是有过是存疑的。我反复阅读各种史料和评介，最后得出结论，不管记载中的地震仪是否能够精确测量地震，但是，在将近两千年之前，当世界上绝大多数民族对地震无比恐惧，认为是天神对人类的惩罚而只能求饶逃避的时候，中国竟然有一位科学家敢于提出制造测量地震的仪器，这本身就是了不起的伟大创新思维。

追求和平的文化基因

中华大地广袤疆域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的答案一定要大声告诉世界。古代当然有争夺生存资源的各种战争。但是，促使中华大地最后走向一体的力量，并非打仗。

大家都知道“大禹治水”。舜启用大禹治理大洪水，大禹组织了精干的团队，从西向东，从北向南，走遍了广阔的区域，这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九州”“神州”概念的由来。大禹和他的团队，告诉各地古老的部落，大洪水可怕，要治理，必须团结起来，上游中游下游齐心协力，各尽其职，才可能成功。因此，研究大禹治水，不能限于水利工程，而是必须明白，这是我们民族国家诞生的阶段，甚至赋税的概念也是由于治水的需要逐步形成的。治理大洪水的共同事业，体现了我们国家初创时的凝聚力。

这样的追溯更使我们看清楚，中华民族的合力为什么比单纯依靠打仗征服的国度要强得多。事实上，追求和平的文化基因，深深扎根于民族的群体心灵。比如，先秦的兵法大家孙子，他强调的主要不是如何打仗，而是认识战争的危险，指明“非战”的重要，“上兵伐谋”，要穷尽一切手段防止大战发生。这样的信仰，久远地影响着后人。有一副长联，是总结诸葛亮生平的：“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这表现的是中华智者一以贯之的和平思想。

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基因

中华民族共同体源远流长。我们现在之所以被称为“炎黄子孙”，与远古时期的部落之战有关。当时，炎帝代表的部落与黄帝代表的部落，曾经发生过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最终，炎帝的部落群体战败了。黄帝宽容智慧，他宣布，战败的部落可以在原来的土地上继续生存繁衍。炎帝则声称，他们永不背叛。炎帝率领部落，主要从事农耕和寻找治病的草药，被后世尊称为神农一族。炎帝是“民生为先”理念的最初实践者。而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也由炎黄而开启。

在这里，要强调一下黄帝史官仓颉的贡献。当然，把汉字的出现全部归功于仓颉一人，未必科学。但是仓颉在史官的重要位置上，有综合各方文化创造的可能性，因此他是汉字诞生时的标志性人物。为什么在讨论中华民族大融合时要讨论文字呢？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有一个学术推断，他认为，在汉字成熟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世界上有拼音文字，但是，祖先有意识地走了另一条路。祖先的智慧，我们今天可以看清楚了。中华有广袤的疆域，多民族大融合形成的共同体，我们的文化要方便交流，源远流长，以文字控制读音是极为理性的选择。假如以声音控制文字，那么，不知道会出现多少种差异很大的语种，今天的中华文化圈，就很难想象是什么情形。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文明没有间断，有各种各样原因，但是方块汉字功不可没。因此，仓颉这个人，并不是一个技术性的人物，而是奠定了整个文化基础的一个人物。

油画作品《仓颉造字》。2022年12月7日，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举办“开天辟地——中华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程”成果展媒体专场活动。本报记者 张驰 摄

包容宽厚的文化基因

在探寻中华文化思想源流的过程中，中华文化的包容宽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先秦百家争鸣是一个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后来走过弯路，秦焚书坑儒，被后世所骂。到了汉武帝，董仲舒建言独尊儒术，但是在社会上各文化流派尚可存在。比方说，外来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渐渐生长起来，在民间，有时甚至比儒家更具备活力。到了隋代，有儒学大家干脆提出“三教可一”的观念，认为“三教”可以互相学习渗透，这是相当开放的文化观念。

唐代和宋代，是中国文化蓬勃开展的岁月，也是群星闪耀的时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景象？包容性是重要因素之一。唐宋年间的大诗人、大文豪，不少是以儒学打底，兼收各家，因此，思路开阔，气象万千，没有井底之蛙的小家子气。以苏轼为例。苏轼个人的遭遇相当坎坷，但他的文笔却豪放深湛，读起来常令人回肠荡气。他为何如此达观，难道个人命运的难堪左右不了他的情绪？苏轼饱读四书五经，年轻时参加儒学命题的考试，如探囊取物。不过，他没有让自己局限于此，谈禅访道，杂学各家。所以，命运叵测之时，佛学让其静心，安顿自身；道家之学又助他养浩然之气，扫去颓废。后世称苏轼“儒道释兼备”，实在是很精当的。

讲中华古代文化的包容性，徐光启是更加值得重视的案例。徐光启生活的年代，中国古代社会处于明显的下降通道，唐代的雄阔，宋代的繁华，以及明初的奋进，已然不见踪影。在与海外来华人士打交道的过程中，徐光启痛彻地感受到落后的可怕。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落后，尤其明显。

文化的包容性，就在于能够学习比自己先进的东西，并且与自己的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徐光启的努力是相当具体的。他为大明编最后一部历法，就是将已知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以及各类实用的知识技能，与中华传统的认知综合起来，为延续数千年的农耕社会与正在走向现代化的欧洲架设交流的桥梁。为此，他雇用了不少来华的欧洲学者。徐光启亲自主持编务，解决中西科技交流的疑难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古代中国，计时用的是十二时辰，与欧洲每天二十四个计时单位如何衔接？徐光启智慧地将每个时辰分为两个计时单位，十二变为二十四，大计量单位变为小单位，我们现在说的“小时”，由此而来。

徐光启敏锐地察觉到，中国传统的数学知识和理论比欧洲落后许多，这是科技整体落后的关键。为此，他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缩小差距，亲自参与翻译大部头的欧洲几何学名著。徐光启的种种努力，虽然因为明朝的终结和他自己的病逝，一时消散在历史的尘埃里，但是其志向终被后人承继，“几何原理”渐渐成为后来新式学堂的必修课程。说徐光启是“中西会通第一人”，不为过。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易经》里有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顽强的奋斗精神。前面，我们曾经说到大禹治水对于民族国家形成的意义。其实，大禹治水更为显性的象征是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这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原初写照，也是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而不间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每逢中华民族遭遇灾难，总有像大禹这样的英雄挺身而出，率先冲锋陷阵，带领民族冲破艰难险阻。除此之外，我还关注到另一类自强不息的人物，中华文明几番浴火重生，与他们的奉献关系甚大。这里以关汉卿为例。

当南宋小朝廷在崖山覆灭，中华土地上的百姓，特别是居住于长江以南的百姓，进入非常艰难的岁月。元朝统治者对新征服的土地，实行了严酷的高压政策，稍有反抗的迹象，立刻毫不留情地铁腕灭绝。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痛苦是双重的，除了生存焦虑，还有对文化毁灭的痛苦。关汉卿就是生活在如此年代的知识分子。在元朝统治者忽略的市民社会里，一种在当时几乎被当政者无视的文化现象——杂剧，竟然顽强地诞生，并在民间蔓延开来，成为文化荒芜年代的亮色，并且被后人在历史中反复提及。关汉卿是这一文化现象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杂剧中塑造了关云长等中华英雄形象，其创作的经典剧目《窦娥冤》更是对当时民不聊生的社会，发出了抗议的呼声。在我看来，关汉卿是大禹、辛弃疾等形象之外的另一类民族精英，低调而踏实，敢于在几乎无法生存的状态下，自强不息地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奋斗。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在大禹治水的年代已经成型。经过数千年文化传统的洗礼，这一精神不断发扬成长，最终成为中华民族标志性的精神旗帜。

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当此之际，探寻中华文化思想的源流，不仅仅是为了追溯，更是为了从中汲取继续前行的力量，激发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思想者小传】

孙颙，作家，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上海市政协文史委主任等职。出版过二三十部小说、散文和文化随笔。其中，21世纪初出版的《思维八卦》和近期出版的《长河千帆过——中华文化思想源流》，集中体现了其对文化思想的深入探求。（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