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9—22日，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和南京艺术学院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国电影史年会在南京隆重召开。

此次学术年会以“1940年的中国电影：战争风云、历史转折、多元形态”为主题，充分显示了这一论题的复杂性与广泛性，吸引了百余位海内外电影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参加，形成了80篇多角度极具价值的学术论文，彰显了研究者严谨的治学态度、独到的史学视角和敏锐的洞察力。为期三天的年会包括主论坛等诸多环节，设置了理论梳理、电影与社会、影人研究、文本研究、满映与华映、沦陷区电影、大后方电影、费穆及其作品、性别表达、电影方志、产业观察、影史钩沉共计12个分论坛，由此对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电影史展开了全面而深入的讨论，全程均设点评和互动环节。

开幕式上，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刘伟冬和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孙向辉代表主办方致辞，高度肯定了与会代表治学严谨的学术品格。闭幕式上，南京艺术学院民国电影研究所所长、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山对本届年会进行了学术总结，高度赞赏中国电影史年会多年来秉承的专业性、学术性以及开拓进取的精神。中国电影资料馆副馆长张小光对各位与会专家学者们表示了最诚挚的谢意。

一、电影理论再反思引领研究方向

由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化艺术在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语境中呈现出特殊的面貌，40年代电影的创作、理论、文化、产业等话题一直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随着新材料的陆续披露和电影史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电影史研究不仅是厘清真相、梳理脉络，也应彰显其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与价值。

北京电影学院陈山教授认为，在人工智能与全球化传播这样崭新的电影时代，中国电影人应该在电影意识的本质问题上重新回到影像本体上来，通过剖析陈鲤庭等电影艺术家20世纪40年代为中国电影在战后复兴所奠定的电影美学基础，提出需要发展出不同于“第五代”时期中国电影新美学的命题。香港演艺学院刘成汉教授则更加关注40年代战后以上海电影为代表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中人文价值的历史与地位，旨在凸显现存“浪漫现实主义”电影文本的难能可贵。北京大学李道新教授借助年谱学与影人年谱这种独有的述史体裁治学方法将中国电影的历史重述和学派构建联系在一起，在传扬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同时，克服学术领域里出现的主观化和情绪化弊端，为当下“重述”中国电影史以及构建中国电影学派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

在对于文本解读方面，华东师范大学聂欣如教授通过《一江春水向东流》分析指出，在使用第一人称视点引导同时使用跳轴、取景、象征等表现方式，形成了一种程式化的将创作者评价附加于影片人物的表达方式，借此证明中国电影中影像程式的存在。西南大学虞吉教授通过以影片《小城之春》为例，由点及面，层层铺开，借助双重二元性结构论述了20世纪40年代的美学在银幕上的实践。北海道大学应雄教授阐述罗列费穆和布列松影片的关联分析，从新视点探讨影像和语言的关系、电影和文学的关系；回溯费穆作品的美学特点同时对核心问题历史事实的再认识。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刈间文俊站在“以片为本”的客观角度阐述非常时期电影文本分析所具有多种可能性，并由此论及马徐维邦的鬼怪片。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陈墨研究员辩证分析郑君里编导的大型抗战宣传片《民族万岁》是否为纪录片的问题，从开端延伸讨论未完成的《西北特辑》，该片代各民族立言的形式、戏剧化创作理念、编造情节及易人扮演等方面甄别与纪录片规范不甚相符，但是根本上是为了阐述民族主题影片在当时所处的两难之境。北京电影学院的钟大丰教授从“漂泊”到“恋家”谈起，阐述了对于20世纪40年代战后电影中都市认同的观察。上海大学陈犀禾教授通过梳理东影电影创作中揭示了新中国电影美学的雏形，并表达了他对于美学范式的思考。南京艺术学院秦翼副教授梳理时期资料拼合出自全面抗战前后至日寇完全占领上海期间电影界真实面临着的逐步升级的胶片危机，剖析对于民族电影业、制造业乃至国家政治的深沉伤痛，指出直至今日危机仍然具有启迪、参照和值得警惕的效用。

二、影史探讨的还原与重构

史料钩稽为基础的影史叙述是早期中国电影历史研究者所持的一般共识，下述年会论文成果相当程度上实现了影史盲区的补足与研究对象的价值重勘。

（一）理论梳理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李立副教授与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彭静宜博士在艺术社会史视野的角度下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两个艺术作品《流民图》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从艺术家社会阶层、生活境遇、心态变化、既有史观等各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阐释了艺术家心态、情感与作品艺术价值之间的勾连与互融。西南交通大学安燕教授通过从意识形态到情感结构的转向阐释20世纪40年代“文人电影”中深刻的“政治留白”，肯定了文人电影内在情感、思致与技巧独有的精神特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田亦洲博士后考察检视《电影轨范》版本信息、著作属性、文本构成与理论来源予，在重勘陈鲤庭的工作性质的同时将《电影轨范》概括为以技巧论为形态、以本土化为表征的基于西方经典电影理论多元综合的翻译作品。上海师范大学郑炀讲师将上海作为出发点探讨日本在沦陷区的电影文化统制理论建构与“中华电影公司”巡回放映的实践活动，分析了沦陷期间日本侵略者尝试建立起具有时代与地域适应性的电影文化统制。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郝瀚研究生以1945—1949年“劫收”历史事件切入，说明其对战后中国电影进步性的建构、话语与战后电影公众领域的双向互动与影响中起到重要作用。西南石油大学王诗秒讲师从空间话语、主体性建构和走向现代性三个方面辩证地剖析了桑弧导演的电影存在论。

20世纪40年代，中国电影呈现出了独特的时代面貌，东北的“伪满洲映画”与上海“沦陷区电影”一直以来都是研究的热点与难点。在“满映与华映”的分论坛中，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黄德泉研究员基于现存《泰东日报》完善了对于“满映”报刊研究的历史叙述。辽宁师范大学庄君副教授以李香兰主演《我的夜莺》影片为切入点，探求内外身份谜团和故乡战局的互动叠加重构与二战末期时代症候交相呼应。西安外国语大学徐雅宁副教授通过李香兰主演的“大陆三部曲”及《迎春花》为对象研究后殖民主义视域下“满映”娱民片中的女性形象和情爱模式。中国艺术研究院杜宜浩博士通过对台湾日据时期的《沙鸯之钟》和光复后《花莲港》两部影片互文性文本之间比较分析，探索了特殊历史时期电影作为“文化策略”的运行机制以及台湾文化史发展脉络。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张琪研究生梳理《华北映画》刊载电影评论类文章分析沦陷时期华北电影业的发展状态。

在“沦陷区电影”分论坛中，日本国立德岛大学邵迎建教授与日本映画大学晏妮教授对于20世纪40年代原始的申报与访谈、话剧、电影间的关系作了精彩的论述和独到的见解。同时，自由撰稿人高桥政阳先生也分享了中华电影最后一位日本人回忆录的原版书稿。北京大学洪知永博士则认为，影片《春江遗恨》中存在中日双方互相背离的“借古喻今”，借助古装片对于历史的再编码重新解读文本。北京大学胡亮宇博士从战时东亚现代性话语、日本和中国的主体位置、历史资源的现代挪用等方面，探讨了沦陷时期《春江遗恨》电影文本生产的复杂性和文化的混杂性。东京大学朱芸绮博士通过考察史料与记录厘清日本三大电影公司与“中华”及“华影”的合作结果管窥20世纪40年代中日影人不同的处境与心境变化。上海电影博物馆王腾飞总监引入“疯狂”与“新生”两个作为上海沦陷时期频繁出现于媒体的关键词，分析了电影与整个沦陷社会所产生对话和碰撞。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郝蕊博士通过《红楼梦》为中心考察20世纪40年代战时“华影”的制片末路与巨片策略的最终失败。

（二）文本研究

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吴国坤副教授对比分析《乱世佳人》与《一江春水向东流》在战后中国左翼电影意识形态与创作通俗性之间所具有的平衡关系。上海师范大学张隽隽讲师认为，1943年电影《秋海棠》中内涵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得到了隐晦呼应，并在晚清以来的新旧文化网络中得以开拓并通过跨媒介大众传播得以丰厚。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马纶鹏助教从历史和机构史入手回顾满洲电影，通过个案《松花江上》阐述因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受到苏联的影响而显得独特又唯一。西南大学石纯博士通过分析文艺片《家》《春》《秋》虽历经多次改编，但依旧根植于中国古典文化与美学的文艺片传统，成为联系不同版本时期地域下国人的精神纽带。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庞博助理研究员通过“现代贤妻”的表层叙事建构下电影《太太万岁》中断裂的二元对立。重庆师范大学副黄勇军研究员和柳谦助教共同论述电影小说在20世纪40年代的勃兴与衰落。华中师范大学盛梦阳研究生通过影片《木兰从军》电影拍摄和上映之后的遭遇反思上海影人在“孤岛时期”独特政治环境下需要作出的艰难抉择。

（三）影人研究

重庆工商大学张华教授文认为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女星白杨转型期的银幕形象与影片所承载的意识形态性密切相关。南京艺术学院季晓宇讲师通过考察早期中国电影史中重要的商业片导演代表人物方沛霖在战后的商业片创作动向，深入探究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的电影创作发展中遭遇的困境与方向转变，并借此将这段时期的中国电影史叙述重新做出新的描绘和呈现。青岛市文艺评论家协会臧杰副主席更关注方沛霖本人性格趣味与人生抱负，分析与厘清其电影创作的内在肌理，规避常规作品研究分析中产生的认知盲点，以呈现另一个层面下的影人研究。三峡大学林丽萍副教授考察梳理张爱玲在20世纪40年代包括影评写作和编剧之路两部分的电影活动，揭示了变幻时局对于张爱玲文艺创作空间的影响。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张洪燕研究生通过考察陈铿然战后重返电影创作的艰难历程和解放前后上海制片环境的跌宕起伏，阐释其在战后主张保守向善的电影伦理观念。南京艺术学院影视学院徐沁逸研究生通过以许幸之电影手稿《电影导演论》为研究对象探析电影拍摄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分工与合作，管窥20世纪40年代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为代表的电化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情况。

“诗人导演”费穆是许多与会者推崇备至的研究对象。在“费穆及其作品”的分论坛中，北京大学李诗语博士通过电影《生死恨》两篇电影小说谈起，再议文本中的空间塑造与情景关系。南京大学王一冰博士更关注20世纪40年代中国戏曲电影美学风格实践的特征，以《生死恨》为主例进而对戏曲电影的美学实践达成较为客观且公允的评价。云南艺术学院讲师谢波认为在《小城之春》中两种行为平行运作技巧的使用，使得影片戏剧性冲突得以建构并由此形成了影片独特的美学风格。西南大学赵剑副教授根据中国儒家传统伦理为标准，对《小城之春》中的伦理叙事进行了反思。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赵轩副教授考察并检视20世纪40年代末《小城之春》相关评论描绘期间论者的批评理路，呈现出影片其在接受史上的最初轮廓。南京晓庄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朱萍讲师探讨了20世纪40年代初期以费穆、金信民、张翼三人为基点形成的“编导—制片—表演”稳固三角体系，得让民华影业公司生存于上海影坛。

（四）大后方电影

北京电影学院李九如助理研究员辩证分析战时电影教育在理论与实践中相互结合与促进。四川美术学院刁颖副教授则另辟蹊径，探究了中国战时大后方卡通作品所产生的历史效应。中共江苏省委党校丁小文研究馆员考据评述了20世纪40年代（前期）西藏电影史料。中国传媒大学刘丽莎研究生讨论战时重庆抗战电影批评研究对于电影创作艺术性的影响。湖南科技学院欧阳家庆讲师以国泰大戏院为例探究抗日战争时期重庆电影院的经营策略。重庆师范大学戴小晴研究生以《中国电影》例探究陪都抗战时期电影理论的价值意义。

（五）影史钩沉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赵卫防副所长通过对40年代后半期香港国语电影传统道德价值观延续与创新辩证分析，呈现出沪港之间电影的相互联络。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李镇副研究员认为，20世纪40年代电影节两度出现拍摄“自费电影”是特殊时段的一种电影产业生态现象，梳理和评估分析其背景产生过程与影响价值。上海大学黄望莉教授以《新影坛》杂志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战后上海电影业崛起与影人软性抗争的合理原因。清华大学梁君健副教授将《电影与播音》史料作为基础，利用媒介史探究在国际传播语境下的大后方新闻纪录片的意义与影响。云南师范大学李淼副教授通过对1939—1940年《中原报》“星期电影”专栏史料梳理与分析，探究抗战时期泰国华人华侨电影救国思想以透视呈现全名族的抗战文化景观。福建师范大学侯凯讲师从影业接收、影片重映与影人流动等方面阐述1945—1949年大陆对台湾电影生态格局的影响。南京艺术学院樊妍秋博士详细论述了三四十年代之交“侠盗变化”与“商业逐利与救国心态 ”下武侠电影短暂复兴时期的成因。中国艺术研究院孙天晨研究生通过分析郑君里编导社会纪录片探讨民族志纪录片在影视记录、文化价值和人类未来三个方面的意义与价值的再发现。

三、多元化视角拓宽电影史研究视野

除了主论坛上嘉宾们以多种视角切入40年代中国电影外，分论坛同样为本届年会呈现了同样异彩纷呈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对当下电影史文化研究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早期中国电影中文化脉络的找寻与延续的道路中，以下两个分论坛主旨更彰显人文情怀与历史温度。在“性别表达”分论坛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秦喜清研究员从《相见恨晚》到《不了情》和《小城之春》分析战后情愁与女性叙事，站在世界电影发展的角度观察三部电影的共性与特性认为，其在题材与类型上的变化与发展为把握战后女性电影的总体特征提供新路径。香港浸会大学卢伟力副教授通过影片《小城之春》《春雷》《一代妖姬》新旧交替伦理框架的冲击与调解下探讨现代中国女性主体意识的时代意义。天津师范大学年悦讲师探究了上海沦陷前后女演员李红多重面孔与公众政治身份的变迁过程。赣南师范大学刘丽芸讲师以“孤岛时期”的电影明星陈云裳为例考查其明星形象的多重建构呈现出多义性、暧昧性和矛盾性。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李建华助理研究员将40年代上海孤岛女明星日常生活看作是孤岛文化社会心理的体现。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钟瀚声研究生从知识分子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新闺怨》与《遥远的爱》比较分析探究现代女性意识的不同侧面。在“电影与社会”分论坛中，南京艺术学院张丹助理研究员以贺孟斧之逝为论述起点回顾其作为电影戏剧编导、舞美设计、影剧文献翻译等多重身份悲凉的影剧人生。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林吉安讲师从电影检查与税收同票价管理三个方面分析了战后中国电影在多方力量相互博弈下的生存状态，并管窥在消费文化与娱乐政治之间存在的中国社会的切面。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易菲讲师通过解读1945—1949年电影明星背后的流行趋势下的时尚服饰和都市文化追逐的新潮探究近代上海时尚文化生活的发展。上海戏剧学院张璐璐博士通过比较分析40年代《假凤虚凰》与《人海妖魔》两部作品剖析上海早期行业团体与电影的互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樊昊研究生通过梳理《假凤虚凰》理发师风波事件的始末，探讨事件的背后可能具有的社会心理学等方面的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张语洋研究生张语洋以桑弧导演40年代作品中的服饰话语为研究对象，论证了40年代上海特殊历史文化孕育下的服饰符码。

年会还集中组织了一批40年代电影方志与产业观察研究的最新成果。在“电影方志”分论坛中，中国传媒大学苑笑颜博士后探究40年代南京大华电影院映演机制与空间形态的变化脉络。鲁东大学孙鹏讲师以“福禄寿事件”为切入中心，考察抗战后青岛市电影戏剧商业同业公会的成立与运作。大阪市立大学赵晟博士以山东省立教育电影院为例阐述了战后济南电影院的接收与经营。鲁东大学位晓宁讲师解析青岛电影“敌产”接收与处置情况，折射出战后国民政府在地方的接收状况。天津市艺术研究所王兴昀副研究员论述了抗战胜利后的天津市戏曲电影业同业公会的抗争经过。上海戏剧学院陶旻瀚博士从南京影院公司、四大影院观众、影院选片三个方面入手对战后南京地区影院市场进行细致分析。在“产业观察”分论坛中，北京大学普泽南博士普泽南通过1946—1948年间中国电影贸易变化观察说明政策与外汇的关系。厦门大学刘晓臣博士将中电三厂的制片运营策略作为切入点分析意识形态基与商业自觉。厦门大学朱超亚博士重论解放初期（1949—1951）处于不当竞争下的上海私营电影制片业产业生存困境。南阳理工学院王玉良讲师讨论了战后好莱坞电影在上海的发行模式的转变。广西艺术学院焦仕刚副教授探究了战后上海电影发展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困境和经济困境。中国艺术研究院刘磊研究生对金星公司做了客观详尽的探究。南京师范大学蔡春芳博士以战后中国视角剖析同时期英美电影之争。

本届年会学术气氛浓厚，新老学者智慧上的共享让参会代表受益匪浅，再加上以《博爱》（1942）为首的十部4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放映影片，让与会代表感到各有猎获、不虚此行。本届年会已经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届中国电影史年会，本届年会极大推动了业内的学术交流。无论是学术研讨还是影片观摩讨论，为电影史学研究者之间搭建对话的平台的同时对史学问题的趋势、问题与对策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碰撞，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是中国电影史年会举办的重要目的，必将对早期中国电影史研究做出实质性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