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中国学者近五年来的抗战史研究

近五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在领域和深度上不断扩展，临近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抗战研究迎来了又一次高潮。在研究热点上，近年来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抗战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侵华日军罪行的档案史料整理公布与研究、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和地位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加强。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及统一战线形式下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是我党扎根、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党利用国际有利因素化解了国共关系的危机，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其建立及特点和作用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蒋建农指出，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坚持和巩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黄道炫认为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的发展壮大除了武装斗争的直接推动外，统一战线及统一战线形式下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是其扎根、发展的另一重要途径。

国共关系依然是研究的持续关注点。段炼认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政策，采用新的和平斗争武器，来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以保存和发展自己，这个武器就是民主政治。邓野提出1944-1946年是国共两党关系的政治转型时期，集中体现为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对立，其实质就是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分离时期。黄玲认为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应对三次国共关系严重危机过程中，逐步改变了封闭时期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学会独立自主地判断国际形势，不仅继续发展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长期关系，也开始探索与美英等国的交往，最后通过利用国际有利因素化解了国共关系的危机，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关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八路军在太原失守前的抗日应为正面战场作战；敌后战场是日本侵华战争遭到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关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划定。除了传统上国共分别主导正面、敌后战场的认知外，学界有一些新的看法，戚厚杰认为八路军参加了太原会战的全部作战，并参与了会战的组织指挥，与国民党军队混合编组，共同指挥，共同战斗，同处于一个战场。所以八路军在太原失守前的抗日应为正面战场作战。汤重南还认为，中国抗战除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之外，还存在一个国际战场，应该加强对中国抗战国际战场的研究。

关于两个战场的地位问题，学者对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作用和地位给予了肯定。胡德坤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将日本拖入中日持久战泥潭而不能脱身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日本侵华战争遭到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于耀洲认为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是战略防御阶段的主要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尽管其地位与作用下降了，但仍然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战场。

关于中共军事战略和八路军对日作战方面。彭厚文认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主要出于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希望八路军在保卫武汉的作战中，能够起到战略上的配合和支持作用，进一步提高八路军的军事地位，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二是华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三是准备在鄂豫皖边区建立中共未来的战略后方。关于国民党抗战的军事战略，余子道认为蒋介石开辟淞沪会战的目的和意图是多方面的：一是军事战略上为牵制日军华北战场的进攻；二是为了保护上海地区的经济政治利益。三是为了捍卫首都南京和守卫长江。四是以淞沪会战推进外交战略的实施。

关于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

在中共革命影响下，晋西北乡村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及运行模式发生一定变化

关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形态。岳厚谦、张文俊认为在中共革命影响下，晋西北乡村内部社会经济结构及运行模式发生一定变化，但据兴县14村调查材料发现，其主要经济形态依然是传统的“中农化”的自耕农型小农经济，只不过是“中农化”趋向更加彰显而已。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体现着统一战线的要求，服务于全民族抗战大局。黄正林认为在陕甘宁边区的减租运动过程中，中共及时调整政策，对地方惯性和实际情形表示认可，推动了减租政策的落实。史新恒则提出了抗战期间晋察冀边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王志芳通过研究发现中共政权力量介入下的晋绥边区农村经济发生一系列变化：贫雇农取代地主、富农成为占有土地最多的阶级；通过变工互助运动,农村由个体家庭生产逐渐转向集体性生产；阶级结构由地主、富农与贫雇农占多数转化为以中农为主。

关于抗战时期的外交关系

在走向政治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决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受提携的角色

近几年，随着一批新的档案资料的开放，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部分档案材料、斯坦福大学蒋介石日记、宋子文档案的披露，抗战时期的对外关系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与以往学界强调同盟国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作用不同的是，王建朗、胡德坤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外交战略与外交政策》一书突出了对抗战后期中国外交自主性的分析。书中认为在走向政治大国的过程中，中国决不只是一个被动的受提携的角色，而是有着自己的积极思考和筹划，这一思考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便已开始。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与英美的帮助有重要的关系，但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中国人民英勇抵抗了绝大部分日本侵略军这一事实之上的。

吴景平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考察1938年国民党对日和战态度，他认为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在对日和战态度方面时有反复。蒋作为战时体制中最高、最后的决策者，虽然对战局也有过消极的看法，对于外来的调停有过幻想，也不反对与日方进行虚与委蛇的接触，但最终守住了抵抗侵略、拒绝投降的底线，从而为国民党政权的主体部分留在抗日营垒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方面，张玫认为中共在抗日战争初期提出加强与美国接触，以及呼吁建立以美国为主要对象的反日国际统一战线，就是希望在自身力量相对较弱的情况下，利用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矛盾冲突，以及美国与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美国支持中国抗战，抵制国民党发动的反共活动，遏制国内的投降情绪，促使反日战争取得胜利。

关于抗战时期侵华日军的暴行

日本殖民者利用近代垄断企业进行经济掠夺的方式较为隐蔽，但掩盖不了其鲜明的殖民侵略性质

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的损失与侵华日军的暴行，是抗战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侵华日军罪行的档案资料陆续发现公布和整理出版，为研究提供了便利。

关于日军侵略罪证的问题，《铁证如山》一书收录89件档案日军留下的侵华证据，涉及侵华日军强征“慰安妇”、向731部队“特别移送”人员、残酷奴役劳工、对中国军民实施暴行等内容。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追溯和考证了日本社会对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历史，指出了南京大屠杀否定派所持论据的破绽与矛盾，对日本人的近代历史观进行了批判。

关于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学界一致认为其不亚于战争破坏。王键认为，与侵华日军的直接经济掠夺相比，日本殖民者利用近代垄断企业进行经济掠夺的方式较为隐蔽，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攫取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充当了日本侵华战争的经济帮凶，具有鲜明的殖民侵略性质。

（“上篇”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光新伟撰文）

下篇：外国学者近十年来的抗战史研究

近十年海外学界不断突破西方学者重视二战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而忽略中国抗战研究的局限，在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政治与人物、军事与外交、社会经济与文化等诸多领域，涌现出一批持论公允、内容详实、视角新颖的英文著作。

关于中国抗战的整体研究

首提 “代理人战争”说法，中国盟友身份得到西方社会和学界重视

英国牛津大学拉纳·米特教授的《中日战争1937-1945：为生存而战》一书被西方学界视为中国抗日战争总体研究的突破性成果。作者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西斯战场上，中国作为欧美盟友独立抗敌，苦苦支撑，在二战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起到了巨大作用，但这一盟友却长久以来没有得到西方社会和学界重视。

2012年美国学者佛朗哥·迈克瑞的新著《帝国在南中国的冲突：同盟国代理人与日本的战争（1935-1941）》把中国抗战置于全球战略下，探讨了1941年太平洋战场开辟之前中国在南方对日本的抵抗。作者首次提出了“代理人战争”这一说法。代理人战争，意为中国在抗战中扮演的是同盟国代理人的角色。同盟国（尤其是苏联和英国）希望中国在南方拖住日军，使其无暇北侵苏联和南下到达英属东南亚和印度，于是他们积极支援中国抗战。在这一战略中，香港成为接受外援的关键，其便利在于它有通往长沙的铁路，作者认为不能把战时的香港孤立地看成是英国的殖民地，而应该把它和中国南方看成一个统一的战区，因为它是该战区的后勤基地。

2013年曼彻斯特大学讲师穆尔的《记录战争：士兵笔下的日本帝国》一书揭示了中、日、美三国士兵的思想和情感如何受到上级官员和国家的操控，书中通过士兵的日记，分析了国家话语、大众传媒和军队对士兵战争认识的影响，讨论了宣传工作如何动员士兵及动员工作的得失。该书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特点在于“旧史料的新用法”，其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于抗战时期中国、日本、美国士兵的日记、书信、明信片和回忆录。

关于战时政党与人物研究

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合作与冲突，对中国领袖（比如蒋介石、毛泽东）的认识，西方学界也跳出了冷战思维的影响

在关于国民政府的研究著作中，剑桥大学汉学教授方德万于2003年出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是近年来欧美学界涌现出的代表性著作，也是影响最大的著作。该书认为，以往西方学界在论述抗战时中国政府的作用时，多强调中美关系的作用，作者却认为应该从中国的内部寻找答案，因此他关注国民党的军事史和战争史，将其作为国民党历史的中心。有评论指出，该书的特点在于“国际化的视角、长程的历史观与内部取向的历史观”。

关于抗战中的中国共产党研究，近年来西方学界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共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合作与冲突。2011年加拿大学者赖小刚的《胜利的跳板：山东省与中共军事财政力量的壮大（1937-1945）》一书用12章解释了抗战时期中共是如何在山东取得成功的。作者认为中共在山东的成功既有社会、经济、财政、政治和军事多方面的因素，也与日本、中共、国民党的战略有关，是抗战时期中国内部不同力量博弈的结果。

对于中国领袖（比如蒋介石、毛泽东）的认识，西方学界也跳出了冷战思维的影响，出现了一些重要的著作。2003年乔纳森·芬比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及其丧失的中国》是第一部完整的英文版蒋介石传记。2007年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陶涵的《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书中描述了蒋介石的一生，毛泽东研究也出现了几部比较重要的著作。2010年美国学者吕蓓卡·卡尔的《二十世纪中的毛泽东与中国简史》、2012年俄裔学者潘赞夫等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都对战时毛泽东的活动和思想有专门描写和分析。

关于战时军事与外交研究

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在于打开了中共的胜利之门，突破了以中美和中苏关系为主的研究视角，关注战时的中英、中日、中加等关系

2011年，方德万等主编的《为中国而战：中日战争军事史论文集（1937-1945）》，收入论文20篇，其中马克·佩蒂在《龙的子孙：战争的起源》一文中认为中日战争不是偶发事件，而是由日本侵华政策发展与中国内政形势所决定的；方德万在《历史长河中的中日战争》中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在于打开了中共的胜利之门，而不是其在二战中的重要性；美国学者罗纳德·斯佩克特在《世界史语境中的中日战争》一文中认为毛泽东倡导的人民战争是中国对战争史的巨大贡献。

以往的战时中外关系研究以中美和中苏关系为主，学者们把重点放在西方国家和人物怎样影响中国抗战和中国革命上，放在美国为什么“失去了中国”上。最近的研究视野有所突破，开始关注战时各国在华关系，关注战时的中英、中日、中加等关系。如2011年英国学者弗兰克·麦克林恩的《缅甸战役：从灾难走向胜利（1942-1945）》关注中英在缅甸合作抗日的史实；2012年佛朗哥·迈克瑞的文章《为中国提供布朗式轻机枪：中加关系的起源和影响（1941-1949）》梳理了中加关系，认为二战前两国并无外交，20世纪40年代初为应对法西斯，加拿大在美国的影响下开始援助中国武器，希望中国守住香港，美国参战后，两国联盟的意义不再明显。

除了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史，另外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战时中日关系史，当然，抗日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大的中日关系，不过这一关系主要是指“对抗”的关系，“合作”也是战时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一直以来，因为政治原因，战时的中日合作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课题。在这一方面，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卜正民教授做了开创性的尝试，他的著作《通敌：战时中国的日本代理和中国精英》，探讨了日本占领长江中下游之后，当地沦陷后的复杂社会现实。作者选取了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等地，关注了当地的日本政权以及为日本人服务的中国人的历史。

关于抗日战争研究总体趋向

总之，西方学界近年来对“欧洲中心观”进行了反思，并对中国抗日战争史进行了多视角的重建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西方学界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有以下新动向。一是新意义与多视角。比如《上海1937：扬子江畔的斯大林格勒》将淞沪会战界定为“城市战的开始”，《帝国在南中国的冲突：同盟国代理人与日本的战争（1935-1941）》将中国在南方的抗战赋予了“代理人战争”的意义，认为中国是同盟国的代理人。这两本书的论述视角也追求多元化，视角的多维性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性。二是新史观。近年来海外学界不断突破重视二战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而忽略中国抗战研究的局限，开始普遍认识到中国抗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地位，对“欧洲中心观”进行反思，并对中国抗日战争史进行重建。三是小人物的战争史。西方学界关注以前被忽视、甚至是无名无姓的小人物，比如战争下的普通战士、普通妇女、普通工人、普通百姓，关心他们的生死、生活和思想。李丹柯教授的《重庆回声：战时的中国妇女》就是从“个人生命经验的微观角度，重新书写抗战”的代表著作。

(“下篇”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刘本森撰文)

附篇：2014年北京抗战史研究新成果

北京抗战史研究在2014年涌现出一批重要论著，提出了一些新观点、新论述，大大推动了北京抗战史的研究。

汇总统计北京地区抗战时期

人口伤亡总数

《北京市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集全市党史、档案、文物、地方志等8个部门（系统）2700多人、10年之功，运用人口学、统计学、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学科理论和田野调查、实证考据等方法，经过修订再次隆重面世。此项成果用具体事实来反映当年的民族灾难，揭露日军反人类的罪行。如，第一次汇总统计北京地区抗战时期人口伤亡总数为17045人，其中，直接伤亡13422人，间接伤亡3623人。另有60068人确知被日军抓捕当劳工或被俘捕，但无法确定死、伤情形，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此外，第一次汇总、研究了北京经济、文物、教育、劳工等损失。书中还附录14件珍贵历史资料和清晰的大事记供读者了解历史的脉络和直击历史的真相。

对卢沟桥事变期间张自忠所作

所为的新考察

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事变期间，身为第29军所部第38师师长、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究竟有怎样的表现？他的所作所为又有怎样的苦衷，以致他一度蒙受“汉奸”的骂名而无法辩白？时至今日，学术界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仍然无法作出恰当的评价。张皓详细考察相关史料，梳理了张自忠这段时间的史实。张自忠服从军长宋哲元之命，留守平津，与日方周旋。一方面力图维持冀察政务委员会，另一方面则掩护第29军撤离。史实表明，卢沟桥事变期间张自忠的所作所为，是力争在国家领土不失的前提下维护第29军的地位，这才是他“忍痛含垢，与敌周旋”的良苦用心。

研究南口战役对国共两党抗日

战略的重大影响

南口战役是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地区正面战场最后一战，对华北抗日正面战场的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各种原因，战役细节及重要性未能得到充分展示。张皓的《以空间换时间：蒋介石对南口会战的部署及战略意图》一文，从当时的最高军事统率蒋介石的决策入手，指出蒋介石部署南口会战的战略意图是以空间换时间，以平绥线的作战牵制日军速沿平汉线、津浦线南下。由于蒋介石未能调集充足的兵力，也未能解决指挥系统混乱、嫡系部队与杂牌部队之间矛盾等一系列问题，但是通过南口会战，华北抗日正面战场形成。

张皓还认为南口战役对中共中央开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也有重大影响。在南口战役展开前后，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思考和决策“究竟华北哪些地方适合于开展游击战争”，最后决定以太行山脉为中心，与管涔山脉、吕梁山脉、太岳山脉互为依托。按此，八路军有序开进，中共中央实现了以山西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构想。

阅读延伸

抗日战争研究若干论争

●关于西安事变的主角与解决方针

有关西安事变，过去认为在张学良、杨虎城中，张学良是主角，最近有的研究认为，事变的主角是杨虎城而非张学良，而杨虎城身边工作的共产党人，对于杨发动兵谏、逼蒋抗日的行动，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学者认为，共产党人对张学良的影响是积极的,是导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因素。他们的作为,有功于中华民族,有功于抗日战争,这都是不容否定的历史事实。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终点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最具有代表性的有两种说法：1931年说和1937年说。有学者认为，这里涉及有关“抗日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不同概念问题。说中国抗日战争从1931年“九一八”抗战算起是可以的，但抗日战争时期应从1937年“七七”抗战算起。

●关于中国抗日战场的划分

长期以来,大家一直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只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有第三个战场,即中缅印战场,这个战场是由中、美、英三国共同领导的,具有双重属性,既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部分,也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

●关于豫湘桂战役是否是“大溃败”

长期以来，人们几乎达成一种“共识”,即认为豫湘桂战役是一次“大溃败”,甚至称该战为“豫湘桂大溃败”。有学者认为,抗战后期的国民党战场在牵制、打击日军,并最终在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有学者认为，豫湘桂战役有力支援、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也支援、配合了敌后战场，大大减轻了华北、华中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压力。

●关于国共军事合作有无共同纲领

有关两党第二次合作有无统一纲领的问题，过去认为并无统一的纲领，现在一些学者认为《抗战建国纲领》是两党合作的纲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它是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对其是自觉执行的；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三民主义是两党合作的重要基础和共同纲领。（葛晖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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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中的抗战

这款是印在1939年唐英伟在香港出版的木刻集《中国的血》封底的藏书票。1931年鲁迅提倡新兴木刻运动，唐英伟是最早投入中国现代木刻运动的美术家之一。他的木刻画甚至被认为是“代表劳苦大众申诉的作品”。1938年唐英伟来到香港，那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激烈时期，他在香港以版画为笔，号召同胞抗日，但仍不忘情于藏书票创作。许地山为该书题签：“愿将此中的一切永刻在人人底心版上。”这款表现奔赴沙场战士的藏书票，就是最好的见证。（怀安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