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历史研究》迎来了创刊70周年。70年来，《历史研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持“百家争鸣”办刊方针，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聚焦重大理论和历史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繁荣发展，始终引领当代中国史学前进方向。值此创刊70周年之际，本刊编辑部约请专家学者，回顾《历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展望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史学创新之路。《历史研究》将传承优良办刊传统，以再出发的精神状态，与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一道，努力开辟中国史学新天地，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中国史学的智慧和力量。

《历史研究》和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建构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建构中国自己的世界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我们这一代世界史学者的历史责任和崇高使命。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也不是在学术上浅尝辄止、一蹴而就可完成的，只能是广大世界史学者投身于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进行长期艰苦的创造性科学探求之硕果。建构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虽尚在“进行时”，但《历史研究》始终引领其前进方向的贡献则早已载入史册，升华为新时代中国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在《历史研究》创刊70周年之际，对“《历史研究》和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建构”进行科学回顾和思考，是对《历史研究》创刊70年这一中国史学盛事很有意义的纪念。

一、旗帜鲜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

1954年，在毛泽东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历史研究》杂志创刊。郭沫若在题为《开展历史研究，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发刊词中，重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强调“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历史，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70年来，《历史研究》秉持“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引领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前进方向，最鲜亮的底色就是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这既是当代中国史学区别于其他史学的根本标志，也是建构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的根本要求。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抵制历史研究中的各种错误思潮，是《历史研究》坚定不移的办刊方针。这里的“指导”，不仅是一面旗帜和一种信仰，更是有具体内容的实际行为。就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而言，那就是自觉批判“东方专制主义”、“欧洲中心论”、“历史虚无主义”等以“学术”面目出现的西方谬说。这些批判，是中国世界史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必然要求。

吴大琨揭露美国卡尔·魏特夫宣扬的“东方专制主义”本质时说，魏特夫曲解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学说的目的，是为了把无产阶级专政说成“东方专制制度”的产物，把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历史上的东方专制制度的复辟”，“为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一切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提供了一种‘理论’根据”。对于“欧洲中心论”，邓拓认为“是西方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在历史学领域中的反映。它的实质就是殖民主义”；于沛谈到，“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是清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类历史的歪曲，用唯物史观阐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彻底摒弃宣扬种族主义的‘欧洲中心论’，深入批判并清除其在中国史学中根深蒂固的影响”；马克垚表示，通过批判“欧洲中心论”，可从中“探索如何构建新的世界史”。战斗未有穷期，加快建构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仍是一个长期艰巨的战斗任务。

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命题。为落实“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十二大精神，《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刊发评论员文章《努力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明确提出“首先需要不断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认为，历史研究中“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之所以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的根本原因，“都同史学工作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不高有关”。“开创历史研究的新局面”的关键，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这一认识无疑十分正确，在今天仍不失方向性指导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转入低潮，科学社会主义面临严峻挑战。一些西方理论家大肆宣扬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过时”、“破产”,国内历史研究中的“西化”、“用‘后现代’改造中国史学”，以及“历史虚无主义”等论调趁机抬头。这是“冷战”后西方社会思潮在我国史学领域的具体反映。

2006年11月，《历史研究》编辑部承办的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取得的共识是：中国的现代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史学要走向新的繁荣，必须一如既往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必须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同时努力使唯物史观与时俱进、不断发展。

新时代十年，我国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变革，同时推动中国史学发生了里程碑意义的转变，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推动马克思历史理论中国形态的构建。2014年7月8日，《历史研究》编辑部在京召开创刊6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首届青年史学家论坛。大会的召开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历史研究》高举唯物史观旗帜，辟除榛莽，更加彰显出“引领当代中国史学的前进方向”的神圣使命。

2015年6月，《历史研究》刊发“历史虚无主义评析”笔谈。编者指出，学界一致认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组笔谈的刊发，就是为了更加科学深入地剖析这一思潮。笔谈作者卜宪群等认为，“当前我们应当关注的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观，是一种以主观、孤立、片面、曲解的态度与方法来分析、解读中华传统文化，解读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发展道路”。历史虚无主义“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正是在这个立场上，历史虚无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历史观有了共同的语言”。它们都否认客观存在的历史真理；否认历史矛盾的客观规律性。“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非理性的社会思潮和思想倾向”，因此“需要更多地从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角度来正本清源、拨乱反正”。

除“历史虚无主义评析”外，《历史研究》刊发的“新中国史学的发展与成就”（2009）、“新时代中国历史研究”（2019）、“新中国历史学70年”（2019）、“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2020）、“国家治理视域下的疾疫与医疗”（2020）、“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2021）、“以史为鉴开创未来”（2021）、“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2022）、“全球史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2023）等专栏、笔谈中，无不体现出“唯物史观是当代中国史学的旗帜和灵魂”，无不反映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这一切为建构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

二、持续推出中国世界史研究精品力作

1953年，中国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的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启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正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到来之际，《历史研究》应时而生，中国史学发展揭开了崭新一页，世界史研究也进入新发展阶段。

70年来，《历史研究》刊发的世界史论文，以中国和时代为观照，重视基础研究，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积极推动历史学学科整合与融合。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地区史、国别史和专门史，总体上都体现出如下鲜明特点：研究客体虽都是外国的历史，但所蕴含的本质性动因和功用，从不脱离中国的现实。无论是基础性研究，还是前瞻性和对策性研究，抑或是两者相结合，均不同程度表现出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和专业性等特征。这些代表着中国世界史发展方向的力作，是建构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的重要尝试。

2014年7月，《〈历史研究〉六十年论文选编》出版，编辑部从60年的论文中选出60篇呈现于社会各界，其中世界史学者作品18篇。该文集《编后记》写道，这些文章是“《历史研究》60年走过的风风雨雨的一个剪影……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见证”。文集中世界史文章作为新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缩影”，更是建构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文集编者说，“我们希望选出既能代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水平，又能反映学科发展脉络的论文”，“我们希望通过这本论文选编，展现新中国史学发展的轨迹和取得的成绩，同时，也不回避时代的局限和存在的问题”。《编后记》所谈的内容，对于今天建构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十分重要，人们可从中获取宝贵启迪和教益。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世界史研究进入新阶段的突出标志，就是从以往编译和介绍外国史学为主，转向独立自主研究为主。仅以《〈历史研究〉六十年论文选编》中的世界史论文为例，即可清楚看到，这是中国世界史研究发展史上历史性的转变，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变。

例如，吴于廑阐述中世纪前期西欧封建国家法律和君权的若干特点，指出这些特点是日耳曼人部族时代的历史遗留，进而说明相关遗留与西欧封建国家长期残存马克公社的关系。又如，日知针对被资产阶级学者弄得最混乱的“国家起源的问题”，深入研究了国家发生前夕的军事民主制问题。季羡林强调佛教兴起时的印度同基督教兴起时罗马的不同，认为宗教史研究必须要有阶级观点和民族观点。王养冲认为启蒙思想家即恩格斯所称赞的“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并深入分析了法国大革命与启蒙运动的密切关系。罗荣渠强调，为了构筑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框架，必须重新认识生产力在历史大变革中的作用。马克垚明确表示，现在的世界史只是一种“准世界史”，只有深入批判“欧洲中心论”，才能建立新的世界史。韩东育深入分析日本“武士道”的死亡价值观，以探寻近现代东亚兵燹之所以发生的思想逻辑根据。

《历史研究》对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引领，不仅表现在指导思想上，也表现在推动世界史研究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整合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推进历史学科融合发展等方面。例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体系”（2008）、“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系列反思：全球史”（2013）、“碎片与整体：历史体系的构建”（2019）、“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融合”（2020）、“百年考古视野下的中华文明及其世界贡献”（2022）等笔谈及其他专题研究文章，使中国世界史百花园更加绚丽多彩。此类论文自觉坚持唯物史观指导，同时广泛汲取中国传统史学和外国史学的积极内容，以中国世界史研究为出发点，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使研究成果成为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力作。它所呈现的一些规律性内容，与建构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的理念高度契合。

三、牢记时代主题，投身伟大实践

1840年，英国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相互勾结，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正是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时萌生。

自19世纪中叶起，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无论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始终与中华民族争取独立、自由、解放和繁荣富强的伟大斗争风雨同行，关注现实、服务大局，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今天，中国世界史研究已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从《历史研究》70年刊发的世界史论文中，可清晰看到上述鲜明特点和优点。《历史研究》70年刊出的世界史精品力作，较集中地反映在中国世界史学者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通史和断代史、国别史和地区史、民族解放运动史、国际关系史、全球史、生态环境史、世界文化与文明史，以及回应后现代思潮对历史研究的挑战，批判“欧洲中心论”、历史虚无主义等方面的新进展和取得的标识性成果上。因限于篇幅，无法一一展开阐述，仅以“世界现代化史”研究为例，即可感受到这些世界史成果中强烈的时代脉动。

70年来，《历史研究》刊出世界现代化史研究论文30余篇，大体可分三类。第一类，从历史与现实结合上，重点阐释世界现代化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布及影响。例如，罗荣渠认为，“现代化是人类通向一个生产力高度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社会所必经的一个大过渡阶段。任何国家企图绕过现代生产力高度发展而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努力，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一种新理论的出现往往是一种新社会思潮的反映，现代化理论的出现也不例外。它虽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产物，但在改革开放，“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形势下，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洋为中用，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丰富实践经验探索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为当务之急”。

第二类，是对世界各国现代化（近代化）进程的实证研究，多是对历史的回溯和总结，内容十分丰富。例如，关于英国的现代化，潘润涵、张执中认为，英国现代化始于15世纪末，以农民土地被剥夺为前奏。到17世纪40年代爆发资产阶级革命，18世纪下半叶又发生工业革命。这是英国近代化过程中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王章辉强调，工业革命是促使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的划时代事件。毕道村认为，所谓农业近代化，即农业的商业化、专业化和资本主义农场的产生和发展，是封建农业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转化的关键之一。英国在世界上率先完成这一历史性转变。徐浩认为，英国通过圈地运动，确立了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使地主先于小农而资产阶级化，所以他们在英国农村现代化的启动和社会变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英国资本主义的故乡主要在农村。

关于西欧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动因，侯建新认为，世界是人创造的，社会制度最终要适于和取决于现实的人的发展。现实的个人自主活动能力，是推动历史发展更深层次的因素。尤天然以英法两国为例，探讨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中的世俗化过程及其特征，认为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必须伴随着宗教的解放，以及宗教意识形态和教条礼仪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禁锢的日趋松弛。

此外，王家骅对幕末日本吸收欧美文明的研究，韩东育对日本早期近代化的思想启蒙研究，孙承对19世纪70年代岩仓使团出访欧美12个国家与日本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刘祖熙对波兰从18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工业发展曲折道路的研究，刘祚昌对美国总统杰斐逊的现代化思想之于美国现代化影响的研究，张广翔对外国资本与俄国工业化多重复杂关系的研究，罗荣渠对新历史发展观（即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与东亚现代化进程的研究，孟钟捷对德国现代化历史道路的研究，以及王铁铮、闫伟对中东国家200多年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反思等，均堪称精品，有力推动了中国世界现代化历史研究。

第三类，是全球史语境中的中国现代化历史研究。学者从全球文明观念、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中外现代化进程的历史比较等层面，探究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以及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体系等。在党的二十大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后，对中外现代化的历史研究，更凸显其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例如，林被甸、董正华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许多新老史学课题被提出或重新提出，“现代化研究”就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代化”作为历史研究的范式或主题，正被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接受。此种现象固然与我国正全面展开的现代化事业呼唤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有关，也是中国史学日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的结果。

刘文明在全球文明观念视阈下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认为从全球文明史和文明交流互鉴视角理解文明多样性，以及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理论与现实意义。一方面，作者通过回顾世界古代不同文明中心孕育的文明观，将西方与中国在各自文明进程中形成的不同文明观及现代性观念置于比较视野考察；另一方面，将中国作为文明交流互鉴的能动者，阐明文明观在中国的发展变化，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理解当代中国的文明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意义。

马敏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理论和实践认为，现代化已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不可逆转的社会发展潮流，是历史研究题中应有之义。但源起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主要是对西方国家发展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具有浓厚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但绝不可以盲目照搬。可喜的是，中国史学界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丰富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已初步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史理论体系。中国开拓的现代化新道路，为世界上那些渴望独立发展、走符合自身国情现代化道路的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方案。

结语

为庆祝《历史研究》70华诞，笔者粗略回顾和思考了《历史研究》与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建构。回溯历史，是为了满怀信心地开辟未来。《历史研究》70年，是引领中国历史科学繁荣发展的70年。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引领”具有不同时代主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面临新形势。这一切决定了《历史研究》对中国历史科学的引领，必将在社会实践中与时俱进、守正创新，不断凸显以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为核心的引领作用。

首先，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建构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其次，坚守中国世界史“三大体系”的核心，在于坚持中国特色。因此要强化中国问题意识，以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为出发点，彻底摒弃所谓中国世界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追踪西方史学前沿”这种“欧洲中心主义”话语的谰言。再次，倡导中国世界史研究要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将回望过去、把握当下、远观未来相统一；在历史学与相关学科的融合发展中，坚持主体性和原创性，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最后，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成果，还要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形成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大格局和新形态，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史学坐标中彰显中国风范。

《历史研究》70华诞之际，我们从未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中国自己的世界史“三大体系”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面前。伟大时代是思想之母、理论之基，《历史研究》欣逢盛世，将引领中国历史科学继续奋力前行。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中国世界史研究，必将屹立于国际史坛之林，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

（作者：于沛，系中国历史研究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