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形态史观”

众所周知，历史学研究的两个基本要素, 一是史料的占有与发掘，二是历史学科理论方法的指导与运用，“理论是灵魂，资料是血肉”。对于现在大多数历史学领域的研究者而言：目前对史料的发掘和整理的空间越来越有限，但是对理论与方法的引进与运用则是无限的，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尝试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并对旧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反思和批判，将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经。

汤因比是20世纪著名的史学巨匠，历史哲学家，其煌煌巨著《历史研究》构建了一个庞大而精密的“文明形态史观”理论构架，对历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的极大地促进作用，其学说至今仍发挥巨大影响，他的这一套史学体系与成就就是建构在历史哲学的理论之上。具体来说他的文明形态史观包括：文明的模式、文明的多元与一体、文明的人格化的四个阶段、文明发展的动力——挑战应战等观点。在这一套理论的指引下，其研究给人以新鲜的观点和明确的说服力。

1、文明的模式论

汤因比在其理论体系中，借用哲学给文明构建了若干模式，显然在文化形态上受到了斯宾格勒的影响，但是就文明模式上汤因比却有自己独特的建树。他说“模式（model）”一词在用来表现科学调查时，可以看作为工具使用的一种符号。”[2]30汤因比因此构建了三个不同的较典型的模式：希腊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这三个模式可以代表许多不同文明发展的历程。

首先是希腊模式，具有以下几个不同的要素。第一个要素是希腊自身的政治结构，“希腊世界在文化上统一政治上分裂形成鲜明的对照。”[2]33第二个要素是希腊文明“解体”后的社会史结构“一个分离的社会分离出内部和外部的无产者集团。”[2]36第三个要素在同一阶段中的希腊文明的宗教结构，即孕育产生了基督教的两种文明——东正教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第四个要素是“外部无产者”（蛮族人）所起的作用。第五个要素是在两种“希腊化”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历史过程中，一系列希腊文化的“复兴”。这个模式及其内在要素可以归纳出许多不同文明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共性。

再有是中国模式，主要是治乱交替的大一统格局和文明的不间断发展。汤因比认为古埃及文明的发展史和符合“中国模式”的第一个要素，这也为文明比较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许多的文明发展模式也可以是两种文明发展模式的交叉，例如汤因比认为：“希腊—中国的组合模式很明显是一种标准模式，可用来解释人类史的各个阶段。”[2]39

最后是犹太模式，其标志性表现是“严格遵守传统的宗教仪式使犹太社区生活在异族社会中得到了保存”[2]45；具有以下三个明显的要素：“首先是具有在各种散居环境中保持自身历史特性的决心”[2]44；其二是“流散型社会要有不愿融入当地多数人社会的动机” [2]45；第三是它认识到了这样一条真理：倘若没有充分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存活下来；这一模式主要用来解释文明的流散型社会。

2.文明的多元与一体

汤因比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个地区的历史发展形势区分为26个文明，认为文明的发展，在对各个文明的考察过程中，将文明分为多元的“独立文明”“卫星文明”和“失落的文明”同时赋予各个文明应有的地位与重视，试图打破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武断论点。汤因比曾尖锐的批判“我认为这种以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观是明显的主观主义，这会误解现实，由于他歪曲了事实因而就使得事实变得不可理解”[3]138。同时对文明发展进程中趋向大一统教会、大一统国家、普世价值乃至普世文明的可能进行考察，指出“某些文明之间具有所谓‘继承性’这样一种亲密关系，在一个正在解体的文明中，某些社会阶层与当时其他社群的外来因素形成某种社会联合或政治联合。”[2]235多元文明则朝着一体化的趋势发展：“大一统国家、大一统教会和英雄时代就是这样把同时代的和非同时代的文明联系在一起的。”[2]235具有全球性的历史视野。

3.人格化的文明四个阶段

汤因比将文明的产生与衰落过程做了人格化的分析。将文明分为文明的起源、文明的成长、文明的衰落和文明的解体四个阶段，实际上是把文明视为一种高度自律性, 同时具有生长盛衰与发展阶段的有机体, 并试图通过比较不同文明的兴衰过程, 以揭示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和一般规律。其观点最后得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的关键在于“挑战—应战”模式[2]73，而非机械的决定论。

文明在产生过程中可能出现流产的文明的现象。同时文明在成长过程中也有停滞的可能，存在一定的成长标准。在文明的衰落阶段批判了决定论的旧论调，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机械性模仿、对制度自我崇拜、对统治技术性的崇拜以及宗教对胜利的自我陶醉，这些因素削弱了文明生长的动力引发了文明的衰落。在文明的解体阶段，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起到的加速分化作用，以及人们灵魂的分裂，这一系列的理论已经超出了简单的治乱兴衰，腐败，战争，经济破产等我们常规理解的观点，从而极大的扩展了我们的眼界。

4.文明时空的交流与比较

汤因比的文明形态史观的又一重大贡献是对文明交流与比较的论述。在这一问题中花费了大量的文笔来论述文明间交流的重要性，将文明的交流与比较分为时间与空间两种不同概念上的接触，并对不同的接触结果进行分析，并强调了文化之间的融合及其必要性。他说到：“文明接触引起了尖锐的敌意，也造成了相处中的大量问题。唯一积极的方法是，双方都努力调整自己，相互适应……不同文化不应该展开敌对的竞争，而应该努力分享彼此的经验。”[2]343汤氏的文明形态史观是包容开放的，试图打破东西方的隔阂与人为偏见，并对非西方文明报以友好冷静客观的分析态度，对西方的侵略性进行谴责，同时对东方的过激反应给予批评。

“文明形态史观”评价

作为文化形态学的代表人物，其“文明形态史观”理论奠定了其在西方乃至世界史学界的重要地位。他的理论在西方引起了十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倍受争议。不少历史研究者，主要是传统史学家对其历史哲学理论切入历史研究进行批判，其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是哲学的，就具体而言其研究的切入点与一般的历史学家很不一致，即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具体描述, 也不是对某一国家历史的综合考察研究，而是把“文明”作为历史的基本研究单位。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 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4]14同时“从文明的角度, 而不是从国家的角度去考察历史, 把国家仅仅看做是文明的生命中相当次要的和短暂的政治现象的原因，国家正是在文明的怀抱中诞生和消亡的。” [5]19汤因比的文明单元理论在L.S.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的写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6]

在汤因比的归纳出的“文明模式”和“文明发展的阶段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汤因比试图总结出一套独特的文明发展模式与规律，或说文明发展的模式，这里面其实是对历史规律的扩大化运用。汤因比的文明模式是具有其理论依托的，其模式建构在国家或社会性质的不同与分类，而他只不过是将这一情况运用到更大的历史研究单位——文明中来罢了，而其文明阶段理论其实就是直接套用了人的生老病死四个阶段，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跨学科结合的理论指导，所以其事实上还是理论的创新运用，而不是自盖空中楼阁。正是这种突破，使得他的观点发人深思，这三种基本的文明模式的提出，以及文明阶段论对史学界而言本身就是一种巨大挑战，而根据其“挑战—应战”理论有挑战则必有应战。哪怕汤因比的具体观点不值得信服，但是他的理论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与讨论本身就是对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推动与促进，具有积极的革新意义。

在汤因比的文明史观中，其着重分析了文明的差异与共性，批判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错误观点。比起之前学者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汤因比的更有理论性，条理性。首先，他将西方文明置于众多文明之一就是对中心论的一种突破；其次，西方文明不过是希腊罗马文明中衍生的子文明之一；再次，三种文明模式中不独见西方文明模式，而且他还从哲学上深刻的批判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主观臆断。汤因比的理论对于正确处理各个不同文明间的关系以及文化多元化、全球化提供了有益的探讨。

参考文献

[1]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英)汤因比.历史研究(插图本)[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1997.

[3](英)汤因比.汤因比论汤因比——汤因比与厄本对话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4](英)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英)汤因比.文明经受着考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6](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7](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冲突与世界格局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