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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汇读书周报》第1800号第五版“三味书屋”

（2020年3月20日发行）

考古学公共化的有效尝试

——读《70件文物里的中国》

孙海彦

▲《70件文物里的中国》

上海博物馆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任何科学，除了旨在揭示人类与世界的真相之外，另一个重要宗旨，就在于将这些真相探究的成果，以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传播到社会公众当中，从而使为科学家这样一个小圈子掌握的知识，转化为人类社会文明的一部分。作为一门探究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的学科，考古学的公共化，同样是其学科发展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考古学的公共化取得了越来越多的丰硕成果，诸如《大众考古》杂志的创刊，“考古公开课”这样的考古科普节目在央视的热播，以及越来越多的跟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相关的科普书籍的出版问世。由上海博物馆编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70件文物里的中国》一书，也正是中国方兴未艾的考古学公共化趋势的产物。探究这本书的编排体例、具体写法与内容侧重，可以管窥中国考古学公共化的一些最新趋势与做法。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有效尝试，也足以为考古学如何向大众传播，提供有力的参考和借鉴。

▲嵌绿松象牙杯（商）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藏

——跟考古学的相对专业和枯燥相比，中国公众对于历史文化的探究与需求一直非常旺盛。《明朝那些事儿》等通俗类历史书籍的持续热销，就是明证。那么，在考古学公共化的路径与方法上，将相对专业的考古学知识，和对于公众来说贴近性和趣味性更强的历史文化内容相结合，应该是非常有效的一种做法。这或许也就是近年来以物鉴史，也就是以著名文物为主体，探究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与故事的书籍，成为考古学公共化的主要践行方式之一的重要原因。仅以2019年为例，活字文化出品的《年方六千——文物的故事》一书，就是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畅谈由代表性文物引发的“朋友圈体”历史文化畅想。该书问世之后，大受欢迎，曾入选众多好书榜。

▲《姑苏繁华图》局部（清）

辽宁省博物馆藏

——跟《年方六千》相比，《70件文物里的中国》尽管同样是面向社会公众的书籍，却突出了将优秀考古学学术成果向公众有效传播这一宗旨。在具体内容编排上，花了相当多的心思。选取的70件代表性文物，每件文物自成一篇，由不同的作者执笔，按照文物名称、文物图片、时代及馆藏信息、文物速览、正文、拓展、注释、相关链接（文献链接、文物链接）的顺序编排。这样的编排体例，既照顾到了大众的阅读需求，也为读者进一步的了解提供了信息。开篇就介绍文物的名称、图片、时代及馆藏等基本信息，让读者对这一文物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为正文部分的深入介绍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正文部分对文物的介绍，不仅仅停留在文物本身，还延伸到了相关的专业研究成果。如红山文化玉龙，除了介绍玉龙的外形及制作、用途等，还介绍了玉龙所承载的红山文化的相关知识，介绍了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对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这些，都是很专业的知识，但作者用极具感染力的语言来描述这些成果，读起来丝毫不觉得乏味难懂。在叙述中，作者还加入了一些专业名词的解释，以“拓展”的形式呈现出来，更便于大众理解。如上述关于红山文化玉龙的这篇文章，就增加了对“解玉砂”和“红山文化”的介绍。文后的注释和文献链接提供的都是可供读者延伸阅读的相关优秀学术著作或文章，这不只体现了本书写作的严谨性与学术性，也为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了解相关知识，提供了方向。

▲广彩十三行潘趣碗（清）

大英博物馆藏

——值得注意的是，《70件文物里的中国》一书并没有简单地就文物论文物，而是在“展现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这一通行思路之下，以文物为线索，有效传播包括考古学、历史学、艺术学、人类学等在内的跨学科知识和学术成果。这样的撰写思路，一方面能够拓展读者的知识面，另一方面，也将人文社科各个学科之间专业化与交融化并行的发展趋势清晰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如书中收录的娄叡墓鞍马出行图（北齐），就不仅是考古学史上的重大发现，也是艺术史的重要研究资料。本书详细地列出了对鞍马出行图含义的不同解释，比如巫鸿先生就认为，图中的这种出行是“双重旅行”，即墓主尸体从生人世界进入墓葬中的“旅行”和墓主灵魂从墓葬走向“彼岸世界”的“旅行”。墓葬壁画中的出行图，与后世绘于纸绢上 “行旅”主题的山水画，有着一以贯之的内涵，反映了人们对内心和彼岸世界的探求。而对此幅出行图作者的研究，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艺术史话题。如是种种解读，都是交融了考古学、艺术学和历史学等的学术分析，读来既富于学术性，又能让普通读者也感到津津有味，进一步萌生对于“文物之学”的兴趣。

▲娄叡墓鞍马出行图（北齐）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关于这本书，笔者还想说的是，这种以物鉴史的写作思路，本质上也代表着视觉化时代考古学与历史学研究的最新潮流。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文字记载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材料。在甲骨的重大发现后，王国维提倡“二重证据法”，即“纸上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来研究历史；而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傅斯年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来概括何为“考古”。这些都说明了考古材料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如商鞅方升的出土，就证实了史书记载的秦统一度量衡的真实性，见证了历史发展的重要节点。而曾侯乙编钟的发现，不仅使不见于史书记载的曾国重现于世，反映了战国早期的礼乐制度，其音阶结构与铭文也补充了古代的音律学资料，有力地反驳了中国七声音阶西来说。此外，考古出土的壁画、帛画等绘画资料，青铜铭文、竹简、帛书等文字资料，也补充了传统史书记载的不足，厘清了一些重要历史。《70件文物里的中国》一书，就把视觉化时代人们对于历史研究材料（从单纯的文字到包括图像、文物、建筑等在内的实物）的最新认识，清晰地展现在大众读者面前。

▲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唐）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综上所述，《70件文物里的中国》一书，不只是考古学公共化的最新有效尝试，同样也是向公众展现考古学与历史学最新学术成果的优质作品。无论是考古学、艺术学、历史学的普通爱好者，还是相关的关注者和研究者，都能够从这本书当中获益良多。

END

微信编辑丨周怡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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