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研讨纪要-米儿火

2023年10月23日至24日，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分组研讨会在陕西省西安市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复旦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山西大学等全国13个科研机构和高校的20余位研究人员参加了研讨。

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胡松梅受邀致辞。她总结了近些年来中国动物考古研究取得的成绩，如构建了猪、狗、黄牛、绵羊、马、猫等家畜起源的时空坐标；为重建古代自然环境、讨论文化传播与贸易交流、生业经济与手工业技术提供给了重要视角；新命名了帝国君子长臂猿；发现了距今4000年前后奥氏马的广泛分布等。胡松梅认为，中国动物考古学科建设近年来迎来了较大发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专门化研究与科技检测渐趋完善、标本库与数据库建设逐渐成熟，她鼓励年轻一代顺应时代潮流，扎实工作、勤学善思，从多个角度聚焦动物考古与考古学问题开展全方位的研究，在今后的动物考古学研究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随后，与会研究人员围绕祭祀用牲、草食性家畜的起源与扩散、动物资源与生业经济、制骨手工业、动物遗存形态学鉴定与动物考古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会议现场

一、仪式性用牲的动物考古研究

仪式性用牲是考古遗址常见的一类动物遗存，动物牺牲的仪式性使用通常与社会整合、文化认同及社会复杂化有关，仪式性用牲的动物考古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次会议有四个报告与之相关。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罗运兵研究员首先发言，题目是《伏脉千里：中国北方头蹄葬俗的起源与南传》。罗运兵在欧亚大陆青铜时代东西方文化互动的框架下，对中国境内东周时期头蹄葬习俗的源流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他认为，从生业与历史背景来看，头蹄葬的流行与欧亚大草原的文化互动有直接关联，公元前2000年前的奥库涅夫文化和辛塔什塔文化墓葬中均有明确例证，更早的欧亚草原西端如伏尔加河中游公元前4500年左右的Khvalynsk文化多个墓葬也已出现头蹄葬。大约在公元前二千纪前段，头蹄葬俗已零星出现于中国河西走廊和新疆等地，但北方地区墓葬中仍延续新石器时代以来的下颌随葬传统。尽管目前材料还难以具体勾勒头蹄葬习俗传入中国北方的时空路径，但草蛇灰线，欧亚草原历史背景的重要性日渐显现。罗运兵认为，随着周秦时期戎狄人群的迁徙，头蹄葬也偶见于中原与江汉地区，这种葬俗的远距离南传直接反映了游牧人群的迁徙，其本土化的文化融合也表现非常明显；云梦地区秦文化墓葬中头蹄葬的表现形式已有些似是而非，更多地反映了对文化传统的一种固守与遥远追忆。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志鹏副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偃师商城宫城内北部祭祀区祭牲研究》。李志鹏分享了其团队对偃师商城遗址宫城内的祭祀动物遗存的研究成果，并重点介绍了北部祭祀区（祭祀A、B、C区）的工作进展与最新认识。他分析了偃师商城宫城内北部祭祀区祭牲的种属、部位与性别鉴定及年龄等，发现了大量完整的猪牲和非整牲的其他祭牲。随后，李志鹏进一步总结了偃师商城及早商都城的祭祀用牲种类与组合、用牲方式等用牲制度、祭祀制度、祭祀供应与畜牧业的关系以及仪式性经济等，并探讨偃师商城祭祀用牲制度在中国青铜时代祭祀制度与仪式性经济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国文教授报告的题目为《北魏动物殉祭习俗研究》。张国文通过对北魏墓葬出土动物遗存的梳理和分析，揭示了北魏动物殉祭习俗的内涵及其变迁轨迹。通过对北魏墓葬殉祭率的梳理，他发现殉牲使用的比例在平城时期有一次跃升，但到了洛阳时期又显著下降。殉祭动物个体数量在盛乐和洛阳时期较少，而平城时期明显较多。随葬的动物组合中羊、牛、马等比较常见，应为北魏葬仪祭祀活动中的重要载体。殉祭动物部位以牲体为主，头/蹄以及整牲数量较少。殉祭动物摆放位置或方式，平城时期最为多样化，有棺外前部或侧部、壁龛、棺内或墓道等。出土殉祭动物墓葬的形制在不同时期有明显变化，盛乐和平城时期以土洞墓为主，洛阳时期则主要为砖室墓。张国文认为，北魏墓葬殉祭习俗的形成与魏晋十六国时期的东北、河西、关陇农耕文化以及北方草原文化的综合影响有关。

胡松梅报告的题目是《关中地区珍禽异兽坑研究——以霸陵外藏坑出土骨骼研究为例》。她综合分析了战国秦汉时期关中地区帝、后陵和太后陵珍禽异兽出土单位、种属等，研究对象包括长安神禾原大墓珍禽异兽坑、秦始皇陵园K0007号青铜水禽坑、秦始皇陵园封土西侧内外城垣间珍禽异兽坑、汉景帝阳陵帝陵陵园动物外藏坑、汉昭帝平陵外藏坑的“珍禽异兽”、汉文帝霸陵西南侧和薄太后南陵西北侧的动物殉葬坑、汉文帝霸陵西南侧动物殉葬坑等。其中，霸陵西南侧最新发掘的23座动物殉葬坑与薄太后南陵最新发掘55座动物殉葬坑是本次报告的重点。结合骨骼形态学与古DNA分析，胡松梅团队在霸陵动物殉葬坑中鉴别出了11个属种的珍稀野生动物，其中包括鸟类2种、兽类9种。这些动物既有现在仍生活在热带或亚热带的印度野牛、马来貘和绿孔雀，也有秦岭四宝中的大熊猫和羚牛。其中虎、马来貘、牦牛、印度野牛为陕西省首次发现。薄太后南陵动物殉葬坑中发现了鸟类18种、爬行类1种和哺乳类11种，包括金雕、绿孔雀、褐马鸡、丹顶鹤、金丝猴、猕猴、虎、金猫、鬣羚、鹅喉羚、梅花鹿、狍等30余种珍稀野生动物。多种珍稀动物的发现为文献记载的皇家苑囿动物种类提供了考古学证据。貘和大熊猫在霸陵同时出土也证明了至少在西汉时期，它们还是两种动物，分别与《上林赋》中“貘”“其兽则㺎旄貘嫠”和“猛氏”“格虾蛤，鋋猛氏”对应。

第一组专题讨论

二、草食性家养动物的起源、传播与利用

史前时代跨欧亚大陆文化交流是当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的草食性家养动物的起源与传播直接关系到中国、北方乃至中原地区贸易交换、文化交流、族群融合等诸多问题，因此也是动物考古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本次会议有三位研究者提交了相关摘要，并就大家普遍关心的食草动物起源、传播与利用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蔡大伟教授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家养动物起源与扩散研究新进展》。他首先对近年来动物古DNA领域实验技术的发展进行了概括性的介绍。他认为，随着二代测序技术的发展，古DNA研究为家养动物的起源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随后，蔡大伟介绍了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对中国北方百余处遗址数千例动物样本展开遗传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对相关结果反映出的中国家养动物起源与扩散的历史图景进行了总结。通过对中国北方多处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的黄牛遗骸的古DNA分析研究发现，这一时期的北方黄牛都属于普通牛，并没有瘤牛。该结果支持中国黄牛起源于普通牛的假说，并暗示黄牛可能经过两条路线进入中原，即“新疆—西北—中原”路线或“欧亚草原—东北亚—中原”路线。对中国北方古代山羊样本进行全基因组分析发现，中国山羊的共同祖先发源于伊朗西部，最可能在大约7000—6000年前从该地出发，经过上千年的迁徙扩散到达中国的黄河流域。对黑龙江洪河遗址、陕西木柱柱梁遗址以及宁夏沙塘北塬遗址出土的古代马科动物的全基因组分析在国际上首次成功获得的已灭绝马属动物 E. ovodovi（奥氏马）的高质量全基因组数据，并提出了公元前二千纪前期奥氏马普遍出现于中国北方地区这一重要认识。这项工作对于重建了马属动物的演化历史、理清公元前二千纪家马起源的过程提供了重要参考。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王一如提交摘要的题目为《试论青藏高原的牧业系统起源与发展》。基于世界上十个博物馆中收藏的大量野生羊亚科和羚羊亚科现代动物骨骼标本，王一如团队建立了中国西部相关动物遗骸的形态学和形态测量学鉴定标准，并将该标准应用于青藏高原距今10,000年到1000年的11个考古遗址的动物考古研究工作中。结合对青藏高原民族学调查、古DNA研究结果和古气候环境重建数据，王一如团队发现，青藏高原4000多年前，史前人类仍大量利用本地的野生羊亚科和羚羊亚科动物；随着全新世中晚期以来气候干冷化，人类对野生动物资源的开发强化，森林植被和野生动物资源逐渐减少，从约距今4000年开始，史前人类有选择的引入了最早在西亚驯化的绵羊、山羊、黄牛等偶蹄类家畜。其中，对羊、牛的引入可能包含着将传入的绵羊和黄牛分别与当地更为适应高寒缺氧环境的野生盘羊、牦牛进行杂交育种，从而培育出适应高寒生态的藏系绵羊、牦牛/犏牛。而引入的路线至少包括沿着青藏高原东北缘的北线和跨越喜马拉雅地区的南线两条路线，包含了与黄河流域的仰韶、龙山文化，及来自西方的阿凡那谢沃文化，南亚次大陆北部哈拉帕文化的长距离互动。总之，这一过程反映了青藏高原史前人类对当地野生资源的充分掌握和利用，并通过与不同人群文化交流互动，结合当地独特生态特点，发展出相应的高原牧业系统的复杂性。因此，史前家畜在最初驯化后向不同地区的传播，尤其是传入青藏高原的过程不能简单地用线性扩散的模型来概括。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李悦副教授汇报的题目为《中国古代马匹役使的新认识：以石家墓地五号车马坑为例》。李悦团队已在骑乘用马的辨识上取得了重要进展，本次报告则对西北地区先秦时期拉车用马的证据进行了剖析。通过综合运用动物考古学、古病理学方法对甘肃宁县石家墓地五号车马坑（MK5）内的八具马骨进行系统研究后，李悦团队认为，这些马匹均为雄性成年个体且生前应被役用。研究证据主要表现为，马的相关牙齿和骨骼存在明显异常，其中骨骼异常现象集中在颈椎、前端胸椎、前肢等部位。通过比较石家墓地五号车马坑随葬马匹与新疆巴里坤石人子沟与西沟遗址墓葬、陪葬坑随葬马匹在骨骼异常种类和异常发生部位等方面的差异，李悦团队提出了从骨骼形态角度区分古代骑乘用马和拉车用马的方法。该方法可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研究古代家马役使方式提供一定借鉴。

第二组专题讨论

三、动物资源与生业经济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院刘文晖副研究馆员报告的题目是《河北康保兴隆遗址2021-2022年出土动物遗存》。兴隆遗址地处冀蒙交界处，是近年发现的一处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对研究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定居起源、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等重大学术问题，具有重要学术意义。2021年-202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合作对兴隆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刘文晖代表兴隆遗址发掘与研究团队，分享了2021-2022年代表性单位出土动物遗存的最新研究成果。兴隆遗址出土兽骨种类多样，数量丰富，包括软体动物、鱼类、鸟类及哺乳类等，以哺乳类为大宗。哺乳动物的种类包括刺猬、鼢鼠、黄鼠、仓鼠、兔、狗獾、鼬、赤狐、似浣熊貉、狼、家犬、猞猁、虎、普氏野马、蒙古野驴、野猪、马鹿、斑鹿、狍、原始牛、普氏原羚等。通过最小个体数统计，以兔、原始牛、狍数量占优，最突出的是兔。各期动物遗存的种类基本一致，大多为野生动物。动物遗存反映当时为相当广谱的渔猎经济，既存在对兔等小型哺乳动物的强化利用，也存在对原始牛等大型食草动物的狩猎偏好；对虎、猞猁等大、中型猫科食肉动物的消费，显示出人群高超的狩猎能力。综合骨器、兽骨人工痕迹等，刘文晖认为兴隆先民通过肉食、皮毛、骨角原料等，比较全面的开发了周边的动物资源，显示出一个相对成熟稳定的人群组织面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相龙副研究员报告的题目为《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社会变迁的生业经济基础》。他以河南境内夏商时期家畜饲养方式和先民食物结构的研究结果为基础，结合相关遗址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研究成果，对中原地区生业经济进行了总结，并结合相关研究讨论了以生业经济为代表的生产力的提升在社会变迁，尤其是夏商王朝建立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陈相龙认为，中原地区夏商时期继承了龙山晚期开启的农业经济复杂化的生业系统，农业经济的持续繁荣为中华文明由万邦林立的多元格局向夏商广域王权国家的演进提供了坚实的生业基础。他指出，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为中华文明带来了新的物种、技术和知识，这些新的生产力要素传入本土之后又在中国相互作用圈产生的文化传统和信仰系统的影响下经历了适应性改造。其中，青铜被政治权力垄断成为建立与巩固礼制规范、凝聚人心、保障财富的再分配的道具，牛、马的饲养与畜力开发助力王权实现财富（包括人与物品）在较大地域范围内快速流通，推动更大区域的文化整合与族群融合。也就是说，生业经济的繁荣、牛马畜力开发与青铜冶铸业等生产力层面的变革助力夏商时期广域王权国家的诞生与快速发展。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屈亚婷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新疆青铜早期人类季节性活动》。屈亚婷团队对新疆青铜早期小河墓地、北方墓地与铁板河下游发现的人牙和毛发，动物毛、骨和角等多种生物遗存进行了AMS14C测年与C、N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显示，小河文化家畜食谱以C3植物为主，铁板河下游采集羊角（1942-1763 cal. BC）序列样品δ13C和δ15N值的周期性变化反映了其摄食行为与家畜饲养的季节性；羊灵活的摄食行为与环境适应能力，可能对新疆早期畜牧业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小河墓地伶鼬以C3类动物蛋白为主食，秋冬季节可能猎食与人类伴生的啮齿类动物，其毛色与食性也反映了小河先民春夏季节的狩猎活动。屈亚婷认为，小河文化不同遗址人类遗存与人发序列样品的δ13C和δ15N值反映了先民食谱的季节性变化与地域性差异，结合新疆青铜早期农牧业格局，体现了小河先民生业经济与饮食文化对自然环境的适应性发展。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丰琳(Marcella Festa)副教授报告的题目是《新疆石人子沟遗址兽骨空间分布所见游牧经济和社会的复杂性》。丰琳通过对石人子沟 F2 号房屋的动物组合进行动物考古学分析，并结合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和空间分析，探索了当地动物资源开发方法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影响。根据兽骨分布的记录，F2 的空间利用有所区别，丰琳认为古人在该建筑中进行了基本的家务劳动。结合房址所在地貌以及与战争和社交活动有关的骨器占主导的遗物组合，丰琳认为F2不是一个普通的住所，可能是沟谷内夏季宿营地的瞭望哨。这一研究为探讨公元前一千纪晚期东天山地区动物资源开发战略及其与社会经济复杂性演变的关系提供了参考。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王华副教授提交摘要的题目为《全新世早期北方地区动物资源利用策略与动物驯化》。她以山东淄博张店小高遗址为出发点，对全新世早期动物资源利用策略，及其与动物驯化的关系进行探讨。她认为，小高遗址先民以狩猎个体较小、繁殖率较高的雉科和獐等动物为主，资源利用表现出明显的广谱性特点。同时，种种迹象表明，小高先民与一些动物种属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并对其进行集约化利用，这为动物驯化提供了基础条件。

第三组专题讨论

四、其它议题

制骨手工业是古代社会非常重要的生产门类，相关研究涉及骨器的种类、生产运营、工艺流程、流通方式、消费群体、功能用途等方面，是研究古代社会手工业经济及其运转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杨苗苗副研究员以《唐长安城制骨遗存新发现》为题，分享了她对于长安城醴泉坊和布政坊制骨手工业的研究进展。通过对制骨遗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她认为两坊内均有制骨遗存及成品。制骨原料的首次加工取材、二次加工的截取显示出骨料的尺寸大小及形状较集中，发现的骨器成品则基本是插梳（骨梳），说明制骨作坊可能是专门生产骨梳的场所。结合唐代绘画作品、壁画、仕女俑及古诗词记载，杨苗苗认为盛唐中后期随着女性们盘梳高髻盛行，这些骨梳除了梳发也可用作女性头部的插梳装饰。

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考古出土的甲骨通常较为残碎，如何鉴定这些残碎的甲骨所属的具体骨骼部位也应是研究甲骨的重要内容。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莫林恒副研究员以湖北省博物馆所藏甲骨为对象，从动物考古学视野对残碎古甲骨的形态特征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研究。考虑到人工整治痕迹和兆纹、文字只能提供指示信息，最终还需要结合骨骼部位的形态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以鉴定其所属的位置，莫林恒把甲骨骨骼形态的鉴定方法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根据特征确定动物骨骼部位。如龟甲中甲首、甲尾、甲腹、甲桥的形状特点，齿纹、盾纹分布位置；卜骨中肩胛骨的肩臼窝、喙突、滋养孔、肩胛冈、前后缘、前后角的骨骼形态特征。第二、根据对甲骨的人工整治工序，如修整、切割、打磨、凿、钻、灼等，参考判断其所属的骨骼部位。第三、根据兆纹的卜干、卜枝的形态、方向以及文字的书写格式来分析其中所包含的骨骼部位信息。他认为，甲骨的骨骼形态与甲骨的整治工序及卜兆形态、卜辞行款之间有着内在密切联系，对残碎甲骨的骨骼部位鉴定不仅能为缀合甲骨提供坚实的基础，实际也加深了古代商人利用甲骨进行占卜这一宗教行为过程和意义的整体认知。

动物考古科技资源成果创新与共享是信息时代包括动物考古在内的中国考古学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根本保障，高效、合理的收集、存储、管理与利用考古遗址出土的大量遗存标本、研究成果及科学数据等学术资源是国家文物局当前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也是动物考古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西安云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郑闯闯工程师以《数字考古前瞻：数字技术助力中国文物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为题，以动物考古资源共享平台为重点，介绍了2018年以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合作开发的文物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建设情况。郑闯闯讲解了从发掘现场样本便捷记录、样本赋存环境快速重建、样本本体高精数字化及科研成果综合应用的数字时代下文物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搭建思路。科技资源共享平台的搭建，首先需要针对考古发掘现场数据采集工作，通过高精度便携式采集终端，结合考古工作现场快速三维处理技术，实现对文物科技资源成果采集和处理技术的数字化改革提升与工作模式转变；其次，室内样本鉴定工作中可采用高精度三维采集设备加定制化数据整理模板，实现样本数据的精准采集和规范统一管理；第三，结合相关大数据微服务架构、AI大语言模型、数据中台等前沿信息化技术，依据科技考古工作的实际工作需求，研发更加符合科研应用场景；最后，为更加完整和丰富的数据资源成果应用，还需要进一步整合文物科技资源成果的跨学科应用和辅助科研成果产出，助力文物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快速发展。

第四组专题讨论

研讨之后，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罗运兵研究员进行了会议总结。他认为与会代表的报告非常精彩，涉及内容非常丰富、研究方法多样，基本覆盖了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主要方面，代表了中国动物考古研究的发展趋势。随后，罗运兵对本次会议体现出的中国动物考古学科发展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总结。第一，与会学者的报告聚焦重要发现与热点问题，用科学的研究丰富了对古代社会人类行为的认知，也活化了历史场景、满足了公众的期待，服务社会的能力明显增强；第二，发言内容从精细化的个案分析到跨区域的综合研究、从技术方法的完备到文化动因的探讨、从资料搜集整理到标本库与数据库建设，体现出动物考古学科与时俱进，在基础研究、实验方法与技术、学科基础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等方面逐渐走向纵深；第三，报告在跨欧亚大陆青铜时代东西方文化交流背景下，讨论早期中国各类家畜起源、传播、开发利用方式及其对于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的影响，体现出动物考古工作者学术视野更加开阔与国际化。罗运兵认为，第四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的主题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动物考古专委会分会场围绕该主题提交了一份优秀的答卷。从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动物考古人看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早期生业基础和文化传统支撑，看到了文明交流互鉴，看到了文化交流和文化整合，看到了人群迁徙和民族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