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探索】虞和平：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的三大特性——“从历史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笔谈（一）-米儿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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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和平，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编者按：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现代化道路，经过漫长而艰辛的探索，在实践与理论上均有重大创新。这是一条既发展自身，又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之路，它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定式，展现了现代化模式的多元性，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是现实的源头。回望走过的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意义及其历史必然性。为此，本刊特约三位现代化研究资深专家分别从实践和理论两个不同层面，对中国现代化历程做一历史追溯和分析，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二十大报告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期待更多学者共同参与这一研究，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添砖加瓦。

在近代中国出现的以追求工业化、民主化和民族独立化为中心的现代化，从其所处的历史时期来说可称之为近代化，从现代化全程性和整体性的角度来说也可称之为早期现代化。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虽然在实际上有它的发展方向、进取目标和实行方式，也有理论和规划设计，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全国、全程统一的国家战略性的发展道路，因此只有一个客观存在的发展历程。不过，从主体上和实质上来说，中国早期现代化呈现为一种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有诸多仿效之处。现代化是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过程，有基本的共性，但也有不同时空所限定的特性，从时间上来说不同阶段的现代化有不同的内涵，从空间上来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有不同的特性。以此而论，中国早期现代化既有阶段的不同内涵，也有国度的不同特性，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以自强、救国为主要动力

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半殖民地社会，抵抗西方列强侵略争取国家独立是始终追求和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其抵抗之道中包含着发展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以增强抵抗力量的想法和做法，从而亦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种想法和做法，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即开始产生，与近代中国抵抗列强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进程相随而行，先后出现过“师夷长技以制夷”“自强”“求富”“实业救国”“收回利权”“提倡国货”等一系列的思想和运动，均力图通过发展实业和科技实现救国、富国、强国、建国的目标，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主要动力。

“师夷长技以制夷”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一种救国强国思想。这一思想由经世致用学者魏源提出。早在1842年他即提出“以彼长技御彼长技”的主张。次年，更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抵御外国侵略。魏源的这一思想中包含着三种具体办法：一是由官方设立军工厂制造船炮等武器；二是军工厂亦应制造各种民用器具出售，既盈利又益民；三是允许民间开办工厂，自主经营。这种“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以魏源所持最为完整，亦包含了林则徐、徐继畬等率先睁眼看世界者的某些师夷抗敌思想。这种思想开辟了近代中国为抵御西方侵略而学习西方以求强求富的新方向，但没有得到当时统治者采用，却为后来的洋务运动提供了思想渊源。

“自强”和“求富”是洋务派所提出的御外主张和办法。他们先是创办军事工业，以图“自强”，继而创建民用企业，以图“求富”。他们的言行契合和继承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如洋务派的核心人物李鸿章，在其发动洋务运动之初的1865年就认为：“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决计以“求富强”而图中国御洋“自立”。左宗棠将其在“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等举措，称为“此魏子（即魏源）所谓师其（夷）长技以制之也”。对于“自强”之道，除了练兵之外，主要是设厂仿造新式武器装备。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官员都认为，欲求自强就必须采用机器制造枪炮、轮船。对于“求富”之谋，既图开辟利源，又筑自强之基。曾国藩早在1867年就提出用机器开采煤矿以开辟利源之见。李鸿章认为，致富之路惟在自办工厂，仿造洋货，自为运销，“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刘铭传在台湾兴办洋务，认为，“欲自强必致富，欲致富必先经商”。于是，洋务派相继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建船政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上海机器织布局、台北铁路商务总局等一系列军用和民用企业，也允许“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并采用官督商办和商办制度，引导传统商业资本向现代工业资本转移，使早期工业化从官方单行的格局扩展到官商共举的趋势。但是洋务运动的“自强”和“求富”目标，由于并未成为朝野一致的国策，且具体措施失当，成效不著，并随着中国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而宣告破产。

“实业救国”和“收回利权”是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救国运动。所谓实业救国就是希望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挽救国家之危亡和贫弱。这一运动，从洋务运动的部分官员和商人参与扩大到多数官员参与，乃至作为朝廷决策，更逐渐形成民间潮流，基本上成为清末民初的一种举国之势。实业救国在思想上与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论有一定的承接关系，一些洋务派官员在甲午战争后救国谋划中，继续主张以“求富”而达“自强”，但是更加强调发展工业的重要性。1895年时，张之洞与实业家张謇达成共识，请张謇为之代写奏折，认为甲午战后，西洋各国“更将肆意要挟”，中国应对之策，除了继续加强建设军队和军工之外，还必须“速讲商务”“讲求工政”；“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中国“尤宜专意为之”，集富国与抗敌于一途。其他官员亦大多持类似主张，“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在维新派方面，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就提出以发展工商业为主的立国自强之策。郑观应先提出“商战”论，主张通过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侵略，到1909年时更明确指出：“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民国成立以后，实业救国论继续高涨。孙中山也在1912年号召说：“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 1915年日本强迫中国签订“二十一条”后，工商界掀起“救国储金”运动，张謇发表评论指出救国的根本就在实业。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与此同时，工商界亦纷起响应，逐渐形成举国共识，成为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张謇、叶澄衷、荣氏兄弟、范旭东等著名实业家都由此兴业。梁启超在1910年时说：“以抵制外资挽回利权之目的创立公司者所在多有，其呈部注册者亦不下千家。”民国初年有工商人士评论说：“群知非实业不足以立国，于是有志于实业者项背相望。”

在“实业救国”运动期间还发生了“收回利权”运动。它由各省绅商发起于1903年，延至1911年，波及12个省，旨在收回被帝国主义列强侵占的铁路权和矿产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从而激起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次“振兴实业”高潮。绅商们一方面借助民力集资赎回二千余万元的外资矿产权；另一方面以“经营企业是收回利权的最好手段，关系国家命脉的兴衰”，“苟有爱国之心，应起而响应股份之招募”相号召，使人们提高了集股兴业的积极性，“相信能认购一股就等于收回一分权利，于是争相认购股份，引起了全国到处创办起股份、合伙或独资经营的新企业”。

民国以后，“实业救国”仍在延续，并衍生出“提倡国货”。提倡国货旨在通过增强国货的竞争力以抵制洋货而达到挽回利源之目的，包含着推销国货和改良国货两重含义。从民国初年开始，上海、天津等城市的工商界纷纷成立国货维持会、国货陈列所、国货展览会、国货商店等。如1911年12月由上海工商界最先成立的中华国货维持会，“以维持国货，改良工艺，振兴实业，扩张利权为宗旨”。1912年，天津实业家宋则久发起创立直隶国货维持会，其指导思想是：“若打算救国，必先救穷。若打算救穷，非提倡实业不可。若打算提倡实业，非维持国货不可……维持国货是为的救国。”他们将提倡国货与振兴实业、挽回利权、救国救民直接相关联。此后，提倡国货运动持续高涨，除了上述两个国货维持会不断扩展活动，并持续到1949年之外，工商界乃至政府均陆续参与其中。1915年，农商部鉴于国人已广泛讲究国货，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次全国国货展览会。五卅运动时上海总商会发起成立“提倡国货会”，参加者多达80多个商业团体，以“发达本国国产，铲除国外经济压迫，增进国家富强”为宗旨。1927年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成立，其宣言指出，中国贫困交加之原因，“莫不由于国外经济之侵略，国内产业落后之所致也”，因此欲使中国富强，必须提倡国货。1929年国民党天津市执委会宣传说：“提倡国货是扶危救亡的唯一出路……是富国裕民的紧要政策。”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党提出要把“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提倡国货这面救国救民的旗帜，催生和助长了一大批民族工商业。仅天津国货售品所一家，其所经销的国货品种，就从1913年的“六百余种”，增加到1932年前的“六千余种”；1915年举行维持国货大会时“题名入会的会员共得三千三百四十多人”。上海中华国货维持会的厂商会员数从1915年的49家增加到1931年的231家；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的会员企业数，从成立时的72家增加到1937年的309家。

从“商战”到提倡国货的一系列实业救国思想和运动，为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发挥了独到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而言效果不尽如民意，到抗战全面爆发前，有人评论说：“提倡国货四字，已洋溢于中国，数年来未收效果者，实因在上者不能以身作则之故……中产阶级以上之人，不问党政军商学各界，家内所用货品，与身上所穿服装，舶来品居多数”；举行提倡国货会议时，“政府所派之指导员，与会内敦请之演讲员，身穿舶来品原料之西装，而在台上大讲其‘提倡国货以塞漏卮’的大题目，大言不惭，听众腹诽”。还有人指出：“政府只知提倡国货，而不谋所以解除国货商人痛苦之方；只知高谈救济失业，而不知奖励国货生产即为救济失业之要策。提倡与救济，祇及命令而止，则其效之微可知。”由此而言，提倡国货符合民心，符合国情；效果不佳，责在政府，言行不一，措施不力。此言应是实情。

二、以官商共进为工业化的主要力量结构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它既与国家的方针相关，也与民众的参与相关。如何发挥好两方面的力量，协调好两方面的关系，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至关重要。从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历史看，西方先现代化国家的早期工业化，基本上是自然演进的，政府基本上不直接进入具体的工业化建设活动。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后现代化的和半殖民地化的国家，在西方的侵略和促动下开启现代化的进程，首先作出应对行动的是官方（国营），而后延及商界（民营），并逐渐形成官商分途共进的结构。这种力量结构始终存在于近代中国，只不过两者的关系有所变化，即洋务运动时期的官商结合、清末民初时期的官商分途、民国中期的官商分域、抗战结束后的官商冲突。

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主要通过“官督商办”制度来实行官商结合。从思想源头说，官商结合开办工业企业的主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已经由魏源提出。他主张由官方开办厂局，既生产军用品又生产民用品，同时允许民间自开工厂，到洋务运动时这一思想变成了事实。洋务运动作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虽然以某些官员自办军用工业为发端，但很快就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创办民用企业，从官方独行转变到官商结合的路径。官方除了继续独办军用工业之外，开始动员和吸收商人资本进入其所发起的民用企业，以补官力之不足。李鸿章在1872年底奏设第一个官督商办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时，所设计的体制是：“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自行经营，自负盈亏。后来他又补充说：轮船招商局“有裨国计民生，故须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这些话的意思是官督商办应官商分权，即官方负责督察、扶持之事，商人负责集资、经营之事。甲午战争后，张之洞进一步解释了官商结合之要义，一在于发挥商人之固有优势，纠正其弊病，集合其资本，从而“合国与民之力”以缓解国家之贫穷；并将自己所创办的官办企业，陆续招商承办，改为官督商办或商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