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要还原历史的真实。历史学首先是科学，不是工具，写历史要敢于说真话。”揭露历史真相需要收集大量资料，需要求索佐证，需要历史学家“上穷碧落下黄泉”。为此，杨天石的脚步踏遍了海内外。每到一处，他必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档案馆，有时一个偶然发现就能令他欣喜若狂。

编写民国史时，杨天石得知，“中山舰事件”后，蒋曾说：“许多秘密现在不能讲，如果你们想了解的话，要在我死后看我的日记。”直觉告诉他，蒋的日记值得研究。

一次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资料时，杨天石无意中读到了蒋的秘书毛思诚摘抄的蒋的日记。虽然日记起于1919年，止于1926年，非常有限，但杨天石还是结合众多资料，精心撰写了史学宏文《中山舰事件之谜》。

历史迷雾被层层拨开，文章发表后，胡乔木称赞是“不可多得”、具有“世界水平”的好文章，并在接见杨天石时鼓励他：“你的研究路子是对的，要坚持这样走下去！”

杨天石与蒋，这两块“石头”的碰面擦出了令学术界瞩目的火花。后来，这篇文章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

“蒋活了88岁，一生经历了中国诸多历史大事件，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到国共十年战争、抗日战争、三年内战，以及他退居台湾，在近代史研究中，蒋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人物。”尽管杨天石个人并不喜欢蒋，但他还是决定深入研究下去。为了不被主观情感左右，他给自己制定了原则：“爱而知其过，憎而知其善，敬之不增其功，厌之不增其恶。”

历史资料浩如烟海，一项研究经常要持续十年，甚至数十年。许多人物互有联系，许多事件环环相扣，不断的研究中，孙中山、北伐战争、辛亥革命、戊戌变法等等，相关学术书籍接连出版。虽然已为中国近现代史留下了大量学术瑰宝，但杨天石对历史真相的执着却始终如初。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去台湾参加活动时，在台北“国史馆”，杨天石幸运地看到了摘自蒋的日记的一批未刊著作，其中内容已经延伸至1942年。欣喜之余，他不仅自己加速抄写，还花了6万台币，邀请一批台湾学生帮助他全部抄完。

在这批资料的基础上，2002年，《蒋氏秘档与蒋真相》出版。作为几乎见过所有手抄本的学者，杨天石成为公认的研究蒋的专家。

孰料，这本书引起轩然大波，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突如其来。很多人断章取义、道听途说，说杨天石“吹捧”蒋，说他对蒋的评价“将造成历史的根本颠倒，带来极端严重的混乱”。明枪暗箭一时间齐齐射来，事件沸沸扬扬。经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审查后，最终的结论是：“这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对蒋，是研究不是吹捧。”

作研究，杨天石既爱惜羽毛，又问心无愧。台湾学者李敖曾邀请他一起合写《蒋评传》，但他最终没有参与，“一方面我太忙，另一方面，我即使写了，观点也会和李敖先生不一样。李敖曾被蒋关进监狱多年，他在序言里说了，这本书是复仇之作，那他就不大容易冷静，客观，而作为史学家，最重要的就是冷静，客观。”

没有新资料之前，杨天石也绝不轻易动笔，1942年以后的蒋的日记，他一直在寻寻觅觅。2005年，去台湾参加学术研讨会时，杨天石结识了日记保管人、蒋经国的儿媳蒋方智怡。那时，日记已暂存于美国胡佛研究院。饭桌上，杨天石顾不得吃饭，不停地劝说蒋方智怡开放蒋氏日记，让全世界了解到一个真实的蒋。

好消息很快传来。几个月后，蒋的日记终于开放，杨天石以学者身份受邀参加了开幕式。看到日记原件，他如获至宝。不能拍照，不能复印，他就每天第一个到胡佛档案馆去抄，直抄得手指磨出血泡，再磨出老茧。两个月后到家，明显瘦了一圈，夫人心疼地问：“在档案馆你中午吃什么？”

“泡面啊。”杨天石轻描淡写。

一共53年的日记，历时4年，分批开放。每一次，杨天石都是如此。抄回的手稿几尺高，在这些日记的基础上，一系列陆续推出，在学术圈外，他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忠实拥趸。随着著作多次获奖，杨天石成为名副其实的“研究蒋第一人”。

有意思的是，这一次，攻击来自海峡对岸，他们说杨天石“丑化蒋”，说他的研究是“阴险学术行为”。对此，杨天石的回应一以贯之：“你可以反对我的观点，但推翻不了我揭示的史实。如果不服，就拿出证据来！”他仍是当年那个耿直少年。而这时，与蒋的日记结缘30年，他已经快80岁了。

“浪取虚名未补天，人间闯荡八十年。为文偶逆时流意，设论曾遭白眼嫌。造假昙花空一现，求真玉璧永刚坚。是非毁誉随人说，绿野轻骑任策鞭。”尽管少年时“在图书馆的卡片盒里留下一叠卡片”的梦想早已实现，但回首往事，杨天石仍说自己“闯荡三界，所成寥寥”。

耄耋之年心犹壮，著作还在修订，历史的研究还在继续，学术，是杨天石毕生的追求。只有隐在书海中，他才最踏实。哪一段话，在哪本书的第几页，他轻车熟路。

欣慰的是，在杨天石引领下，唯一的女儿杨雨青也走上了史学研究的道路。后继有人，望着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藏书，他颇为自豪：“我的书将来一本都不会浪费了！”

“岁尽冬残又望春，犹抛心力作文人。何曾秃笔关天下，聊为飞鸿记爪痕。”对自己的人生，杨天石这样概括。而女儿的评价也颇为贴切：“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可以概括他的人生，那么父亲的名字也许恰如其名：天道酬勤，天生为学术而活，磐石一样，坚定不移。”

真相是历史的前提，作为一个历史发达的国家，对历史真相，尤其是和我们距离最近的近代历史真相的追问，是值得每个人关心的重点。

面对中国近现代艰难且复杂的转型，很多历史学家还在参与“大合唱”，他们看似学识渊博、立场客观，实际上却是“原则”先行，往往为此不顾及史实，甚至故意篡改之。而杨天石却无比重视史实的重要性，一再强调史实比“原则”更重要。建立历史公信力，需要杨天石这样的史学家。

为此，特别推荐杨天石先生亲笔签名作品《帝制的终结：辛亥革命简史》。本书是这位史学名家精心研究五十余年的力作，忠实展现辛亥革命的历史全景与动人细节。

◎知识分子的辛亥，而非”资产阶级“的辛亥

人们通常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也就是说，在几个带头的革命者背后，有一个庞大的阶层支撑。

而根据杨天石先生的研究，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其实是一批青年学生，包括后来的孙中山、黄兴等人也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的革命意识，是通过读书、游学产生的。他们认识到中国的衰落，从而自愿投身革命，改变国家，并不是因为背后那个“资产阶级”的推动。

相反，国内的“资产阶级”因为孙中山等人激烈的革命行动，出于对自身财产的担心，还多次对革命表示反对。“资产阶级”支持的，多是康梁的立宪派。

所以，辛亥革命，是知识分子造就的革命，而非“资产阶级”的革命。

◎di制虽已终结，但思想难除

di制（君主专制制度，或称皇权专制主义），源自原始社会的酋长制，自秦统一中国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后，虽然此后朝代不断更迭，君主专制制度却一直延续下来，长达2000多年。

形式上如此强大的di制在武昌起义之际，甚至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抵抗就出乎所有人意料地轰然终结。

然而，2000多年专制思想驯化的民众和体系，在解体和转换上却来得相当缓慢，跟不上意气风发的革命者的步伐。

即使是革命者自身很多也是这种旧体制培育出来的，忽然成为国家的管理者，很多方面亦未能即刻适应。譬如，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并没有提出强有力的、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甚至还赶不上清廷实行的“新政”。连鲁迅都感叹“内骨子是依旧的”。

所以，辛亥革命最大的意义在于终结了长达2000多年的帝制，只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开了个好头，但中国革命的大文章还远未完成。书写、纪念、反思辛亥革命，就是为了续写好这篇大文章。

▲杨天石《di制的终结》内页展示

◎利用珍贵史料，还原更真实的历史

研究清末民初那一段历史，一般的研究者利用的都是大陆的史料。杨天石先生在此基础上，走访多地，查阅、利用了很多国外的史料，如日本外务省档案，台湾国民党党史档案等。这些档案查找不易，之前很少有学者用过。作者据此丰富历史细节，提出更新的见解，更接近历史的真相。

吴思：通过这本书，我看到杨老师的“论从史出”达到了当代转型研究理论代表的水平。

雷颐：我们讲传统史学要有史实史德，所谓的史德就是注重材料不要歪曲，所谓的史实就是有一定的借鉴，我觉得这本书恰恰在这两方面是很难得的，是堂堂正正的。

杨天石先生完全从事实出发，为我们还原更真实可信的辛亥革命史。读这样的著作，收货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教训与见识。为此，诚荐杨天石先生的《di制的终结》签名版。作者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亲自为本书签名，更为难能可贵。签名版数量极其有限，特别值得珍藏。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五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