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节特辑 | 第三个周日的想念-米儿火

编者按

日历翻到“六月”这一页。

在第三个周日的位置，数字17下面一定标有“父亲节”三个字。

字体不大也没有关系，因为“父亲”一词已经赋予了它足够的分量。

父亲节快乐

今天既是父亲节，我们不妨尽情地谈谈父亲，看看北大教授的子女们对父亲有着怎样的回忆和思念。

汤用彤

（1893年-1964年）

字锡予，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国学大师。1951年后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汤用彤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少数几位能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之一。

汤一介

（1927年-2014年）

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是当代中国哲学界代表性人物之一，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儒藏》编纂中心主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从小父亲很少过问我们的事，我们兄弟姐妹多由我母亲来管理，父亲对我们一向慈爱，在我们小时候，他见到我们总是拍拍我们的头，或者抱抱我们。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常常为哄我妹妹一平睡觉，抱着她来回地走，用湖北乡音吟诵着《桃花扇》里的《哀江南》：“山松野草带花桃，猛抬头秣陵到——”如果我们生病，他总是带我们去医院，他不相信中医，虽然我们后院住着一位姓周的中医师。父亲没有什么嗜好，时间多用在写他的书上。

他的休息，一是逛琉璃厂的书店，买一点不太贵的书，二是每一两周都要到中山公园春明馆或来今雨轩和钱穆、蒙文通、熊十力诸位老伯坐茶馆，喝茶聊天。这时候他总是带着我和妹妹，我和妹妹都很喜欢吃那里的包子，父亲给我们买包子吃，然后让我们在公园里自己去玩。到昆明后，一九四四年秋我妹妹一平去世，对我父亲来说是很大打击，因为他最喜欢的就是我的这个妹妹。这样，我们家只剩下我和比我小十岁的弟弟一玄。

一九四五年一月我自重庆回到昆明后，感到他把对我妹妹的慈爱转到我弟弟身上。那时我弟弟才八岁，他喜欢玩一些机械性的东西。在昆明南屏街一带是美国军用剩余物资的集散地。虽然我们因战乱生活很困难，但父亲仍然常带弟弟到南屏街去买一些弟弟喜欢的小机械零件。有时父亲也买一两包美国烟和一两本简装本的英文侦探小说。

父亲对我们的学习很少过问，也很少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为人处世受到教育：例如他对吃、穿等等从来就没有什么特殊要求；他从来没有当着孩子们的面说过别人的坏话，也没有在孩子们面前发过脾气；他对我们家的帮工非常有礼貌，而且可以和车夫坐在门槛上聊天；他拒绝傅斯年先生给他兼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平办事处主任的兼职薪金，因他认为既然拿了北大的一份工资，就不应再拿中央研究院的钱：他对伯父汤用彬在抗战期间曾任伪职一直没有原谅等等，可以说对我们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汤一介《在燕南园随父亲读书》

冯友兰

（1895.12.04-1990.11.26）

字芝生，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

宗璞

原名冯钟璞，冯友兰之女，当代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中篇小说《三生石》、《四季流光》，短篇小说《红豆》、《我是谁》等，散文集《丁香结》等，童话集《风庐童话》，另有诗歌、译作多种，编有《宗璞文集》，作品被译为多种外国文字。

父亲曾提出，大学教育的目的之一，是要让人能够欣赏古往今来美的东西。他本想在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以后，写一些艺术感受，题名为《余生札记》，已成一篇《论形象》，从杜甫的《丹青引》谈起，讨论美术创作。可是，《新编》以后的余生很短，他已经泪干丝尽，不得不带着满脑子的“非常可怪之论”远去了。那些发光的“非常可怪之论”，究竟还有多少，内容是什么，能够给人的精神世界增加怎样的活力，永远不能为人所知了。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遗憾。

父亲的趣味很广泛，对文学艺术有许多见解。他告诉我，昆曲音乐中直起直落的变化，称为“方笔”；北京城里钟楼和鼓楼的气韵不同。他讲过，一位朋友看晚年程砚秋的演出，程一出台，甚显胖大，这位朋友“哎呀”了一声，心想：这怎么受得了！听了几句之后，觉得完全受得了，再听再看，觉得很愿意“受”。这里没有直接称赞程氏的表演艺术，却让人感到程的表演之高超。我们每年春天要去颐和园，看玉兰，看海棠，看桃花。后山的桃花映着松树，又活泼又庄重，是一幅永远难忘的图画，我们常流连在这幅图画中。父亲却不让任何一种趣味成癖，绝不玩物丧志，他离不开的是哲学。

——宗璞《我的父亲冯友兰》

马裕藻

（1878-1945）

字幼渔，北京大学教授。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东京帝国大学。 1920年起任北大国文系主任，任职长达14年，期间努力调和新旧二派，曾聘请鲁迅等名家来北大任教。他是中国第一部官方正式颁行的法定汉字注音——注音字母的首倡者，对汉语正音、传播国语作出了突出贡献。

马珏

（1910-1994）

1910年出生于东京，马裕藻的长女，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

父亲一生别无所好，惟喜购书、读书。我们家曾搬过两次，每次觅房都有两个要求：一是要有足够的书房，至少要有三四间，室内四周都是大书架，还有大书桌；再一是离北大要近。父亲除了上课以外就是总在他的书房里。他的藏书大多是用红朱标点过的。读书备课，这是他一生最大的乐趣。父亲去世后，按照他的心意，藏书献给了北大图书馆。

……

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的教育是从国家民族的大局来设想的，这些想法今天看来可能有些幼稚，但那时确实体现了父亲的赤诚苦心。我们姐妹六人，除了小妹、小弟是父亲去世后才上的大学，我大哥从中学时代就留学日本，我三弟也是从中学时代就留学德国，父亲的意图大概是想让他们到这些强国去汲取振兴祖国的营养吧。对我和我二妹两个女孩子，父亲的安排是让我上政治系，让我二妹上法律系。他说“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他又曾对我们说笑话：“你（指我）出来可以当公使，现在都是公使带夫人，你这个公使可以带丈夫嘛；你（指二妹）学了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马珏《北大忆旧二题》

邓广铭

（1907-1998）

历史学家，宋史学界的一代宗师。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留校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史学系助教。1943到1946年，任复旦大学史地系教授。1950年起任北大历史系教授，在此期间，修订出版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先后两次重写了《岳飞传》，并写成《辛弃疾传》、《王安石》等书。

邓小南

北大历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现任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国务院参事。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中国古代官僚制度史、唐宋妇女史。主要学术成果包括《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朗润学史丛稿》《宋代历史探求》等。曾在哈佛大学等海外多所高校讲学。在海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

在提及自己的学史经历时，我最怕听到的是“家学渊源”。在这方面，我清楚自己的差距太远。我是在而立之年才真正接触到历史学科。我知道，我走上史学道路，父亲是感到欣慰的。但在我的青少年时期，父亲从未刻意培养或限制我的兴趣；对于我的志向选择，也从未过多干预。这是出于父亲的开明，或者他心中可能曾有什么顾虑甚至难言之痛，以前我未曾想过。回头来看，父亲对我最深的影响，应该说是熏陶渐染的“平日不言之教”。

……

对于后辈，父亲有严格要求的一面，也有尽力护佑的一面。他不仅爱才惜才，孜孜于培育史学人才，而且希望人人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合理的机会。60年代前期，我的一位初中同学因凑不齐学杂费而辍学，父亲听说后，当天即让我赶到同学家中，把应该缴纳的费用带给她。此后的两年中，每个学期都是有我的一份，也有她的一份。

父亲说他的家乡“是真正的穷乡僻壤”，对于农村考入北大的学生，他通常多一份勉励。80年代后期，他早离开了历史系的教学与行政岗位，却仍会为学生的遭际牵肠挂肚，寝食不安。1989年夏，有些学生临时决定回家却无从筹措路费，父亲知道后，毫不犹豫拿出积蓄帮助他们。毕业班学生找工作困难，父亲不管是否熟识，都想方设法为他们帮忙。父亲去世之后，学生们回到母校，曾到父亲遗像前汇报他们的成就，一个个动情失声。

“文革”结束后父亲付梓的首部论文集，是1994年面世的《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当时我曾帮他校订整理旧作，处理过一些鲁鱼亥豕的问题。该书正式出版后，父亲在扉页郑重地写上“小南吾儿存念父字”数字。看着这遒劲而略带颤抖的字迹，到今天还是忍不住落泪。

——邓小南《想念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