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岁的青年，是竞技领域的主角，是演艺界的新秀，也可成为创作、创业的新锐，在学术界纯粹基础研究领域，也有众多脱颖而出的新星。海森伯25岁创立量子力学，爱因斯坦26岁提出相对论，马克思27岁时写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28岁参与发表《共产党宣言》。华罗庚26岁解决了数论中的完整三角和估计问题、27岁提出华氏不等式，王国维29岁开始写作《人间词话》，闻一多在24岁写出精彩的《女神》评论。石海明、刘杨钺、张茜三位80后青年学者，投身于通常需要深厚积累的战略研究领域，以复合的知识结构、独特的科学敏感和哲学的宏观视野，对当代中国战略提出了有异于背景深广、资历厚重的战略学者的独到见解，为众说纷纭的中国战略研究领域吹进一股清新之风。

《适应者死亡--媒体狂欢时代的全球战略博弈》一书，最启人心智的是突破民族主义和情绪主义的桎梏，而从哲学维度和历史理性的高度立论：“‘强兵兴国’对每个主权国家都有着天然的吸引力。然而，历史上德国、日本曾经亲历的悲剧，提醒全球每一个现代国家，在‘强兵’与‘兴国’之间没有简单的逻辑。历史上的大国崛起往往伴随着血流成河、硝烟弥漫，但时至今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文化竞争、科技竞争、教育竞争，以往攻城略地般的战场厮杀正在让位于悄然进行的人才、科技、文化较量，正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富国与强军之间的逻辑，真正实现和平发展、和平壮大。”而对于中国未来的崛起，作者切中肯綮地提出，中国要过“三道关”：开放包容的气量关、文化传承的甄别关和探索创新的才智关。像这样自出机杼的独到见解在书中屡见不鲜。

全书从立论到论证渗透着哲学的思维与历史的理性，再看看当今不少情绪化的战略著述，不禁使人想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义愤不能推进科学的论断：“诉诸道德和法的做法，在科学上丝毫不能把我们推向前进，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入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而只能看做象征。……愤怒出诗人，愤怒在描写这些弊病或者在抨击那些替统治阶级否认或美化这些弊病的和谐派的时候，是完全恰当的，可是愤怒一用到上面这种场合，它所能证明的东西是多么的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9页。）透过全书的深入探索与独到见解，人们不难发现，作者不仅具有盼望中国伟大复兴的社会责任感，看透狭隘民族主义的世界眼光，超越媒体狂欢迷雾的清醒理性，而且具有突破潮流、挑战权威的批判创新精神。我真诚地期盼本书的青年作者，伴随着中国战略研究的深入发展而成长为一代战略名家。

中国战略研究近年来渐趋繁荣，笔者近日翻阅了最近出版的阎学通等人所著的《中国崛起靠什么》、宋晓军等人的《中国不高兴》、易强的《美国沉没》，以及20世纪90年代宋强等著的《中国可以说不》。这些著作与国际战略学家托夫勒、奈斯比特、贝尔、佩恩、汤恩比、池田大作以及中国学者资中筠、李泽厚、吴敬琏、袁伟时、秦晖、陈志武、崔之元等人的战略思维相比，呈现出不一样的面貌：更关注当下局势，更倾注情感因素，更喜欢具象讨论。这些不同折射出了中国当代战略专业研究在关怀问题的深刻、学术底蕴的深厚和价值取向的深远等方面的不足和差距。此外，当代中国战略研究由于立场、观点、方法的不同，而各有所好，异彩纷呈。这样百家争鸣的局面，是通向某些战略共识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学术研究的进步，应该为之欢呼。学术研究最大的考验是时间，也就是实践的检验。战略研究的争论可以从长计议，战略研究的观点可以求同存异。但是，中国战略研究在异彩纷呈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其形上层次的规律，充分发挥它对战略研究的基础性和导向性作用，并在有章可循的深层理性基础上，形成指导中国战略研究的某些原则性共识。以笔者之见，当代中国战略研究应遵循如下三项基本原则：从中国问题出发，遵循世界普适规律，牢记人类最高目标。

一、从中国问题出发

一本战略研究的著作，以“大时代、大目标及我们的内忧外患”为研究纲领，有宏大志向，但是论证的方法是可以商榷的。书中为驳斥“文艺腔”的“小右”们，引用了网上的一个帖子：

“他说：‘中国宋朝被蒙古打败，固然文化有问题。’你问他：‘西罗马、拜占庭被野蛮民族攻灭，是不是文化的问题？’他说不知道！”

“他说：‘中国古代有太监。’然后哈哈大声嘲笑。你问他 ：‘欧洲的太监、阉割的艺人，自废的教徒呢？’他说不知道！”

“他说：‘中国人裹小脚。’然后哈哈大声嘲笑。你问他：‘现在的隆胸呢？’他装听不见。”

“他说：‘孔子流浪各国，不异于犬与鸡。’你问他：‘十二宗教徒呢？’他不敢放个屁！”

“他说：‘儒教黑暗，八股，封建宗法！’你问他：‘欧洲的宗教裁判所呢？’他茫然不知！”

“他说：‘儒教杀人太多，该被废除！’你问他：‘欧洲天主教杀人更多，为什么不废除？’他耍太极。”

“他说：‘孔子曰妇人难养，孔子压迫妇女。’你告诉他：‘圣经里称妇女为淫妇！’他照样和女朋友去过圣诞节！”

“他说：‘中国有那么多酷刑，野蛮啊！’你告诉他：‘欧洲中世纪挖皮肉、钩舌头、洒石灰、淋铅水！’他闻所未闻！”（宋晓军等著：《中国不高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这样的论辩出现在网上无可厚非，但这样的论辩引入严肃的学术著作是令人遗憾的。恩格斯的确说过从事实出发，但其含义决非从随意抽出的单个事实出发，而是要从各种事实的联系出发，正如列宁深刻指出的，“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从事实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地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于连儿戏也不如。

譬如，一个从前要求严肃，现在也希望人们说他严肃的著作家，竟以蒙古传统的事实为例来说明二十世纪在欧洲发生的某些事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够说他只是在闹着玩吗？说他在进行政治欺骗是不是更正确些呢？”（《马克斯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09页。）因此，不是从个别的、简单的事实出发，而要从事实的联系出发。研究事实的联系就会发现问题，无论是自然科学研究还是社会科学研究，毫无例外都应从问题出发，这是比从简单事实出发更高层次的研究方法。

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异常复杂，对问题轻重缓急的判断也见仁见智，恰如有真问题才有真学问，在战略研究领域也只有真问题才有好战略。以笔者之见，当代中国的问题，有外部问题，也有内部问题，而内部问题的解决是决定性的。本书引述了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的部分问题：“中国这些年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是由于城乡不平衡、地区不平衡，再加上人口多、底子薄，我们确实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上海和北京的发展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我们要实现小康目标还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要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至少要到本世纪中期；要真正实现现代化，还要上百年以至更长时间。”温总理虽然只是直接指出了中国当代经济发展问题，但是“要真正实现现代化，还要上百年以至更长时间”的论断，显然隐含了中国发展中的其他深层次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比经济发展问题更为复杂，甚至需要一场深入持久的社会进步运动。如甄别和反省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优秀部分与糟粕部分，现行制度的完善和改革问题，社会公正和正义的实现问题，法制规则、商业道德、科教风气、社会价值的纠正和重建问题等等，都绝非易事。

中央电视台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中，有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奥斯维辛犹太人墓前历史性的一跪，旁白是：“跪下去的是勃兰特，站起来的是德意志。”中国人近代以来屡受外侮，自然无须下跪。但是彻底反省的精神，中国人却无法回避：对于历史传统的反省，对于我们失误的反省，对于社会弊端的反省。鲁迅先生是最深刻解剖自己，并最敢正视中国文化的勇士，鲁迅的精神和判断，今天的学人似无人能够超越：“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倘使当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我们中国人最所缺乏的。”正视历史，是为了记取历史的教训，现代化的实现必须跳出杜牧《阿房宫赋》所感叹的循环：“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二、遵循世界普适规律

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在人的主观愿望和行动背后，潜藏着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马克思的伟大贡献首先就在于发现了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普适规律，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经济、政治、社会、科技、艺术、思维等许多方面发现了普遍规律，马恩著作成为人类最丰富的思想宝库。随着时代的前进，已有更多的世界普遍规律被揭示出来，未来还将发现更多的世界普遍规律。这些普遍规律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结晶，它与各国的具体国情条件相结合，呈现为丰富多彩的特殊规律。但是普遍规律是认识论上的路标，认识了普遍规律，犹如登上了高峰，易于看清特殊迷雾的全局。十七大报告也已经明确提出，要同时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等三方面的规律。

当代中国战略研究领域，似乎过于忽视了“世界普适规律”的研究，这是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进步经验的忽视。中国近代以来的巨变，从思想理论层面而言，最根本的原因是克服了中国历史传统的惰性力，而引入了正确反映世界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西方先进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正确反映自然规律的近现代科学技术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即是人类社会市场经济规律的创造性移用。美国经济学家索罗，因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荣获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邓小平由此敏锐洞察到人类社会又一普遍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而在中国教育领域，正是违背了人才培养的普适规律，引发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人才。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理论及战略的提出，也是在人类社会军事变革规律及当代发达国家军事变革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及战略，有其受独特国情制约的一面，亦有反映世界普适规律的一面，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及战略，有受本国国情及国家利益博弈制约的独特因素，但也不能违背世界发展的普适规律。诚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所指出的，“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对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恩列的社会学思想》，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12-413页。）当代中国战略的研究家们，似乎需要两方面的情怀与心境：一是立足民族利益的积极博弈之心，投入高度的关注和深沉的情感；二是放眼世界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超越心态，所谓“天下关心事，山中袖手看”（江弢叔），“凭栏一片风云意，来做神州袖手人”（陈三立），“冷眼向洋看世界”（毛泽东）。战略研究家不是实战家，既要脚踏实地，又须仰望星空，一方面要善于实事求是，另一方面又要敢于高瞻远瞩，应该呈现有异于实干家和宣传家的独特见解和风格。

三、牢记人类最高目标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伦敦手稿》）中提出的人类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比五阶段论更与“以人为本”的理念相契合。按马克思的见解，人类社会有三种发展形态：第一种形态是“人的依赖关系”，第二种形态是“物的依赖关系”，第三种形态是“自由个性”。“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人的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页。）马克思还在《资本论》中提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因此，确保人的生存、人的安全、人的温饱、人的尊严、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应是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中最基本的战略方针。

爱因斯坦不是职业的战略专家，却是世所公认的超级战略家。适逢历史关头，爱因斯坦总能对时局作出独到判断，事情常常只是初露端倪，即能发现方向问题，并大无畏地挺身而出。爱因斯坦并无超人的诀窍，他的眼光和决心源于以人为本的理念，源于对人类价值的判断，源于对一切违背人类社会根本目标的言行的深恶痛绝。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文化界有93名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牧师等签名发表《文明世界的宣言》，

公开为德国侵略暴行辩护，爱因斯坦却在只有4个人签名的《告欧洲人书》上发表针锋相对的观点：“目前正在蔓延开的战火是很难产生‘胜利者’的。所有参加战争的国家很可能都将付出极高的代价。”“我们深信它不仅会威胁文化本身，同时还会危及民族的生存，而这次野蛮的战争也正是以保卫民族生存为借口而发动起来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页。）

爱因斯坦在二战爆发前6年，希特勒法西斯政变后不久，即敏锐地意识到德国法西斯反人类的倒行逆施与德国社会的“精神错乱状态”，并公开起来抗争，直到离开德国定居美国。

二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冷战中推行军国主义，爱因斯坦于1947年在《美国学者》杂志上发表文章公开反对美国的军国主义，并一针见血地直指军国主义的实质：“军国主义精神的特征是只重视物质因素，如原子弹、战略基地、各式各样的武器、原料资源等等，而同时把人本身、他的思想和态度看做是非常不重要的。……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通常决定人的志向的那些目标就完全不见了。为了弥补这个空隙，军国主义精神就把占有‘赤裸裸的霸权’作为目标的本身。这无疑是一个会使人上当的最离奇的妄想。”（《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23页。）

以人为本的理念不仅指引爱因斯坦在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时代的政治军事斗争中，站在人类大战略的制高点，而且指引爱因斯坦对人类教育问题发表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1936年，爱因斯坦发表《论教育》的演讲和文章，70余年过去，重温其中的见解，人们不得不由衷钦佩爱因斯坦见解的深刻、合理，同时也不免感叹超越时代的真知灼见要何时才能实现：“人们把学校简单地看作是一种工具，靠它来把最大量的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但这

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知识是死的，而学校却要为活人服务。它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个性应当消灭，而个人只变成一只蜜蜂或蚂蚁那样仅仅是社会的一种工具。因为一个由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规格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的社会。相反的，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社会服务当作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43页。）

发人深省的是，爱因斯坦发表教育大战略的真知灼见，并非基于深厚的教育专业修养，正如爱因斯坦自己所述，“在教育学领域中，我是个半外行人，除却个人经验和个人信念外，我的见解就别无基础。” （《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42页。）爱因斯坦本人的专业是理论物理，一生却提出了绝大多数专业战略研究家难以企及的众多大战略的真知灼见。爱因斯坦的成功表明，战略研究也与其他一切专业一样，光有专业的知识和技术层面的方法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超越知识和技术层面的崇高理想信念，需要对人类目标的终极关怀，并需要将人类最高目标与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的哲学思维，这些超越具体专业知识的形而上精神和理念，不仅是学术创新的利器，而且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

（中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