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天晚饭，我在宁波余姚吃了一大盘蛤蜊，烤了几个生蚝。

今天上午，当我面对8000年前满坑满筐的蚶壳、生蚝壳、螺壳、牡蛎壳……比我昨晚丢掉的生蚝壳还要壮实好几倍，我只想做一件事，拿出柠檬挤一挤。

5月30日，浙江省文物局、余姚市人民政府、宁波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在余姚召开了一场重大的新闻发布会，也是疫情之后，浙江考古首次发布重要考古发现。

在距离我们熟悉的河姆渡遗址13公里（20分钟车程）的余姚市三七市镇井头村，发现了一处地下5-10米深的遗址，出土了数量巨大的被先民食用后废弃的各种海生贝类：蚶、螺、牡蛎、蛤、蚝等，经过碳十四测年，确定距今8000多年，早于闻名中外的河姆渡遗址1000多年，这个遗址被命名为井头山遗址。

目前，第一阶段的考古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以上这段看似有点专的文字，透露出三个“最”，我来解读一下：

地下5-10米（海拔-3到-8米），从遗址的深度上看——这是中国沿海地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一处遗址。突破了以往对我国沿海地区史前遗址时空框架及其分布规律的认识。

8000年——经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碳十四实验室等4家国内外实验室测定的20多个数据显示，井头山遗址的年代在距今7800～8300年之间，绝对年代为8000多年，早于河姆渡文化1000多年。

我们过去常说 “最早的宁波”，标志就是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过去，宁波还没有发现早于河姆渡7000年的文化面貌。井头山遗址的横空出世，把宁波人类活动的历史又往前推进了1000多年。以后我们要说，宁波8000年。

还有让我震惊的地层里多到快要满出来的各种海鲜贝壳组成的堆积——考古学上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贝丘遗址。这是浙江迄今发现的沿海唯一一处史前贝丘遗址，也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沿海最早的贝丘遗址。

“井头山考古工作持续了8年，很不容易，现在的结果几乎是完美，这也向我们社会展示，我们考古，是寻根，是挖文化，不是只挖金光闪闪的东西。推进1000年，这简直是大片，让人震惊，这个遗址这么深，这么难，第一次见到，或许在其他地方就放弃了，这恐怕只能在浙江做到。”南京博物馆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一直点赞。今天下午，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齐聚余姚，做了一场专家论证。“震惊”、“前所未有”、“独一无二”，这是专家们说的最多的词。

8000年前的海鲜大餐

井头山遗址是怎么被发现的？

就在今天中午消息发布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方向明阅读宁波当地媒体“甬派客户端”后，在后台发现一条来自网名为“大嘴巴量贩零食专卖店”的留言——

“当初是我爸放羊发现有古迹骑车把文物送去田螺山鉴定，才有了后续，我想就他的觉悟应该给予表扬吧。”

在下午的专家论证会上，王海明研究员特别提到这件事，向老人表达敬意。而那天，不止是这位老人，还有他已经去世的堂哥，一起发现了这个线索。

2013年10月，在宁波舜龙胶管有限公司在土建地质钻探土样中，无意中带出了一些深埋地下的碎陶片、残骨器、动物遗骸等，其中还有大量蚶、牡蛎、螺等海产贝壳。

一位老人和他的堂哥在工厂的院子里放羊，捡到以后，马上送到了田螺山遗址发掘工地，交给技工，技工又交到发掘领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平手里，他马上觉察到，这是非同寻常的来源。

井头山遗址为什么重要？

去库房看“大型海鲜市场”前，先说说这个有点陌生的名字：贝丘遗址。

我们国家发现过很多贝丘遗址，在中国一万多公里海岸线及近海岛屿上，从北到南，比如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福建、台湾、广东、广西，发现过上百处早至6000多年前、晚到3000多年前的古代贝丘遗址，展现的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的海洋生活，海鲜是他们的主食。

但一直以来，学界也有很多疑问。

比如，为什么很少发现6000年以前的贝丘遗址？更重要的问题：处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的浙江，为什么没有发现任何贝丘遗址？

于是乎，宁波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必然被cue到了——河姆渡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它从哪里来？你还有什么秘密，是我们所不知道的？

贝丘遗址是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的一种形态，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堆成了小山丘的贝壳。这是它一个很好认的特质，专业说法，地层里大量堆积古代人类吃剩下的贝壳。日文里叫“贝冢”，也很形象。

带着这个印象，我们再去看8000年前井头山人每天的海鲜大餐——出土遗物中最多的一大类，当时先民食用后丢弃的数量巨大的各种海生贝类。排行榜前五名：蚶、螺、牡蛎（其中就有我们现在常吃的生蚝）、蛏、蛤。

排第一位的蚶，发现最多，主要有血蚶和毛蚶两种，真的很壮，比我们现在吃的要大得多。

孙国平说，8000年前，人没这么多，吃的人少了，它们生长压力也小，自然长得好。

排第二位的是蚝，有大牡蛎，还有小牡蛎。好吧，又比我昨晚吃得壮好多！

大生蚝

生蚝

生蚝

生蚝

排第三位的是螺，还有大量的“锥形螺”。

第四位蛤，比较少，但依然很大，壳纹路漂亮。

边上还有一小筐零星的蛏子，但蛏子壳比较薄，基本都碎了，完整发现得很少。

古人吃完贝壳里的肉，那些很大的壳，漂亮又锋利，不会轻易扔掉。远古时代，古人的生活条件有限，食物得来不易，一定会物尽其用，变废为宝，让自己的生活更美好。古人的脑洞，一向开得比我们大。

所以，除了海贝，出土遗物中发现第二多的，就是人工制品，有陶器、石器、骨器、木器、贝器、编织物等。

比如骨器，比如有的用鱼刺磨成骨针，上面还有小孔，可以穿线。

这些钻孔的鹿角，作为工具，可以挂在身上，就像老底子喜欢在皮带上挂一串钥匙，一把剪手指甲的小剪刀一样。

鹿角

但野猪、野牛的骨头不多，说明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不容易捕获野猪、野牛这样凶猛的动物，很费劲。但鹿很容易捕到，田螺山、河姆渡也一样，鹿骨头很多。

根据形状，我们可以推测用途，比如当做箭头的骨镞，很常见。照片里的这一根，或许可以当作发簪，因为磨得如此光滑，看到那一束反光了吗？不知当年插在哪位少女的头发上。

最特别的，也是最有特色的，就是贝器。

贝器我们很少见，但住在海边的井头山人近水楼台，人们把吃剩下的大型贝壳加工磨制成各种贝器，作为工具，比如铲、刀、饰片等。具体用来干嘛，我们可以开脑洞。

比如做成铲子，用来掘土，或者当做一把刀。

表面亮光光的贝器，拿着很轻，可以当头饰，挂件。

用什么来做贝器呢？看到这只大牡蛎的壳，你就get了。大牡蛎有一个底，一个盖。底是凹弧形的，盖很平。用盖来加工贝器，人工磨平，就变成一把铲子，一把刀了。

海贝壳一共有多少数量？我问。

记得2013年，我被田螺山遗址大量的生活遗物深深惊到过。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泥土里发现了10000多件各类（陶、石、玉、木、骨、角、牙、其他植物制品等）生产、生活遗物，以及与古人活动相关的大量动植物遗存。他们淘出了数10万颗各种鱼的脊椎骨、刺和鳞……

“成千上万筐吧。”孙老师笑。

好吧，暂时无法用单件来计算，用筐的，都是上万的。这可不是毛估估的，我在库房、走廊上看到的一幕，证实了孙老师所言非虚——

类似放啤酒的筐子，沿着10多米长的走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每一筐都贝壳——以蚶为主，装得扑扑满。

库房里，菜场里卖鱼虾的大盆，堆成小山的贝壳……

混杂的贝壳碎屑

井头山人的主食，就是海鲜，不像我们良渚人，主食是白米饭。那么，井头山人吃不吃稻米？

这也是一个“第一次”：发现了少量炭化米、稻谷壳、水稻小穗轴。

以前中国发现那么多的贝丘遗址里，都没有发现过稻作农业的遗存，农业方面的信息量很少，只知道人们以海产捕捞为主，还有采集。

但井头山人说，我们也栽培水稻哟，也有稻作农业生产。如果要总结他们的生产方式，这是一种以海产捕捞为主，兼有采集、狩猎，以及早期稻作同时存在的混合经济，在目前中国所发现的贝丘遗址里是第一次。

“第一深”的现场

看完井头山人吃完的海鲜贝壳，我来到了他们家的边上。

1973年，河姆渡遗址发现时，大家都很吃惊，它地处沿海低海拔高地下水位的独特埋藏环境，包括之后“隔壁“发现的同为河姆渡文化的田螺山遗址之外，我们还没有发现具备相似埋藏环境、出土相似丰富程度的有机质遗存的同类遗址。

井头山遗址又让我们大开眼界。

刚才说到，这次成果有个重要的“第一次”：井头山遗址深埋地下5～10米，是已知我国沿海地区埋深最大的一处遗址。

这个数字这样看看是无感的，到了现场，感受下什么是“第一深”——

跑了8年考古工地，我第一次碰到这么深的现场，不敢往下看。

孙国平站在高高的遗址里

我现在站的位置，在海拔-5米到-6米，略恐高

“你站的地方，离地面八九米，最深是10米。”孙国平说，在浙江省内，河姆渡遗址是埋藏最深的，最深的地方离地表有4米。4米下面几乎没东西了。而在这里，挖到地下4米，还没有碰到任何东西。“到5-6米，我们才碰到东西。在浙江是破了纪录了。”

我现在站的位置，在海拔-5米到-6米，没错，位于地下小山坡的东坡下。遗址堆积形状大致呈南北向椭圆形，南北长约80～100米，东西宽约60～80米。总面积在8000平方米左右，自西北向东南明显倾斜。

遗址可以分为东、中、西，三段——这样说很枯燥，那么，让我们补脑一个美好的场景：我走到一户海边人家门口，没有敲门，转了个身，面朝大海，深呼吸——

比刚才在库房看到的更震撼，满眼的贝壳堆积。

什么意思？人们吃完的贝壳，当做生活垃圾就倒在这里，15米左右的宽度，最厚的地方超过两米。

你要问了，为什么我没有去这户人家里敲敲门？

在上坡，确实有惊喜，发现了一些人居住的遗迹，比如一些灰坑，是当时人们处理食物用的，后来倾倒垃圾。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当时这里应该是人居住的房子。

房子发现了吗？比如河姆渡人典型的干栏式建筑。

“我们很希望能在这里发现建筑遗迹，可惜还没有。”孙国平有些遗憾，可能建筑还要在西侧更高的位置。

所以，家门就不敲了，我继续面朝大海。此处，是井头山人居住区前面的活动场地，晒晒日光浴，吃吃海鲜，看看海，听听风的声音，这，不就是我们向往的生活吗？

在这里，发现了很多木器，而且是8000年前的“黑科技”。

木器是有机质，非常容易烂，良渚墓葬的木质棺椁都无法保存下来，然而这8000年前的木器，保存完好，颜色、形状，像新的一样。

“能保存在现在，很不容易，8000年木器，非常少见，可以说很稀奇了。只有这样饱水状态的遗址里能够保留下来。”孙国平说。

“大家来猜猜，它有什么用？”孙老师从“澡盆”里拿出一把木柄，还有一块石斧，一插，居然刚好插进，原来是斧头的木柄。

“这是井头山最有代表的木器，在其他地方都没有见过。”

这把斧头，推测人们用来砍木头。

两部分怎么固定起来呢？

孙国平推测，接口的缝里或许会塞一点麻布，比较紧实，就能用了。当时，麻线已经有出土了。

井头山发现的木器，大多数是生产工具的配件，比如斧的木柄、石锛的木柄，还有木锹，木矛（基本上用来捕猎），以及船桨的桨叶。有些船桨没做好，就废掉了。“像当时做瓷器一样，成品率很低，砍砍没砍好，就丢掉了。”

突然，孙老师又从“澡盆”里捞东西——我感觉孙老师拿了一光鱼出来。

器形很怪，一件很特殊的木器。孙老师说，在当时属于高科技了，技术含量相当高。你看，孔里面插了一根比手指头要长一点的木头的销钉，还可以搭扣牢，像一把锁。

这东西很怪，河姆渡遗址也没有发现这么先进的器物。最关键是，木头和销钉之间的孔隙里，还有名堂，涂抹了一层填塞的材料，像胶水一样的东西，目前浙大正在做鉴定。

这是不是中国榫卯结构的“最早”了（此前的最早，是河姆渡的干栏式建筑）？

孙老师很谨慎：“还需要继续研究。榫卯，基本可以追溯到井头山时期，有望提前到井头山时期。”

8000年前，只有能工巧匠，才能把它做出来。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件木器是什么东西，但是，古人费了这么大劲，动了很大的脑筋，创造了它，肯定有目的。孙国平说，之后继续发掘也许还能碰到。

话说回来，为什么会在这里发现木器？

我走到了村庄的边上，再往前，就是滩涂了。所以，这里正好是村庄和滩涂的过渡区，也就是贝壳的加工区、生产区，会有一些工具的加工和利用，这里出现木器理所当然。

再继续走，就到滩涂上了。海，就在眼前。

所长刘斌说，这里十分靠近古海岸线，用专业术语的话，这里就是“潮上带”或者说“潮间带”——潮水可以上来的地方，涨潮的时候，可以直接拍到，退潮后，又露了出来。而井头山人的村庄，或许就在高处，跟现在舟山、象山海边的人家，一样的生活方式。

这个村庄的规模如何？

孙老师说，如果按面积一万多平方米，推测住着30-50个人。

“来，我们往前走，走到头。”

脚下，越来越难走，遗物就越来越少，泥越越来越软烂，几乎都是烂泥。现在我们到象山、奉化的滩涂上走走，也是这样的泥质滩涂，脚会有点陷下去。

滩涂上，发现一个木栅栏围成的圈，可能是当时临时养鱼的地方。

8000年前，井头山人吃完自助海鲜大餐，落日时分，海边散步。我们正沿着他们走过的路，继续走。

“当时如果有人在这里走路，是可以发现脚印的，但是我们没有找到。”孙国平说。

他们是河姆渡人的“祖辈”

看完令人羡慕的井头山人的海边生活，很多人或许会有一个疑问：既然这个遗址比河姆渡文化早了1000年，它们到底什么关系？井头山人和河姆渡人，是哪种亲戚？河姆渡文化的渊源关系，浙南地区的史前文化谱系，都是我们要探讨的重点。

孙国平说，我们可这样理解，井头山人，是河姆渡人的祖辈——不是父亲辈，至少应是爷爷辈，他们跟河姆渡人有着文化血脉上的联系。更专业的表述是：它是河姆渡文化的祖源，并非直接的源头。

因为中间还有个缺环，也就是河姆渡人的“父辈”，还没有找到。

专业说法叫“年代缺环”。河姆渡的年代，最早到距今7000年，而井头山遗址最晚距今7800年，等于说中间还有800年的缺环。“如果河姆渡最早可以到7000多年，那爸爸和儿子的血脉就续上了，井头山人跟河姆渡人的的关系就会看得更清楚。”孙国平说。

这个将近1000年的缺环，在哪儿？

孙国平有点遗憾：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希望以后还能找到。

但是，从文化类型上看，看陶片，看石器，看骨器，跟河姆渡文化多少有点联系，但又有很明显的差别。好比爷爷奶奶过去穿的衣服，跟我们现在完全不同，但我们是一脉的，同一个根，是一家人。

尽管不连续，有空档，但爷爷辈和孙子辈都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下，有传承。

比如陶器主要器型为釜、罐、圜底器为主，少量圈足器，不见三足器，与河姆渡文化陶器在基本器形和小耳状、鸡冠耳状扳手等细部装饰方面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更加明显。

我们看看具体的厨房用具——炊器，最典型的陶釜，用来蒸煮食物。河姆渡人几乎家家都有，井头山人虽然用的样子不一样，但是，看上面的花纹——绳纹、方格纹，也是新石器早期开始流行的花样，一脉相承。

正在修复破碎的方格纹陶器

再看餐具——圈足豆、盘、盆、杯、罐，又跟上山文化有联系，比如九千年前的义乌桥头遗址，也“披”鲜亮的红衣。井头山人也有一定数量的红彩（衣）和黑衣。而这个器形，又跟跨湖桥有点相似。

工艺上，有夹砂、夹炭，还有夹蚌壳的碎屑，把贝壳磨碎了，亮晶晶的，夹进去。而有一种夹细砂的，在跨湖桥和河姆渡都没有见过。

陶器颜色呢，以黑、红、褐为当时的流行色，有少量装饰，比如刻纹，但跟田螺山比设计要简单多了。

这只带点红衣的陶钵，很像杭州人装小钵头甜酒酿的钵。边上放着一只制作陶器的陶拍。什么用？

陶钵

陶拍

每一件陶釜的内壁，手一摸，坑坑洼洼，就是陶拍拍出来的。这个工艺，又跟河姆渡人明显不一样了。河姆渡人不太用拍的，直接用刮的，用一个专门做陶器的转轮，刮一刮，看起来反而更先进。

再看陶釜的支脚，很肥很胖，不值一看，但专家发现了珍贵的细节，仔细看，明显夹杂着大量稻谷壳。这说明，8000年前，人们对稻谷的利用还是很多的。

陶釜支脚上的稻谷

龟甲，还是钻孔的，挂挂的，当做装饰。或许也象征眼睛。这在田螺山遗址也很多。

鳐鱼的牙齿，像把梳子。

除此之外，井头山还发现了不少芦苇（芒草）编织物（席子、篮子、筐子、背篓等）。以及很多的植物种子、果核（橡子、麻栎果、桃核、少量炭化米、稻谷壳、水稻小穗轴、以及漆树、黄连木、猕猴桃、紫苏、灰菜等木本、草本植物的种子）等遗存。

那么，到底能否给井头山人一个名分，可否命名为“井头山文化”？

孙国平说，由于陶器等“标识物”还没有来得及做修复工作，资料整理正在进行中，关于考古学命名的问题，随着资料的展开，会越来越明朗。

北京大学家教授赵辉也认为，现在，陶器的系统整理还没有完全开始，文化面貌的整体性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所以，我们如果现在要谈它和目前已知文化的比较，条件还不够。虽然我们已经看出来一些名堂，比如和跨湖桥文化的联系，非常密切，方格纹陶器也能看到，但也有很大差别，这正说明它的特质鲜明。”

我们拭目以待。

河姆渡遗址是透视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距今六、七千年那一重要时代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进程的一扇最清晰的窗口。其实，当年在河姆渡发现之前，也没有人能预见到，像海涂沉积深厚的宁绍沿海地区，会有深埋地下的数千年前的古遗址。

如今，作为“祖辈”的井头山人，又为我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井头山遗址发现和发掘为全新世以来环境变迁，海侵时间、过程及中国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的相互作用的人地关系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殊为难得的案例；典型反映全新世早中期环境变迁与中国古海岸线人类活动起源、发展的明确过程；为全新世早中期海岸环境和海平面上升过程树立精确的时空坐标；对今后中国沿海地区史前考古的探索方法也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河姆渡是中国海洋文化的摇篮，井头山又是河姆渡的摇篮……”赵辉说到这里笑，大家也笑了，“所以，井头山的意义，非常之重要。”

目前，第一阶段的发掘接近尾声，接下来怎么样？

“正因为它的特殊，它的意义重大，好几位专家都不建议结束田野工作，希望在田野工作中能继续探讨，收集好环境的资料，找找井头山人住的房子，墓地，人骨，结合南方族群和北方族群DNA最新的研究成果，探讨彼此的交融方式，如果有人骨的材料就更完美了。”赵辉说。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马黎 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