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下称“中心”）成立于2001年3月，2004年获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已成为在海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重镇。2010年11月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建立了“香港中文大学———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中心成立以来，承担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共设立了14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其中八项已完成并结项，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出版了《历史人类学学刊》19期，以及一系列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如系列丛书《历史·田野丛书》（已出版两辑共12册）和《清水江文书》（三辑共计33册）。

中心还积极组织开展多个高层次重大研究项目，并以此为平台加强和开拓与海内外学术机构的合作关系。其中2009年中心与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共同主持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设立的“卓越学科领域”项目“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为目前香港UGC最高层次资助计划中唯一一项人文学科研究项目。

一串串亮丽的成绩引人遐思，而其背后一张张年轻不凡的脸孔更添惊异：他们多介于30—45岁，作为学术的传承者和创新者,学养与朝气并重，信仰与兴趣同行，汇聚成中心鲜活的学术生命力；将良好的研究方法和生活态度、融睦的学术氛围、真诚的合作关系薪火相传，和鸣铿锵

现年30岁的谢湜老师，是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同事眼中的大孩子。

除了一副倍感可亲的娃娃脸和极为和善的性格，在学生眼中，年轻的他恰似一个不可复制的传奇。学生时代起便是“明星学生”，2000年进入中大历史系学习时，本科学位论文《清代杭州城市管理与社会生活———以火政为中心的研究》获教育部第四届全国“史学新秀奖”一等奖；2004年作为免试推荐生被复旦大学录取为直博生，师从葛剑雄教授在复旦历史地理研究所学习；博士学位论文《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太湖以东的区域结构变迁》荣获2010年上海市优秀博士论文，2011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提名。2009年7月返回母校中大，任教于历史系，时隔两年，年仅29岁的他受聘为副教授。

人文学科讲究厚积薄发，学者的成长向来晚熟。然而，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像谢湜老师这样年轻有为的青年学者，并不在少数。如现年37岁的温春来老师30岁不到就开始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0年晋升为教授，成为历史系最年轻的教授。

在保持青年学者的研究独立性的同时，中心十分强调学者之间的互相交流和协作的研究状态———老学者与青年学者之间，青年学者与青年学者之间，青年学者与学生之间，一个生机勃发的学术共同体为这些青年学者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和土壤。

构成： 开放包容孕育学术多样性

落户中大前，吴滔老师本科受教于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历史系，硕士在南京农业大学度过，攻读方向为农业史，博士时就读于复旦大学，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学。直到博士后，方才来到居于岭南的中山大学。就这样，“不安分”的吴滔老师，四易求学居所，交错遨游于农业史与历史地理学之间。

与吴滔老师相类似的还有张应强老师，他本科就读于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硕士学位是在中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获得，博士阶段则进入中山大学历史系，师承刘志伟老师和陈春声老师，攻读社会经济学史。

两位青年学者的求学经历并非特例，事实上，中心的青年学者多有异地求学的经历，且他们关注的学科研究也并非仅仅局限于历史学和人类学。

“我们的历史人类学，它不是直接从西方搬过来的，它最可贵的地方是根植于中国既有的学术传统，像我们这里的，主要就是梁方仲先生他们开创的社会经济史的传统。在1980年代，又开始从海外的人类学、历史学进行了一些比较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和对话，就形成了这样的研究取向，形成了这样的历史人类学。（温春来老师语）”

“历史人类学没有多么强烈的学科壁垒，本来它就是一个开放的学科。就个人而言，我虽然做的是历史地理，但是根本上的取向还是社会经济史居多。……我考虑得较多的是历史人类学怎样对历史地理有影响……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让我了解了一个以前并不熟悉的领域，同时也给我机会能够慢慢地把这个群体的一些研究特色融入到自己的研究当中去。”吴滔老师说。2010年10月，他的专著《清代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空间透视———以苏州地区为中心》获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2011年底入寻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或许，正是这样跳跃转移的地域转换、跨学科的交叉研究，练就了青年学者开阔的学术视野与多维度的学术思维，与中心内在的治学理念正相契合。———重视具有浓厚学术史背景的历史感的培养，重视对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运用。

而另一方面，对学术史的高度重视及其背后蕴含的历史感的养成，在长久的教学与研究中，也逐渐潜化为青年学者沉厚的治学底蕴。在学科研究中，学术史是学科发展的脉络，是跨学科研究的依据所在。缺失对学术史的了解和把握，多半只能“底层觅食”，做重复低水平的建设。“文史学科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文献训练，还有对学术史的理解，以及分析、解读、总结、演绎、归纳，最高的层次是最后的领悟和感悟。好的学者就是在这个层面上做得比别人好，而不是比别人掌握多很多数据。”谢湜老师如是说。

一面行走在交叉学科之间，青年学者也一面思索着如何避免“无序的行走”：开辟属于自己的学术通道，尽量保持自身研究的独特性。如温春来老师专攻西南民族史和明清社会经济史；张应强老师近年来则将研究兴趣集中在地域社会变迁与人群认同等问题上。而张振江老师则是以语言学、语言人类学、区域语言与文化为自己的研究方向。除此之外，吴滔老师和谢湜老师在研究区域上趋同于江南；杨培娜博士则更多地将目光投放在广东沿海地区的社会生活和人文景观的变迁。不同的学者在共同的学术大环境下，开展不同的研究项目，关注不同的学术领域，“恰似姹紫嫣红开遍，共染春色。”

平台： 学术碰撞激发聚变效应

中心每年既有与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一同合办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生研讨班（至今已举办23期），亦有从2003年开始，每年暑期举行的的历史人类学高级研修班。

这些研讨（研修）班，以国内外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志从事历史人类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为主体。“面对不同的学者群开放，不同的学术背景，不同的研究地域的学者靠在一起讨论同一个问题，常常会碰撞出很多思维的火花，对于参会者是一个难得的吸收和学习过程。”在张应强老师看来，青年学者的思维碰撞往往更为强烈，学术上的互相启发也更为明显。

讨论会常常火药味十足，青年学者在宣读论文和发表观点的过程中受到来自资深学者和同辈人的强烈关注。“尤其是中心的青年学者，时常会受到我们的摧残，批评、责难，否决是常有的事情。我们说起话来是很不留情的。”刘志伟老师笑着对记者说，“所以我们中心的年轻学者的抗压能力都很强，非常耐磨，也很成熟稳重，现在普通的批评都伤害不到他们了。”记者在采访中，正好赶上历史人类学研究生研讨班的召开，眼见一研究江西皮影戏的硕士在黄国信老师近乎咄咄逼人的诘问前差点“缴械”，“你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意义在哪里？你想要告诉我们什么？”香港科技大学的廖迪生老师则直截了当地问：“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王皮影是什么，它的历史怎样？”而其他与会者也接连“炮轰”：“演皮影戏的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他们要去演？演给谁看？”“皮影戏的内容与当地社会有何关系？”“有没有到过王皮影创始人王文坤生活过的地方，即历史现场？”一连串问题被接连抛出，记者置身现场，不禁感觉“杀气”凛凛。

不仅如此，中心还时常鼓励青年学者多参加各类的学术讨论会。“刘志伟老师和陈春声老师他们搭建的这个明清史或者说历史人类学的平台当中，我们有足够的机会和舞台去扩大自己的视野，和外面非常好的学者进行交流，从这个层面来说，这就是一个非常前沿的做学术的地方。”杨培娜说。

方法： 田野调查是个大课堂

历史人类学的特色是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参与体验”的方法与历史学的文献训诂、考据、文本解读等方法结合起来，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中心的青年学者对此熟识于心，所谓“进村找庙，进庙找碑”，是他们时常叨念的田野口头禅。同时，由于中心的青年学者大部分都是历史系和人类学系出身，所以田野调查成为他们自学生阶段便熟习的学习和教学方式。

杨培娜博士阶段师从陈春声老师和刘志伟老师，她的荣获2011年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濒海生计与王朝秩序———明清闽粤沿海地方社会变迁研究》便是田野调查的重要成果体现。“关于沿海居民的直接记载实在太少了，而渔民、盐民鲜少识字，也没有多少民间文献可以搜集，但是深入田野调查之后，通过与当地的居民交流，进而深入和熟悉他们的日常生活，成为挖掘历史的最佳切入口。”同样，张应强老师的博士论文，《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尝权力与社会》也是在贵州田野调查的结晶，从2000年秋天开始，到2002年春天，他先后前往贵州数次，每次均在当地进行社会调查一个月以上，而他的研究也直接推动了中心与当地档案馆的合作关系建立。

吴滔说起其第一次参加研修班的田野调查情景，“我们带的不是本科生，而是从硕士到青年教师。往往是白天跑半天，而且一般都是在现场读文献，但是我觉得自己很多在田野当中的灵活的感觉就是这几年当田野导师奠定的。虽然辛苦，却是一笔最为难得的财富。”

广阔的田野调查，为他们提供了最新、最原始的研究素材和很好的学术交流的机会。吴滔老师说：“和谢湜一起下乡的时候，我们会一起看资料，在历史现场读文献，然后讨论。我们就是在这过程中形成一套自己的怎样在历史现场阅读文献的办法。”张振江老师最近几年田野调查的地方是贵州都柳江流域，与张应强老师一直调查的清水江一衣带水，“虽然是相隔极近，但是两个流域有着极大不同，比如清水江多文书，而都柳江流域多碑刻，我们就时常会根据这些不同来讨论，互相通报新的发现。”

在青年学者之间，这种沟通和交流很多时候好似“充满火气的掐架”。吴滔、谢湜和于薇简直是中心的三大活宝，时常将争论、“吵架”的现场从课室带到田野调查的现场，一路战火融融。吴滔老师说：“虽然大家有共同的目标，但还是要保持自己的特色，追求一点差异。有时候是故意要碰撞一下的。和于薇老师吵得厉害了，偶尔还会拍桌子。”谢湜老师也很默契地说到，“我经常跟他（吴滔老师）吵得面红耳赤。但他不会因为比我年长些就觉得我不对。”他们相信，将这种讨论方式放在学生面前，将较为严谨枯燥的概念、理论深入到言谈之中，一起分享自己的见解和认识，会让学生从“吵架”里面有所体会。

事实上，田野调查也大大激发青年学者的研究灵感，更成为大部分年轻学者教学和科研成果的来源。张振江老师最新出版的《双星水族：贵州独山双星水族调查与研究》便是他在2010年来带领学生深入贵州独山双星，对当地水族进行人类学调查的成果。而张应强老师，从博士阶段开始，关注清水江文书已有12年之久，已成为该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者。在他和中心的努力之下，三辑共33册《清水江文书》已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近年来陆续推出。2011年，由他投标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获得立项，资助金额40万元。

传承： 大道无形，师心自远

“曾有一位学者说‘人文社会科学的传承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承’，人与人之间的传承是非常具体的，所以求学的路上，我看到这样一串一串的所谓成绩，我不是马上想到自己做了什么，而是首先想到一位一位老师在每个阶段对我的影响有多大。”谢湜老师说起大学时代对他影响重大的老师，从老一辈的蔡鸿生老师、姜伯勤老师、胡守为老师到自己的导师陈春声老师、刘志伟老师，甚至中文系的陈永正老师、曾宪通老师、陈伟武老师，虔诚的语气中，那些与资深学者的交流故事，他如数家珍。

对于青年学者而言，这样的传承，首先是一种学术态度或者信仰的传承。“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温春来老师告诉记者，一直以来中大历史系的研究传统都是极为严谨。自己一直坚信学术研究的神圣和不可苟且，很大程度上便是受这样的学术传统所影响。“比如说有段时间，博士毕业后，差不多两年时间，我一篇论文都发不出来。虽然彼时有点岌岌可危的味道，但我从来不会找我认识的学界大佬包括导师向学术刊物推荐稿子，如果我做了，以后回首时，会觉得有点难堪。”

“他们(陈春声老师和刘志伟老师)在指导论文时，从来不会告诉你该怎么去做，而是旁敲侧击，启发你，却又是非常平等地与你交流。”张应强老师说，“我们念博士时，几个人弄了一个论坛，将平常学习中碰到的问题发上去，互相讨论，有时候陈刘两位老师也会不经意间出现一下，加入我们的讨论行列中。”在讨论中，资深学者们的严格的学术要求化为点点滴滴的指导和纠正，而青年学者也在和风细雨中得以茁壮成长，“对于学术，老师们有着近乎严苛的要求，但就是要经过这样的打磨，你才能真正地成长。”杨培娜如是说。

采访后记：持续两周的采访，记者时常被青年学者们的生气勃勃、奋发有为所感染感动。读书、思考、讨论已融进了他们的生活，学术业已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他们愿意为此一生追求，矢志不渝，在朝圣之路上，恪守学人的虔诚之心，并将之薪火相传，泽及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