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中国”一词的用法，比较常见的是指具有悠久历史的作为国家行为体的“中国”，其内涵自然包括我们在中国古代史里所讲到的历代王朝。在具体行文中，也偶尔使用“中国”一词指中国历史上的某一王朝。同时，在论述早期史事时，特别是东亚各地的政治组织形式尚处于前国家形态的历史阶段时，也用“中国”指黄河流域后来形成中国早期国家的地区。“朝鲜半岛”在本书中纯粹是一个基于自然地理范畴的区域概念，指今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两国界河的鸭绿江、图们江以东以南的地区，或者我们可以概括地说，是指朝鲜与韩国两国的统治区。纵观朝鲜半岛的历史，在箕氏朝鲜关于箕氏朝鲜建立的时间史无明文。朝鲜史书《三国遗事》记载：“周虎王即位己卯,封箕子于朝鲜。”如果这种说法可信，则箕子立国于朝鲜半岛的大同江流域与周武王克商是在同一年。关于周武王克商的年代学术界历来争议比较大，此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论定为公元前1046年。《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后汉书》卷85《东夷传》仅记载箕氏朝鲜最后一个王箕准在被卫满篡夺政权后南迁立国于马韩，未记载其南下立国的时间。朝鲜史书《箕子本纪》认为箕氏朝鲜灭亡与箕准南迁是中国的西汉惠帝元年丁未，即公元前194年，《东史纲目》则认为是汉惠帝戊申，即公元前193年。

此取前说。但朝鲜史书多认为，箕氏朝鲜存在929年，如按箕氏朝鲜亡于公元前194年上推，则箕子东迁立国应是在公元前1123年。因这些朝鲜史书成书都比较晚，且不知其史料来源，故不取其说。(公元前1046～公元前194年)、卫氏朝鲜(公元前194～公元前108年)、李氏朝鲜1897年李氏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直至1910年被日本吞并。(1392～1910年)3个时期，在朝鲜半岛内部生成的政权的国号是“朝鲜”。概言之，在朝鲜半岛内存在国名“朝鲜”的政权的年代总计约1456年。但是，其中箕氏朝鲜与卫氏朝鲜的控制区仅包括大同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并不包括全部朝鲜半岛。朝鲜半岛内存在国名为“韩”的政权仅有两次，一次是箕氏朝鲜灭亡后，其后裔南迁建立的韩国关于马韩国灭亡的时间，朝鲜史书《东史纲目》记载其于“新莽己巳(9年)亡入百济”，应是存在203年。但据李德懋《盎叶记》所载马韩国世次推算，其存在时间仅176年，则应亡于公元前18年。此从《东史纲目》。(公元前194年～9年)，另一次是“脱清独立”后的大韩帝国(1897～1910年)，朝鲜半岛内的政权以“韩国”为国号的时间最多只有216年。因此，将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简称为“中朝关系”或“中韩关系”都是不正确的。

只有在二战以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建立，朝鲜半岛出现与中国地位对等的现代国家，我们才可以将中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简称为“中朝关系”，而将中国与大韩民国的关系简称为“中韩关系”。由于本书研究的时间段是从远古开始，因此，我们没有采用同类著作的通常做法，以“中朝关系史”或“中韩关系史”为书名，而是定书名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以凸显我们所研究的是一个国家与一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史，而不是研究国家间的关系史。由于朝鲜半岛与中国自远古时就已经存在比较高水平的互动关系，但其内部出现国家的时间却相对较晚，因此，采用研究中外关系史或国际关系史的传统做法，以国家为研究的单位，也就是研究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史，是很难囊括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全部内容的。朝鲜半岛内出现国家以后，无论是北方的高句丽，还是南方的百济、新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的属国，王氏高丽与李氏朝鲜也对中国保持着宗藩朝贡关系，用研究现代国家间关系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中国与朝鲜半岛内政权间的关系，是无法正确理解这种关系的性质的，因而对许多历史事实也就无法做出正确的解释。因此，本书主要是从研究中国与特定地区间关系的视角出发，来把握历史上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关系。

定书名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也是为突出我们在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方面的特点，也许这可以看作是本书的创新之一。虽然迄今为止没有书名中带有“中国与朝鲜半岛”字样的专著问世，但中国学术界对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研究却是比较深入的，只不过这些研究的成果都是冠以“中朝”或“中韩”之名出版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已经出版了张政烺《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开明书店，1951)和周一良《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开明书店，1951)，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出版的最早一批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专著。改革开放以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专著主要有：朴真奭的《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杨昭全、韩俊光的《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杨昭全、孙玉梅的《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刘永智的《中朝关系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吉林社会科学院《中朝关系通史》编写组编写的《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杨通方的《中韩古代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陈尚胜的《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蒋非非、王小甫的《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杨昭全、何彤梅的《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

除上述这些通史性的著作以外，还出版了拜根兴的《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杨渭生的《宋丽关系史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喜蕾的《元代高丽贡女制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姜龙范、刘子敏的《明代中朝关系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刘保全的《壬辰倭乱时期朝明关系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5)；白新良主编的《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等研究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断代史性质的著作。有关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各个方面的研究都在走向深入和细化，研究水平在不断提高。可以说，在古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中，有关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研究近代以来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著作，20世纪50年代主要有张政烺的《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开明书店，1951)；陈述的《中朝关系一百年》(神州国光社，1951)；陈联芳的《朝鲜问题与甲午战争》(三联书店，1959)。近10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徐万民的《中韩关系史(近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宋成有等编写的《中韩关系史(现代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刘金质等编写的《当代中韩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此外，专题研究性著作也很多，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复旦大学石源华教授的“韩国独立运动研究与韩国临时政府研究”，由其主编或撰写的相关著作有：《韩国独立运动与中国(1919~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韩国反日独立运动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韩国独立运动血史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在中朝宗藩关系的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香港学者黄枝连的《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与《朝鲜的儒化情境构造——朝鲜王朝与满清王朝的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这两本著作也是《天朝礼治体系研究》的中卷和下卷。李云泉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专著《朝贡制度史论——中国古代对外关系体制研究》(新华出版社，2004)则对中国的朝贡制度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近年来，在近现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研究中取得的另一方面的重要成绩是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资料汇编，主要有：《清代中朝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关内地区朝鲜人民独立斗争资料汇编》(杨昭全编，辽宁民族出版社，1987)；《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杨昭全、孙玉梅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中朝中韩关系文件资料汇编(1919~1949)》(刘金质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1949~1994)》(刘金质、杨淮生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总体而言，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研究，目的更加明确，研究范围更加广泛，研究方法不断推陈出新，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多地为国家与地方经济发展服务。参见金熙德主编《中国的东北亚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71～92页。但是，在目前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研究中也存在着一定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尚未对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提出一个明确的历史分期，以至我们不能对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发展脉络有比较清晰的认识。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有关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通史性著作，要么是按中国历代王朝的顺序，依次谈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这种著述体例可以追溯到张政烺等《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开明书店，1951)。比较近期的典型则有王小甫、蒋斐斐《中韩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大体也是采取这种编写体例(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或者采用断代史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国某一朝代与朝鲜半岛的关系；姜龙范、刘子敏：《明代中朝关系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白新良主编《中朝关系史：明清时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要么就是按古朝鲜、三韩、百济、新罗、高丽等朝鲜半岛政权的顺序，依次谈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杨通方：《中韩古代关系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重在强调中国与朝鲜半岛历代一直保持着十分友好的关系，有着十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尽量回避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多次战争，王辑五：《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开明书店，1951；周一良：《中朝人民的友谊关系与文化交流》，开明书店，1951；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从而勾勒出一幅和平友好、密切往来的历史画卷，而不管这幅历史长卷与历史的真实之间是否存在差异。还有的学者重点剖析某一历史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全景，这类著作有姜龙范、刘子敏：《明代中朝关系史》，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拜根兴：《七世纪中叶唐与新罗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对各种史实叙述详赡，但是，这种断代史的研究方法仍对构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整体框架没有太多的帮助。其次，在研究中重视史实的整理叙述，缺乏分析与归纳。通史类的著作往往是按朝代依次介绍中国与朝鲜半岛间的重大历史事件，断代史类的著作往往采用类似于编年体史书的叙事方法，以时间为线索细致地梳理相关事件的过程。

对于这些历史现象的分析与阐述性内容却往往付诸阙如。近年来，部分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在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开始致力于将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置于中国与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中加以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黄枝连的《东亚的礼义世界——中国封建王朝与朝鲜半岛关系形态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全春元的《早期东北亚文化圈中的朝鲜》。延边大学出版社，1995。但前者更主要的是关注中国与朝鲜半岛历代统治者对彼此关系的认识，而后者在时间跨度上仅是从高句丽、新罗、百济时期到王氏高丽时期，仍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本书的研究思路是，把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关系放到中国与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宏观背景中，理清朝鲜半岛古代历史发展的脉络，确立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基本框架，以及不同历史时期里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的不同特点，并以此为出发点，去理解相关的历史问题，以期得出更符合历史事实、更具有说服力的结论。由于学术界对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基本上都已经做过比较系统的梳理，有许多非常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出版，我们在不具备超越现有研究成果的水平时也不愿意在这些领域再做出低水平重复性的研究，也由于本书的篇幅与作者学识、知识结构方面的限制，本书研究的重点放在对大的历史时期的特点的宏观把握上，而省略了对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发展进程的叙述。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本书中找不到元代在朝鲜半岛行政设置的说明，对明代援朝抗倭、清代两次讨伐朝鲜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本书也没有专门的叙述，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这些历史事件不重要，而是因为前人已经做过非常充分的研究，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对这些问题做出精彩深入的研究的著作。我们认为，与其为保持本书叙述的完整性，而由我们对这些经典性的成果做出味同嚼蜡的缩写和介绍，倒不如留下空间让希望深入了解的读者去体会阅读这些精深学术著作的快乐，而本书也可以节省下宝贵的篇幅，来谈一点前人没有说过或者是谈得不多的方面。当然，对于我们有一点研究心得的地方，我们都尽量做了展开，既是为了使读者更容易、更准确地把握本书的创新之处，也希望就这些方面获得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以便促进我们的研究走向深入。无疑，这种做法使本书的叙述变得畸轻畸重。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本书对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的叙述就显得很不全面、很不完整，这是我们不得不请求读者原谅的。书名定为《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论》，而不是《中国与朝鲜半岛关系史》，也是出于这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章东亚前国际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