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作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重要史料，由于其独特性、私密性、连续性等特点，相较于档案、报刊文献，往往能够展现更加多元的历史面相、更为丰满的历史细节。近年日记刊布呈现井喷趋势，不仅包括蒋介石、徐永昌、吴忠信、黄郛、胡宗南、林蔚等国民政府高层军政人物的日记，也包括赖传珠、张南生、高鲁、王林、杨思一、王荣等中共干部的日记。此外，诸如郑天挺、梅贻琦、张、黄体润、董毅、张宗和等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日记的整理与出版，使学界得以更加全面地考察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变动，极大促进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的相关研究。然而，抗战史研究在广泛利用日记史料的同时，部分研究成果也呈现碎片化、重复性的现象，如何使日记研究更具学理性、体系化，成为抗战史学界急需思考的问题。

2023年11月3—5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与《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日记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山西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及科研机构的30余名学者与会。会议共发表论文20篇，分五场报告会展开。在会议开幕式上，南开大学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执行主任江沛教授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王建朗研究员致开幕词。他们均表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在政府相关机构的支持和学界的努力下，已获得长足发展；日记作为一种类型的史料，对于深化抗战史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围绕日记与抗战史研究展开专题研讨，能够反映抗战史研究愈发走向深化的趋势；相信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必将进一步促进日记史料的利用与抗战史研究领域的开拓。

一、 日记与抗日根据地研究

随着近年学界研究视角的转换，尤其是新革命史的兴起，学者们在探究抗战时期中共发展历程时，愈发重视从社会史、经济史、心态史等多重维度展现中共的政策制定、组织动员、体制构建、思想资源、统一战线的动态演变过程，日记因其记载内容的连续性、多样性，成为中共党史学者重点关注的史料载体。第一场研讨由《中共党史研究》编辑部乔君主持，共4篇论文，主要聚焦于中共与抗日根据地研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温程《方兴未艾：中共战时日记的搜集、利用与思考》在对部分未刊中共干部日记史料的学术价值进行介绍后指出，日记利用应把握微观个案与大历史的比重，借用文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方法更为立体地考察中共的发展。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郑康奇《日记资料与中共抗战史研究》根据日记属性，将与抗日根据地相关的日记划分为军事工作、政治及财经工作、艺术及宣传工作、日常生活等类别。他以日常生活主题为例指出，依照身份定位，干部、战士、敌后工作者等，各类群体均有大量的日记史料可供挖掘。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宋弘《“钻进了社会”：1942年高鲁的农村调查》通过《高鲁日记》展现中共农村调查的技术、影响，认为通过农村调查，以高鲁为代表的中共党员进一步了解了农民，认识了农村，也改造了自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马思宇《中国共产党党团制度与党的全面领导的形塑（1921—1945）》借助日记、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史料，对中共党团制度进行整体性探讨，认为党团制度“起源自西欧，改进于苏俄，发展于中国”，既阐述了制度中一以贯之的内容，也挖掘了其中因地制宜、具有中国特色的部分，揭示了党团制度作为中共处理党政关系和党群关系核心制度的特殊性和代表性。

与谈环节，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俊峰认为，能够从地方文史资料、内部出版物等途径挖掘新史料，难能可贵，但也应注意如下问题：第一，日记的综合性需要得到重视，中共战时日记不能局限于中共干部群体，更应该对涉及中共战时活动的各类日记进行全面收集；第二，虽然日记的数量越多越好，但也要重视日记的质量，特别是从连续性和主观性两个维度加以衡量，一部高质量的日记对于历史研究是大有裨益的；第三，不仅可以将日记用于解决细节性的历史问题，还可将其作为历史研究切入点，在其基础上继续深挖历史的丰富面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吴敏超充分肯定宋弘在选题切入、谋篇叙述上的精确成熟，建议尽量搜罗与选题相关的材料，对日记史料加以佐证，并介绍调查区域的自然状况、农业基础等。

二、 日记与国统区研究

21世纪以来，蒋介石、王世杰、陈克文、傅秉常等国民政府高层军政人物日记的刊布，极大地促进了学界对于国统区政治、军事、社会变动等领域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学界围绕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层的战略考量、决策过程、军事部署、派系政治进行了广泛讨论。第二场研讨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黄道炫主持，聚焦于国统区的高层政治、军事和外交。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谭刚《蒋介石与抗战时期〈中国之命运〉的阅读史——以日记史料为中心》借助蒋介石、陈布雷、陈克文的日记，从阅读史视角剖析1943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出版前后国民党的宣传策略与实效，揭示国民党内部重教条吹捧、轻实际功用的弊端。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周东华《牺牲的限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方战场”场域中之浙赣战役新探——以蒋介石日记为中心》重点展现蒋介石在浙赣战役决策过程中，面对日军西进、南进、北进的多方战略考量，认为蒋介石虽试图为强国“牺牲”以换取支持和援助，但在因应日军“北进”时，则纯出于同盟国有共同抗击德意日法西斯之道义。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王春林《复出与修养：西安事变善后时期张学良的管束生活》重点利用张学良日记等新史料，对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生活境遇进行细致描摹。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展《借力：1940年中日围绕德国的外交博弈》利用畑俊六、木户幸一等日本军政人物的日记，集中呈现1940年中日围绕德国的外交博弈，最终日本陆军为加紧推动与汪伪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施压叫停中日媾和接触，日本外交布局陷入被动局面。

与谈环节，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贺江枫建议谭刚更多关注陈布雷等文人政客在《中国之命运》撰写过程中的作用，适当增加对《中国之命运》持反对意见者的描述，也不应忽视中共对该书的各种批评及其影响。对于周东华的论文，贺江枫认为从军事史角度探究蒋介石的战略布局，具有创新意义，同时可注意到蒋对国际因素考量的连续性，以及浙赣战役的特殊性及其与太平洋战争的关联。贺江枫还指出，应把日记与档案材料互证，尽可能剥离日记的情绪化表达。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严海建认为，对张学良管束生活的叙述应避免孤立、平面化，防止出现以结果为导向的倾向。对于张展的论文，严海建指出，要注意到德国在中日外交中发挥的作用的限界，以及日本军政矛盾对中日外交产生影响的程度。

三、 日记与沦陷区社会研究

沦陷区作为抗战时期日军侵占的区域，涉及东北、华北、华中、华南广袤地域，不同区域因自然环境、日军掠夺、沦陷时间的差异，社会呈现出不同的特性，普通民众对待日军侵略，既有持续的抵抗、无奈的沉默，亦有令人不耻的汉奸，挖掘沦陷区普通民众日记，可以得知在日军压迫下，民族主义日渐成为民众思想的普遍共识。第三场研讨由江沛主持，集中讨论沦陷区民众日记展现的地方社会与日常生活。张俊峰《忧虑恐惧中讨生活：抗战时期太原沦陷区民众日常与心灵世界》利用山西工程师孙寿珊的日记，探索沦陷时期太原民众的日常和心灵世界，展现日军对民众的血腥镇压和毒化政策，以及民众在忧虑恐惧中艰难生活的复杂心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周聪琪《抗战时期国民党县级武装的统合与改编——以江苏省丰县为中心》利用黄体润日记考察抗战时期丰县的地方武装统合与改编，认为从活动区域、经费、武器补给等方面看，国民党地方武装仍有很强的保安队属性；随着国民党正规军西撤，徐西各县武装又回到松散联合的局面。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齐超儒《一位乡村知识分子的抗战生活——基于〈吕舜祥日记〉的考察》详细呈现乡村知识分子吕舜祥在嘉定沦陷前后的去留抉择，逃亡过程中的颠沛流离，以及蛰居乡村期间的日常交际与精神生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杨雅丽《感知国难：北平伶人的生活叙事（1931—1933）——以荀慧生的〈小留香馆日记〉为中心的考察》认为，荀慧生顺应时势，以参演义务戏积极融入抗战大潮，然而在混乱时局下运营戏班，必须时时思考如何维持生计。

与谈环节，《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王来特认为，张俊峰的论文尝试对沦陷时期民众生活进行整体考察，但落脚点仍在个案描述，因此需要使研究案例更具代表性，有针对性地选取代表人物的日记。对于周聪琪的论文，王来特指出，文章表述要符合学界标准，同时要重点关照苏北地区特殊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黄体润领导的地方武装与苏北地主豪强之间的联系。辽宁大学历史学院王春林认为，齐超儒论文的题目较为宽泛，应当突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代表性，在差异化中寻找微观研究的突破口。对于杨雅丽的论文，王春林认为一方面可以与民众运动中的矛盾冲突加以对比，另一方面也需防止矛盾冲突的叙事千篇一律。

四、 日记与战时知识分子研究

以西南联大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往往具有鲜明的家国情怀。面对日军侵略，面对支离破碎的山河，他们颠沛流离，忍受艰难困苦，冀图实现战时中国文化与教育的重建。竺可桢、梅贻琦、郑天挺诸多学人日记的公布，使学界能够窥知战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第四场研讨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金铮主持，聚焦于战时知识分子的日记研究。严海建《时人日记与书信所见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的复员与院系增设》利用郑天挺、梅贻琦日记，考察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复员、院系接收与增设的过程，认为大学学科设置的变化，既是时代趋向、社会需求、政府导向及大学理念变动的结果，也与时势变动、人事更新等因素高度相关。北京大学中文系李辰《抗战大后方学人考察日记的文本内涵与阐释向度》强调应重视战时学人在西南、西北大后方开展的实地考察及其考察成果，凸显“学人考察日记”的文体品格与文本价值。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邹健祥《道听途说还是有据可考——〈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的抗战信息传播问题研究》借用传播学理论“拉斯韦尔模式”，对《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的抗战信息加以辨析和考证。保定中国共产党员日记博物馆康殿英《日记吐心声：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党员的自身建设及启示》借助晋察冀根据地党员王紫峰、徐光耀、刘燕瑾的日记，对抗战时期根据地党员的内心世界和自身建设进行了探讨。

与谈环节，谭刚认为，严海建的论文应将北大复员置于国民政府整体复员的宏观背景之下，增加北大院系接收时面临的阻力与挑战等相关内容。就李辰论文，谭刚指出，学人考察日记是否能够作为一种专门类型的日记，值得进一步界定；可对学人考察日记的数量、分类进行数据化和可视化的呈现，方便读者理解这一类日记的规模和价值。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徐炳三强调在运用传播学理论时，要注意理论与研究对象的契合，比如邹健祥论文的主副题目存在冲突，导致落脚点模糊，论文最主干的史料信息考证部分存在逻辑漏洞和论证缺陷。徐炳三建议康殿英在选取和利用日记时要尽量审慎，保证历史叙述的客观性。

五、 外文日记史料的利用与研究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伟大战争，同时也是世界人民反抗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包含中日两国的战略博弈，亦涉及英、美、苏、德等国的合作与冲突。要从国际视角探究抗日战争的历史意义与多元面相，就需要从更多层次挖掘外文史料。第五场研讨由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宋志勇主持，聚焦于过往学界关注相对较为欠缺的外文日记史料。徐炳三《淞沪会战期间在沪西侨的经历与心态——以贝铁德日记为中心》在深刻揭露日本混淆是非的无耻谰言的基础上指出，面对严峻的战争环境，西侨群体在采取各种手段自救的同时，还与中国民众联合开展难民救助工作，国际主义精神值得称道。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罗蕊《拘禁中的自我观照：沦陷区外侨艾达·塔尔伯特日记》从集中营俘虏的视角揭示拘禁生活对个体身心的巨大影响，将平民俘虏受到的身体病痛、心理创伤等慢性消耗和隐形伤害直观展现出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郭循春《日记所见原敬内阁对华政策的轨迹》借助日本内阁总理原敬日记，从决策者角度重新审视原敬内阁对华政策的演进，认为原敬的对华理念、日本现实政治状况与前期内阁的对华外交遗产，以及日本与列国协调外交的执念，成为影响原敬内阁对华政策的主要因素。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叶磊《辛亥南北议和与袁世凯的对日交涉》认为，袁世凯在日本干涉可能性被排除后，主动引入日本因素作为政争工具，此举加剧了日后国内政争与对日外交相互纠缠的局面。

与谈环节，周东华指出，贝铁德日记缺少淞沪会战爆发初始的部分，建议酌情增补其他史料。此外，传教士的抗战记述是一个共性较多的研究领域，如果能找到贝铁德相较于其他传教士的不同之处，则更能体现论文的价值。对于罗蕊的论文，周东华认为需要考证艾达·塔尔伯特日记的来源和流传，因为这关乎该日记史料的性质和写作场景；艾达·塔尔伯特日记是以书信形式呈现，需要注意其反映的集中营拘禁生活的局限性。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李翔认为，郭循春、叶磊的论文代表了近年利用外文档案和日记研究中日关系的新趋势，但在使用新材料的同时，也要与新观点、新方法相结合，同时应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历史碎片化问题，从宏观层面推动抗战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向前发展。

六、 日记与抗战史研究的可能路径

随着新日记史料的不断公布、日记在抗战史研究中被更广泛利用，以及日记促使更多学术领域的开拓与创新，日记利用的方法与路径就成为学界需要总结和反思的重要话题。本次研讨会的圆桌讨论环节由王建朗主持，学者们围绕以下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第一，关于日记的学术价值。江沛认为，日记可以将历史研究中“人”这个被长期埋没的主体充分挖掘出来，日记的故事性也有助于历史学研究在表述上和情节上更加丰富和精彩。李金铮强调，日记对于历史研究而言，重在其丰富性、连续性，对档案等文献有着重要补充作用。谭刚结合自身研究领域认为，抗战大后方的社会生活史研究相对较为薄弱，日记史料恰巧可以非常鲜活地展现大后方人民的生活状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内地城市建设的现代化道路与社会转型。吴敏超指出，日记对于日常生活史和社会史研究具有重大价值，尽管此类微观研究视野或许有其局限性，但研究意义仍不应被忽视；日记的历史感可以帮助研究者更贴切、更生动地审视和呈现特定的历史情境。徐炳三认为，日记的价值一方面体现在它与历史重大事件的勾连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构建特定群体的历史现象上，对于不同特定群体的日记，应当有不一样的研究视角和方法。

第二，关于日记研究的方法与路径。乔君从编辑视角出发，认为过往的研究更多地把日记作为档案的补充史料，实际上，日记史料的认识和应用可从下述几个层面加以把握：1.需要注意日记是私密性和个体化史料，不能夸大其在传播上的影响；2.需要关注是什么人写的日记，不同的人写日记，能够解决的问题也不同，在日记的类别上可能有工作日记和个人日记的区别；3.需要注意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日记，这影响着日记撰写者的心态，也决定着日记内容的准确性和客观性；4.需要关注写了什么，这是确定日记可以解决什么问题的关键因素。李金铮认为，应将日记研究带回历史的基本问题视域加以考察，在此基础上，再充分发挥日记的学术价值。黄道炫强调，日记研究应当与其所处的时代相结合，着重关注日记中展现的逆时代因素，并借此将时代和个体连接在一起。严海建认为，除那些连续性很强、利用价值很高的日记外，日记大多时候应当作为历史研究的切入口，而非主体。如果仅仅围绕日记进行研究，很可能出现视域上的疏漏；日记具有较强的私密性，研究者通过阅读日记确实可以更好地进入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以达到知人论世的效果。《军事历史》编辑部徐传博认为，应对日记的真实性有所警醒，要尽可能排除其中的立场因素和春秋笔法的干扰，尤其对于孤立的个体性日记，更应当重视其可信性的限度，将日记、档案、回忆录相结合，才能呈现更加贴近历史真相的研究。

第三，关于日记研究可能存在的问题与局限。李翔认为，人的局限性决定了日记的局限性，在史料爆炸增长的当代，更应注重对史料的解读。周东华指出，日记的流传可能影响日记的书写方式、内容呈现，并且流传的结果使日记反映的不再只是个体性的内容，也反映了一个群体的特性，因此要对日记私密性和公共性的比重有所考量。张俊峰强调，日记利用要尽可能避免同质化研究，注意不同区域、不同个体日记中呈现的共性和差异。贺江枫指出，日记作为一种过程性材料，可以是发现问题的线索和切入口，虽然不少新日记被发掘出来，但许多已刊日记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

日记作为核心史料，可以避免叙事空洞，使抗战史研究回归学术、落实落地。与会者普遍认为，在新日记的发掘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应当尽可能整理和出版更多抗战时期的日记，兼顾质量和数量，使抗战史研究更丰富、更生动、更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