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西域、南洋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北非、欧洲之间的贸易交通商路，是古代东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重要通道，对当时社会发展和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作用及影响。有鉴于此，2013年习近平在国际上提出新的历史时期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响应和大力支持。几年来，这项倡议已取得了巨大成功，成为新时代中国打造全方位开放格局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举措，同时也为推动国内东中西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这条道路的开辟与畅通，也使得古代中原和边疆地区的联系大大增强，从人员、物资到思想、文化，从经济、生活到政治、军事，渗透到了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各种交流交融日益频繁。这一道路的开辟，无论对中原、对新疆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促进了祖国繁荣发展，维护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是一条连接历史与现实、民族与国家、边疆与内地、发展与进步的无可比拟的重要纽带。

一、“丝绸之路”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丝绸之路以其独特的作用，2000多年来为沟通东西方文明，促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丝绸之路”已成为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在这条路上，东西方的使节、商队、游客、学者、工匠的川流不息，沿途各国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

（一）商品交流

丝绸之路的主要作用是商品贸易。在当时汉朝派往西域各国的使者中，大的团队有数百人，少者也有百余人，每年多的时候派使团十几个，少的也有五六个。使者们携带大批丝绸物品出境，回来时则从西域带回各种珍奇物品。在当时的商贸活动中，商人们从中国主要是运出丝绸、瓷器、茶叶，其他还有铁器、金器、银器、镜子等，深受西域各地欢迎，使得中亚、西亚和北非、欧洲等各国元首及贵族曾一度以穿着用腓尼基红染过的中国丝绸而洋洋自得。据文献记载，罗马帝国凯撒大帝和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都喜欢穿中国丝绸。当时罗马人狂热迷恋从阿萨息斯王朝、贵霜帝国和阿克苏姆帝国商人手中转手得到的中国丝绸，以致古罗马市场上丝绸的价格曾达到每磅约12两黄金的天价。同时，西域的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菠菜、黄瓜、石榴等也传到中国，大大丰富了东方人的饮食品种；欧洲、西亚等地的天文历法、建筑工艺、制糖法、酿酒术等技艺也输入东方，推动了中国等沿途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水平提高。据文献记载，唐代时中国一些富人大量拥有从外奴、艺人、歌舞伎到家畜、野兽，从皮毛植物、香料、颜料到金银珠宝矿石金属，从器具牙角到武器、书籍、乐器等，而外来的工艺、宗教、风俗等也随商进入、不胜枚举。由此可见东西方商品交流的盛况。

（二）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的开辟，还带来了文化的广泛交流。一是造纸术西传。中国在汉代时发明了造纸术，公元7世纪时，中国纸已经在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第二大城）广为使用，唐朝的造纸工匠使这里成为中国境外的造纸中心。8世纪末，大食（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办起了造纸厂，由中国技师作指导。此后，造纸厂又相继出现在也门、大马士革等阿拉伯城市。9世纪末，中国造纸术传入埃及。12世纪，造纸术从北非传到西班牙、法国。14世纪末，德国纽伦堡建造起第一家造纸厂。二是印刷术西传。雕版印刷术发明于中国唐代，现存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书是大英博物馆馆藏的中国唐代印制的《金刚般若婆罗密经》。到宋元时，雕版印刷技术通过蒙古人西征或其他契机传到了中亚、西亚，进而传到北非与欧洲。活字印刷术发明后，又由欧洲传教士和使节从蒙古帝国的都城带回到欧洲。1450年，欧洲人古腾堡利用印刷术印出了第一部《圣经》。1466年，第一个印刷厂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现，继而印刷术很快传遍了整个欧洲。印刷术的出现，改变了欧洲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便利了文化传播，对西方的文化和科技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三是人员往来。丝绸之路开辟后，中国汉代除张骞、班超、甘英等出使西域外，到隋唐以后随着中国影响的日益扩大，世界各地的文化科技人员、官员，甚至太子、国王等，都通过各条丝路来到中国，有的还长期驻留。如东汉时有安息国太子安世高；唐朝时有来自日本、高丽、新罗的大量遣唐使和留学生，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新罗的文学泰斗崔致远等；元朝时有阿拉伯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明朝时有苏禄国王巴都葛叭答喇；清朝时有英国勋爵马戛尔尼等，来到中国。明朝时，中国的郑和也是沿着海上丝路下西洋的。

（三）宗教交流

公元前1世纪末叶，佛教从印度、于阗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的“丝绸之路”先后传到西域各国，后来传到中国内地，并传到朝鲜半岛、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同时，西方的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拜火教（又名祆教）是流行于古代波斯（今伊朗）及中亚等地的宗教，隋唐时传入中国，在中原地区比较兴盛，当时这里有许多“祆祠”以备“胡商祈福”。景教是罗马帝国叙利亚基督教派的一个分支，唐初在长安兴建寺庙，先后称“波斯寺”“罗马寺”“大秦寺”，由于在安史之乱中景教徒协助郭子仪平乱，被赐紫衣袈裟，从此在中原地区发展了200多年，它与祆教、摩尼教并称为唐代“三夷教”。通过丝绸之路，南亚、东亚、东南亚、欧洲的僧人、传教士等也纷纷来到中国。如东汉时期有天竺国高僧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天竺国僧人昙无谶、香至国王子菩提达摩、优禅尼国圣僧真谛；唐朝时期有景教传教士阿罗本，萨珊国王子卑路斯与泥涅师师；宋朝时期有日本茶禅之始来客荣西、禅学中兴者圆尔辩圆；明朝时期有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佛朗机传教士曾德昭；清朝时期有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葡萄牙神父徐日升，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杜嘉德、戴德生，美国传教士罗孝全等。中国也有很多僧人沿丝绸之路弘扬佛法，如晋朝时有法显，北魏时有宋云，唐朝时有玄奘等西行取经，唐朝时王玄策还3次送袈裟出使印度，鉴真6次东渡日本等。到元朝以后，北方陆上丝绸之路更是主要转向了宗教文化交流。

（四）科技交流

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冶铁和打井技术西传。中国在商代就已使用陨铁制造兵器，春秋时开始人工冶铁。汉代中国出现了低硅灰口铁等冶铁新工艺、新技术，中国的铁制品沿着丝绸之路传入西方。在汉匈战争中逃亡到西域地区的士卒曾将铸铁技术传给大宛和安息的工匠。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费尔干纳人从中国学到了铸铁技术。在丝绸之路的中外贸易中，钢铁成为受西域欢迎的商品，安息人曾努力获取中国的钢铁兵器，后来渐渐流入罗马帝国。打井技术是中国新疆地区在开凿坎儿井时发明的，后来将这一技术传入中亚。二是火药西传。中国唐朝时发明了火药并用于军事。唐朝末期出现了火炮、火箭。宋朝时火器普遍用于战争。蒙古人从与宋、金作战中学会了制造火药、火器的方法。阿拉伯人从与蒙古人的作战中学会了制造火器的技术。欧洲人大约于13世纪后期从阿拉伯人书籍中获得了火药的知识，到14世纪前期，又从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中学会了制造火药、使用火器的方法。火器的使用在欧洲具有开创性意义，恩格斯曾经指出：“在14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精锐的火炮在欧洲的工厂中制造出来，装备着威力强大的舰队，扬帆出航，去征服新的殖民地……”三是指南针西传。战国时中国已制成了具有指示南北特性的“司南”，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指南仪器。北宋时发明了指南针并开始用于航海，南宋时传到阿拉伯国家，13世纪初传入欧洲，为世界地理大发现提供了重要条件。马克思对包括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在内的科学技术曾高度评价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制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二、新疆的独特地位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

（一）新疆的历史沿革及特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面积16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陆地边境线5600多公里，周边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斯坦8国接壤，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现在是第二座“亚欧大陆桥”必经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新疆的早期历史。新疆在汉代以前没有文献记载，属于史前时期。按考古学概念和研究，新疆历史分期包括旧石器时代文化、中石器时代文化、新石器时代文化、铜石并用时代文化、青铜时代文化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4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地层中典型勒瓦娄哇—莫斯特文化石制品的大量出土，填补了中国缺少典型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类型的空白。约两三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天山南北各地，诸如哈密的三道岭、七角井、吐鲁番盆地的阿斯塔那、乌鲁木齐县的柴窝堡，以及木垒、奇台、伊犁、库车、巴楚、且末、于阗、皮山等地都已出现人类祖先活动的遗迹，其石器形制、打刻技术以及共存的陶器色彩、花纹与中国甘肃、内蒙古、宁夏等地相近。据2018年考古发现，新疆巩留县也什克勒克四号墓群发现了汉晋时期墓葬，吉木乃县G219国道沿线墓地、伊吾县大白杨沟墓地、白杨河上游墓群、白杨河中下游墓群、四工河墓地、黄山河墓地、十户窑墓群、喀甫萨朗四号墓群、阿布散特尔墓群等均发现了唐代墓葬，这为中央王朝对西域的有效管治、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实证。

新疆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早在先秦时期，新疆就同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联系。周朝宣王时代，秦庄公奉命讨伐西戎时，中原地区就与西域开始了交流融合。汉代自张骞通西域后，中央政府就把很多精力放在了与西域的关系上，新疆地区也开始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格局下发展。公元前60年，西汉在新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新疆地区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公元123年，东汉改西域都护府为西域长史府，继续行使管理西域的职权。三国曹魏政权继承汉制，在西域设戊己校尉。西晋在西域设置西域长史和戊己校尉管理军政事务。隋代，结束了中原长期割据状态，扩大了郡县制在西域的范围。唐代，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管理大为加强，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于阗王国自称唐朝宗属，随唐朝国姓李。宋代，西域地方政权与宋朝保持着朝贡关系。喀喇汗王朝多次派使臣向宋朝朝贡。元代，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管理军政事务，加强了对西域的管辖。明代，中央政权设立哈密卫作为管理西域事务的机构。清代，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中国西北边界得以确定。此后，对新疆地区实行了更加系统的治理政策。1762年设立伊犁将军，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1884年在新疆地区建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疆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尽管历史上新疆地区曾出现过一些王朝、汗国，但它们都是中国疆域内的地方政权形式，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从来不是独立国家。所以，新疆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容置疑。

新疆地区历来是多民族聚居地。从古至今，新疆地区一直生活着很多民族，各民族迁徙往来频繁。在古代历史上，曾有许多部落、民族在新疆聚居生活。新疆居民的族属，从汉代开始才有明确记载，当时主要有：塞、月氏、乌孙、羌、匈奴和汉人。塞人，原游牧于东起伊犁河、楚河流域，西抵锡尔河地区。因被月氏排挤而西迁，一部分退至锡尔河北岸，另一些南下帕米尔，散居各地。最早开发新疆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天山南北的塞人、月氏人、乌孙人、羌人、龟兹人、焉耆人、于阗人、疏勒人、莎车人、楼兰人、车师人等。秦汉时期的匈奴人、汉人、羌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柔然、高车、嚈哒、吐谷浑，隋唐时期的突厥、吐蕃、回纥，宋辽金时期的契丹，元明清时期的蒙古、女真、党项、哈萨克、柯尔克孜、满、锡伯、达斡尔、回、乌孜别克、塔塔尔族等，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民族的人口大量进出新疆地区，都是新疆的共同开拓者。至19世纪末，已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共13个主要民族定居新疆，形成维吾尔族人口居多、多民族聚居分布的格局。新疆地区既是新疆各民族的家园，更是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组成部分。

根据6世纪中叶时的石雕、壁画和文献资料研究可知，当时北疆游牧的多为操突厥语的铁勒部落，他们都属于宽脸、细眼、鼻子较矮而又少胡须的蒙古人种。同时在南疆活动的居民则多表现为“高鼻深目”、多胡须的欧罗巴人种特征。南疆各绿洲的语言文字也不统一，共有7种语言24种文字，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种塞语：焉耆—龟兹语在焉耆、库车和吐鲁番一带使用；于阗语在和田、喀什和巴楚一带使用。历史上，东疆受到较浓厚的汉文化影响。唐朝时，回纥人使用突厥卢尼文，有些回纥人懂汉文，有的还能用汉文写诗。

（二）维吾尔族的发展流变

维吾尔族是一个多源民族。最主要的来源有两支：一支是来自蒙古草原的回纥人，另一支是南疆绿洲上的土著居民。这两部分人于公元840年大规模汇合，至16世纪初完全融合成为近代维吾尔民族的主体。“维吾尔”一名最早见于汉籍是在公元4世纪的《魏书·高车传》里，被译写为“韦纥”，指的是高车部落联合体中的一个部落。公元7世纪开始称“回纥”；公元788年又改译为“回鹘”，这个称呼一直延续至宋及五代。元明时期一般译为“畏兀儿”。17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初称为“回部”或“缠回”。1934年，中华民国新疆省政府正式规定“维吾尔”为汉译民族名称，此后这一译名就一直沿用至今。

根据记载和研究，回纥源于丁零。早在公元前3世纪，在蒙古草原和南西伯利亚地区，活动着很多被统称为丁零的游牧部落。丁零人相继受草原上的匈奴、鲜卑和柔然汗国的统治，长期局促于山地森林和蒙古草原的北部边缘，以狩猎和畜牧为生。公元4世纪以后，丁零又被称为“铁勒”，由于使用一种“车轮高大，辐数至多”的大车，又被称为“高车”。他们分布于西起伏尔加河、东至兴安岭的东西万余里的欧亚北方大草原上。其中，活动于贝加尔湖一带的被称为“东部铁勒”,较大的部落有9个，回纥是其中之一。为了抵御异族的侵扰和压迫，这9个部落经常结合成暂时的地域性联盟，因此又被称为“九姓铁勒”。

5世纪中叶以后，在准噶尔盆地东部出现了一个以阿史那氏为核心的铁勒部落，被称为“突厥”。公元552年，阿史那氏建立了囊括整个蒙古草原和准噶尔盆地的突厥汗国，回纥和其他铁勒部落成为它的属部。突厥贵族对广大铁勒部落实行残酷统治，激起了铁勒各部落反抗。公元744年，回纥联合铁勒诸部中的仆固、同罗等部组成了回纥部落联盟，以骨力裴罗为领袖，在唐朝大军的配合下推翻了突厥汗国，建立了漠北回纥汗国。统一后的部落首领骨力裴罗受到了唐朝册封，这一部落形成后，诸部落原有的名称从此基本消失。回纥汗国是唐朝的属国，历代可汗都接受唐朝册封。有3位唐朝公主嫁给了回纥可汗，因此，历代回纥可汗都认唐朝为母家，称中原皇帝为舅。这种甥舅的关系一直持续了几百年。同时，回纥贵族亦有将女儿嫁与唐朝亲王为妃者。当时，中原汉人迁居到草原的也多了起来，他们大多融入回纥人中。

公元840年，回纥汗国在北方黠戛斯人攻击下崩溃，草原上的回纥人在各部贵族的率领下四散迁走。其中1支约10万人向南，到达阴山以南的长城沿线游牧，其中大部分进入中原，融合进了汉人之中。另外3支回纥向西迁徙，分别到达葱岭西的楚河流域、准噶尔盆地东部和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在河西走廊的回纥人与其他民族融合，形成了后来的裕固族。到达准噶尔盆地东部的回纥人以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和高昌（今吐鲁番）为中心建立高昌回鹘王国。葱岭西的回纥人与当地的葛逻禄、样磨等部落共同建立了喀喇汗国。这两个汗国建立以后，分别从东西两个方向向塔里木盆地扩张，并相继融合了吐鲁番盆地的汉人、塔里木盆地的焉耆人、龟兹人、于阗人、疏勒人等，构成现代维吾尔族的主体。

回纥人起初信仰萨满教，8世纪初摩尼教传入蒙古草原，公元762年，回纥牟羽可汗立摩尼教为国教。公元943年，喀喇汗国的沙土克·布格拉汗皈依伊斯兰教。公元960年，喀喇汗国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从此，喀喇汗国以“圣战”为名，向东方信仰佛教的高昌回纥和于阗国发动连年进攻。公元1006年，于阗国战败灭亡，塔里木盆地只剩下回纥人的两个汗国东西对峙。当时高昌汗国境内佛教寺院遍布，通行回鹘文；喀喇汗国则到处是清真寺，使用阿拉伯文拼写的突厥语。由于两个汗国宗教信仰根本对立，并且宗教教义已渗透到各自的社会生活、文化等各个方面，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

公元1125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以巴拉沙衮为首府建立了强大的西辽政权，高昌回纥和喀喇汗朝相继成为它的属国。公元1211年，成吉思汗西征，新疆和整个中亚地区都归入蒙古大汗国版图。16世纪初，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后代赛义德汗在喀什噶尔建立“叶尔羌汗国”。公元1513年，赛义德汗以伊斯兰教为旗帜，统一了整个塔里木盆地。17世纪初，蒙古厄鲁特部中最强的准噶尔部在北疆建立政权，称为“准噶尔汗国”。1678年准噶尔汗国的噶尔丹汗在维吾尔人阿帕克和卓的引导下，率领准噶尔军队南下，消灭了叶尔羌汗国，建立了以阿帕克和卓为“帕夏”（皇帝）的政权，对南疆实行残酷统治，给维吾尔族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1755年清朝军队灭亡准噶尔部，统一了新疆。1865年，准噶尔部后人布素鲁克又伙同中亚浩罕军官阿古柏攻入南疆，一度占领了新疆大部分地区。1878年，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叛乱，再次收复新疆。

由此可知，维吾尔族是经过长期迁徙、民族融合形成的，他们不是突厥人的后裔，而是回纥、回鹘人的后代。

（三）新疆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和作用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的腹地，延绵7000多公里的古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就达5000公里。

古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后，经河西走廊进入新疆，沿天山分北、中、南三道，故称“天山廊道”，此路与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和非洲连接起来，是一条东西方交流的大通道。这里是人们歇脚、休整的地方，是人们补充食物、用水、给养的地方，也是人们交流、交易、交融的地方，当年在这条大通道上，有各国使节的来往，有商旅的通行，有僧侣的传道等，如果没有这一“廊道”和“中转站”，“丝绸之路”的顺利通行是不可想象的。正是通过这条通道，进行了东西方各种农作物种植技术、牲畜驯养技术、建筑技术等的传播，尤其是进行了丝绸、瓷器等物产以及造纸、冶炼、水利、火药制造等技术的传播。

也正是由于这条大通道，新疆地区成为当时亚欧大陆各古代文明南北往来、东西交通的十字路口，成为各古代文明区域之间相互交流、沟通的必经之地，因而也就成为亚欧大陆几大古代文明的标本保留地，历史留下了丰富且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在这里，曾经发生过无数影响亚欧大陆各文明进程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曾经是一个运输买卖过各个文明区域无数奇珍异宝和时尚奢侈品的古道区域，是一方在沙漠、绿洲、草原各类遗址中仍然保留亚欧大陆各古代文明精彩文化珍宝与遗迹的中介地理区块。

今天，新疆在“丝绸之路”上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新疆既是连接中国和这条经济带的枢纽，又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沿；既要承接中国向西开放桥头堡的作用，又担负着连接和建设这条经济带的重要使命；既是面向国际、国内两大市场的重要舞台，又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大资源的重要阵地。新疆要切实当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排头兵，进一步充分发挥桥梁、纽带和支点作用。如作为新疆“东大门”的哈密，近年来立足自己独特优势，全面提升“丝路名城，甜美哈密”旅游品牌形象，加强与公路、铁路、民航以及新媒体平台战略合作，实施“途经哈密游哈密”工程和环东天山旅游合作工程，大力做好“通道经济”这篇文章，效果非常显著。

三、中原地区和新疆与“丝绸之路”关系密切

远古时期，在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之北的草原上，已经出现了一条由许多不连贯的小规模贸易路线大体衔接而成的草原之路，这是早期陆上丝绸之路的雏形。

在中华文明圈中，由于历史上中原地区最先进入文明时代，中原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对周围尚处于蛮荒时代的地区产生了巨大吸引力，促使彼此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通过长期的融合与发展，中国古代文明区域以中原为中心像滚雪球一样逐步的扩大，并将周围地区不断汇入中国古代文明区域之中。据古籍记载，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国的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的贸易往来。如在河南安阳的商代妇好墓中，陪葬有大量新疆和田玉制成的器物。而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也开始不断被人们所使用，如阿拉伯地区经常使用骆驼，使大规模的贸易交流成为可能。到西汉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丝路的东方起点在都城陕西长安，东汉以后，这一起点又延伸到都城河南洛阳，进一步深入到中原腹地。

由于上述原因等，中原地区同新疆各地交往联系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新疆地区就与中原地区展开了密切交流。考古证实，新疆地区出土的彩陶就受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的影响。关于古代新疆的地理、山川、河流，在中国先秦的历史和典籍中记载相当多，如《尚书》《竹书纪年》《山海经》《楚辞》中都能见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原人对于新疆的认识和了解。在先秦典籍《穆天子传》中，就有周穆王西巡昆仑山与西王母在瑶池相会的描述，这反映了远古时代中原地区同新疆的交流关系。

新疆地区一直是中华文明向西开放的门户和中介。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畅通，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交流交融、血脉相连、息息相通。西汉统一新疆地区后，汉语成为当地官府文书中的通用语之一，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礼仪制度、书籍、音乐舞蹈等在新疆地区广泛传播。与此同时，琵琶、羌笛等乐器也由新疆地区或者通过新疆地区传入中原地区，对中原地区音乐产生了重大影响。

新疆地区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情况，从对哈密文化的研究中可以找到很典型的样本。如3000多年以前，生活在天山南北的羌人就与中原汉族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秦汉的大一统使得西北游牧经济和中原农业经济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尤其是西汉后期，中央王朝开始在哈密设立管理机构，两地交通管道更加通畅，大量的中原商人、屯田士民等走进哈密。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少数民族和中原汉族之间的融合不断深入，不仅出现了中原人口大规模移居哈密的事例，还有不少西域民族进入中原，与当地的汉族融为一体。元明时期，哈密成为中原进入新疆的桥头堡，其地位更加突出。清朝建立后，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限，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各民族间文化交流，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

而丝绸之路开辟后，新疆地区与中原的交流交融达到了全方位的程度，哈密在这方面的例证也非常之多。如在民俗文化中，哈密在饮食、服装、居住以及节日、婚丧习俗等民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它既是各民族同胞团结共处的见证，也是新疆多民族与中原相互学习交流的结晶。在商业文化中，汉代时东天山就开辟了由哈密通往巴里坤草原的盘山道——天山商道。唐代时就有信奉道教的商人在东天山上修建了天山庙，这是丝绸之路新北道商业繁华的重要见证。巴里坤地区浓厚的商业文化与汉文化，也是新疆历史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在宗教文化中，哈密地区有萨满教、祆教、佛教，它们保留了维吾尔祖先回鹘时代更多的文化元素。哈密回王陵、艾提尕尔清真寺等宗教建筑，融合了维吾尔族、汉族、蒙古族等多民族建筑风格，充分体现了中原建筑文化与地域宗教文化的交流交融。在军事文化中，哈密烽燧、古粮仓，巴里坤“大河唐城”“绿营兵城”等军事遗址，在选址布局、功能定位、建筑形制等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哈密与中原军事文化的交流融合。

（课题组主持人：王喜成 孙建华课题组成员：郭继英 何勇 齐善兵 吴鹏 刘绍才 李俊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