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2日，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已经3天了。因为北平是和平解放的，所以解放军在接管北平的各重要机关时，倒也没遇到过什么乱子，一切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什么是绞刑（什么是绞刑死亡）

这天中午，北平市委书记彭真，此时正目光严肃地看着北平市公安局的一份报告。就在刚刚，公安干警在接管德胜门外第二模范监狱（即功德林监狱）时，意外发现了一样重要的东西——绞刑架。

绞刑架全中国多了去了，自然不是每个绞刑架都有惊动市委书记的资格。这个绞刑架可不一般，据负责交接的原国民党警察介绍，他曾听局里面的老人提起，当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就是被这个绞刑架给绞死的。

手里这一份薄薄的报告，对于彭真而言就仿佛有千斤重。一想到李大钊同志都没能看到革命胜利的一天，他的心就不觉得一痛，当即下令：“立即抓捕杀害李大钊同志的主要凶手！”

重重的签上自己的名字之后，彭真一把将笔扔到了桌子上，双眼直视前方，轻轻的叹了一口气：“二十二年了啊······”

1926年4月18日，北京。

随着一阵阵的脚步声响，直奉鲁豫联军杀气腾腾地开入了这座千年古都。自从袁世凯死后，北京不知道换了多少位主人，北京城里讨生活的人们，对这种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闹剧早已麻木，新来的张大帅是高是矮，是胖是瘦，他们一点也不在乎。

张作霖

入主北京之后，“讨赤联军总司令”张作霖开始了他的表演，第一时间查封了城里面大量的报馆，并公布了一份治安条例：“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处死刑。”

之后，受张作霖掌控的宪兵团、军警疯狂扩编，短时间内就增加到了4万余人。这些人每天别的事不干，就在学校、机关、邮局等地到处转悠，搜捕革命者。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抓捕《京报》主笔邵飘萍和李大钊。

不久之后，邵飘萍被出卖，从容就义。剩下的李大钊，让张作霖感觉如鲠在喉。

当年北京政变后，是李大钊主动找到苏联大使加拉罕，为冯玉祥的国民军争取到了大量的军火援助，以及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冯玉祥这才有了和其他军阀抗衡的本钱。

同样也是李大钊，领导着京、直、鲁、豫等北方15个省区的工人、学生、农民一起反帝反封建军阀，让他们多次下不来台。

在张作霖的眼里，李大钊就是北方的头号“赤敌”，恨不得除之而后快。然而，自从所谓的联军占领北京之后，将北京掘地三尺也没有找出李大钊来。

难道，此时李大钊已经不在北京了吗？

还真不是，有一个地方，张作霖说什么也不敢去搜，那就是——东交民巷。

一个多月前爆发的“三一八”惨案，让当时的段祺瑞政府对李大钊恨之入骨，大肆通缉李大钊等人。李大钊只得带着一家老小搬到了苏联使馆地面上的旧俄国军营居住，之后从未公开露过面。

李大钊坚守北京有着重要意义，当时南北都在爆发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身处北京的李大钊就是连接南北的关键节点。

在当时，苏联大使馆的东边是日本大使馆，两个使馆之间只隔了一条河而已。那段时间，日本使馆的卫兵经常看到苏联大使馆内有中国人出没。

大使馆的西面挨着的是一个法国医院，医院里的人也经常在晚上听到俄军兵营里面传出说话声。

日、法大使馆对此都很在意，专门通知了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次长吴晋，说：“苏联使馆内可能有赤色活动。”

很快，反动当局就在东交民巷安插了大量的特务，并在1927年3月抓住了负责和外界联系的李渤海，李渤海是李大钊的学生，他被捕之后果断选择了叛变，反动当局因此最终确定了李大钊就藏匿在东交民巷的事实。

东交民巷

按照清朝和列强签订的《辛丑条约》相关规定，中国政府在东交民巷是没有行政管理权的，为此，吴晋专门拜访了外国驻华使团首席公使、荷兰公使欧登科，表示想带人进使馆区拿人。

当时，各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采取敌视态度，也很担心中国成为下一个苏联。因此，各国公使商议之后，一致同意了吴晋的请求。

1927年4月6日，清明节。

这天清晨，使馆区西北路口突然出现了很多拉洋车的车夫，以及四处张望的“路人”。早晨8点一到，京师警察总署内突然跑出来了大量的武装宪兵，带着这群便衣特务冲入了东交民巷。

包围苏联大使馆

“砰！砰！砰！”当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发现这群人破门而入后，当即选择了鸣枪示警，可惜他们的反抗一点用都没有，整个苏联大使馆很快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群丧心病狂的反动军警进入大使馆之后，不问青红皂白的见屋就搜，见人就抓。因为敌人发动得太多突然，李大钊等62位革命同志被敌人抓获，设在这里的国共两党北方区委机关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打击。

李大钊同志被捕后不久，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之间，除了暂时保持中立的汪精卫，四面八方的反革命逆流都蠢蠢欲动，准备对共产党员斩尽杀绝。

在这种情况下，自称是“孙中山旧友”的张作霖为了得到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不顾国内的汹涌民意，在4月28日，以所谓“通敌叛国”的名义下令，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绞杀。

22年过去了，罪魁祸首张作霖早已作古，可当年是谁带人抓的李大钊，李大钊同志遇害前的详细经过，没有几个人知道。也正因此，彭真才会专门下令调查此事，也算是给李大钊以及其他19位革命先烈一个交代。

1951年6月5日，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侦查处处长冯基平收到了一封盖着“绝密”红戳的密信。冯基平挑了挑眉毛，慢条斯理地打开信封一看，脸色当即就变得严肃了起来。只见上面写着：

冯副局长：

本部房产管理所中统特务分子阎振郎反映：原李大钊同志被害之主谋人，即当时张作霖之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化名吴博哉，现住在北京鼓楼湾菖号一带，希望迅速调查处理为荷。

此致

敬礼

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公安局

冯基平

冯基平还没有所行动，又收到了一封来自东北公安部的绝密信件，信上说，辽宁锦西某厂干部吴奇一举报，家住北京鼓楼的吴郁文就是当年残忍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刽子手。

对于这个吴郁文，冯基平可不陌生。两年前彭书记下令追查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凶手，他和局里的同志立即从敌伪档案里面查找线索，然后就找到了一份1927年伪北京警察局的，一份“授奖晋级”档案。

档案里面明确说了，伪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因抓捕李大钊有功，和京师警察厅总监陈兴亚一起予以特别奖赏，晋升陆军中将，同时专门授予吴郁文了二等文虎勋章。除了他俩之外，主要凶犯还有侦缉处副处长雷恒成、伪警察厅司法处处长蒲志中。

这些年里，警方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几个人的追捕，但他们警惕性极高，想要抓捕十分的困难。

现在主要凶犯吴郁文露出了马脚，冯基平不敢怠慢，马上将这个任务交代了下去。

第二天一早，侦查员温振海就骑着自行车去了鼓楼地区，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传说中的“鼓楼湾”在哪，去当地派出所找当地民警协查后才知道，“鼓楼湾”就是现在的旧鼓楼大街。通过翻看户口簿，他们发现，在旧鼓楼大街4号住着一个叫“吴博斋”的69岁老人。

“吴博斋”和“吴博哉”之间只差了一个字，而且年纪也十分接近，温振海决定对他进行调查。

离开派出所之后，温振海直接赶往了鼓楼大街4号，推开院门进去之后，就大声呼喊要找“于永奎”。

温振海喊了半天之后，只听东侧屋子里传出了应答声：“这院子里没有你要找的人！”

温振海进屋之后，发现一个干瘦老人正歪歪斜斜地躺在床上，他此时正喘着粗气，看起来就像是命不久矣了一般。

老人虽然病殃殃的，但他的眼神却显得很锋利，通过交流确认他就是吴博斋后，温振海也没说什么，默默地离开了。

6月20日，公安局执行科科长杨永宣亲自带着几个人来到旧鼓楼大街4号院，进入东侧房屋之后发现“吴博斋”仍然躺在床上发呆，他见到警察进来之后明显紧张了一下，气喘吁吁的从床上直起了身子。

建国后警方抓人（非吴郁文）

杨永宣也没跟他客气，上来就问道：“你是吴郁文吗？”

“吴博斋”沉默了一分钟左右之后，放弃了挣扎，面无表情地说道：“我是。”

“你是抓捕杀害我党先驱李大钊的主谋，现在逮捕你！”

吴郁文似乎早知道有这么一天，也没有反抗，乖乖地跟着回了警察局，并交代了李大钊同志遇害时的详细经过。

1927年4月28日，由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所、京师警察厅所组成的特别法庭，在警察总监的一个客厅里面突击公审了李大钊等人，并判处他们“绞刑”。顾虑到李大钊在群众中的威望，他们决定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里面秘密杀害这些革命者。

此时，距离李大钊被捕已经过了22天了。这22天里，他受到了非人般的折磨，却一直咬紧牙关，尽最大努力保护身边的同志。在《狱中供词》中，李大钊始终以国民党人自称。

他说自己是“（国民党）北方区担任特别市党部政治委员，是国民党的左派、共产派”，还说“（国民党）北方首领只我一人”。

李大钊只肯”交代“关于国民党的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交代，没说过一句有损党的荣誉和利益的话。

也正因此，张作霖对李大钊这块硬骨头可谓是恨之入骨，哪怕是对他施以绞刑这种残忍又落后的刑罚，也不肯让他好过。

20名革命者中，李大钊是第一个被处以绞刑的人。在绞刑架之前，李大钊面不改色地跟身边的执刑者说道：“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

面对必死的结局，李大钊并不畏惧，他只是想写下一篇遗嘱留给后人。然而，执刑者却连这一点时间都不肯留给李大钊，只是说了一句：“那可由不得你了。”

李大钊听后也没说什么，点了点头走上了绞刑架。

执刑者将绳子套到李大钊脖子上时，因为他个子太高不太好行刑，于是让李大钊脖子稍微往前伸一伸，李大钊听后也没有任何不悦，果然照做。

为了让李大钊感到极致的痛苦，执刑者特地用了残酷的“三绞法”，绞一会儿就放他下来，然后用冷水将他浇醒，如此连续三次，前前后后持续了40分钟。

就这样，年仅38岁的李大钊同志，被敌人残忍地杀害了。

抓捕杀害李大钊的四个凶手只抓到了一个，抓捕另外三个凶手的工作也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温振海的头上。好在，或许是收到了什么风声，没过多长时间，蒲志中主动选择了投案自首，让温振海轻松了许多。

半年之后，温振海得到线索，陈兴亚和雷恒成躲到上海去了。他急匆匆地赶往上海之后得知，陈兴亚在镇反运动中落网了。至于剩下的雷恒成，也在1952年的10月，于上海重庆北路一栋二层小楼里被抓获，并于次年4月被押赴刑场枪决。

按照我党当时的政策，既然人家都自首了就不能再抓了，因此蒲志中交代完问题后就离开了。吴郁文被捕时年近七旬，年纪太大，身上又有病，虽然同样被判了死刑，但本着人道主义关怀，我党决定先给他治病再说。

然而，吴郁文身上的病实在太严重了，在1953年5月17日病死在了看守所之内，没让他的“兄弟”等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