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志庚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从远古时期始,勤劳勇敢的中华民族前辈们经历了“茹毛饮血”“钻木取火”“神农尝百草”等征服自然的艰辛,用极其简陋的石斧、石刀,在这片热土上辛勤耕耘,播撒、创造并收获了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文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人们用勤劳的双手在黄土地上耕作,创造了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今天,当我们踏着先人的脚印迈向新世纪,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党中央提出的“乡村振兴”的实践中,进一步提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农耕文化的重要性,挖掘并弘扬农耕文化中蕴涵的优秀思想理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无疑成为推进新时代“乡村振兴”工程的巨大动力。本文拟从地处苏北腹地的淮安农耕文化的发展及传承的轨迹中,探索农耕文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和作用。
源远流长的淮安农耕文化
淮安境内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发现的青莲岗文化遗址(国家级文保单位),以及去年挖掘发现的复兴城头文化遗址(省级文保单位)告诉我们,早在6000多年前,人类便在这里繁衍生息,并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耕耘劳作,创造文明。
淮安古属东夷,东濒大海,境内有烟波浩渺的洪泽湖,富有传奇色彩的白马湖、绿草荡,以及从桐柏山飞流东下的淮河,虽然明代因黄河夺淮而使淮河改道,但是又产生了一条“废黄河”。黄河的泥沙,又为境内淤结了一大片肥沃的土地。这里雨量充沛、河渠纵横,丰富的水资源为历代在这片土地上耕耘的农民、盐工、渔民提供了播撒希望和收获丰收的条件,不仅具有相对富饶的生活环境,也为这里孕育了五彩缤纷的农耕文化。
淮剧是中国戏曲天地里一朵根植于苏北里下河地区的地方剧种,本来是由农民们在农闲时带着比较原始的乐器,如竹板、莲湘等,到乡间农户门前,用民歌小调演唱方式以获施舍粮米或钱物的民间文艺形式,俗称“门谈词”,后经艺人加工成带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曲调,最早叫“下河调”,经历代艺人们不断演绎又增添了许多新的曲调,后由地方文人编入剧情,渐渐成了一个独具地方特色的剧种,因其流传于淮河流域,故称之为“淮剧”。淮剧又与扬州地区的“扬剧”有异曲同工之源,唱腔委婉动听,因大多为悲剧,故又凄楚悲凉,经历代艺人不断创作,推陈出新,新中国成立前即已形成了“九莲十三英一百零八出”的剧目,“莲”与“英”都是剧中的主人公名字,如“秦香莲”“王玉莲”“穆桂英”“王秀英”等等。多年来,淮剧作为乡土文化,一直流传在盐阜、两淮地区,后因苏北到上海谋生的人越来越多,又将淮剧带进大上海,解放后上海市政府专门成立了“上海市淮剧团”,江苏省又在盐城市成立了江苏省淮剧团,代表人物有出生于淮安车桥的筱文艳及盐城的何叫天等。淮剧是淮安的地方戏,周恩来总理少年时曾多次看,故对淮剧情有独钟,解放后不仅安排淮剧进京演出,还曾23次接见淮剧名家筱文艳。淮剧作为淮安农耕文化的组成部分,在盐、淮地区家喻户晓、老少皆知,并经久不衰。
“十番锣鼓”(又称“武昆”),是淮安农耕文化中又一朵奇葩,同样根植于淮安大地,由民间曲调、宫廷音乐与道家文化融合而成的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曲调,经音乐人不断加工,形成了以“唱”“奏”“敲”三个声部为一体的音乐形式,多以歌咏人们对爱情及美好生活向往的音韵而呈现,已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淮安的南闸,南邻白马湖,西近大运河,得汲运河文化之魂,大湖水韵之灵,这里沟渠纵横、河湖较多、鱼虾满塘,多年种植水稻,堪称鱼米之乡。这里的农民渔民常年在背朝黄土面朝天、撒网抛捕鱼虾劳作时,吟唱民歌以愉情悦性。这些民歌又被称作秧歌,经农民多年、渔民的积累和编创,形成了数百首韵律声调独特的民歌,也孕育了许多农民民歌手。这些民歌经不断传唱,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南闸民歌”,现已入选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在淮安乡土文化滋润下,不少乡村的农民用灵巧的双手,编织了一个个独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品牌,如流均的舞狮、泾口的高跷、车桥的剪纸等等,这些都在淮安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宝库中熠熠闪光、代代相传。
农耕文化在淮安的传承与发展
历史遗存在于挖掘、研究和保护,文化底蕴在于传承、弘扬与发展。淮安的农耕文化,随着时光流逝、社会发展,这些根植于乡土的文化现象一直没有消失和丢弃,而是随着时代潮流的奔涌而不断发展,并以强大的生命力影响着社会进步、乡村风俗和农民的生活。
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为北进中原,从扬州到淮安,开凿了一条运河,古称邗沟,到淮安淮河边处人称末口,因淮河大堤阻隔,于是在大坝上设了五个盘货过坝的设施,取坝名为“仁”“义”“礼”“智”“信”,这“五坝”的名字正好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当地人也以拥有“五坝”为荣,并一代一代传承其文化内涵。尽管在明代由漕督陈瑄开山阳渎,建清江浦大闸,导致船只不再盘坝入淮,可由清口直接进入淮河,但是“五坝”遗址和内蕴经久未衰,直到今天,淮安人仍然传承“五坝”文化,崇仁重义,尊礼守信。
淮安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不仅有大量的不可移动的历史文化遗存,也因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挖掘了蔚为可观的具有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共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安区从2006年开始即对全区的非遗产品进行全面的普查,经三年努力,搜集了3000多条线索,整理了397个项目,其中蕴含了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统音乐、传统戏曲、传统技艺、传统习俗、曲艺杂技等15个大类、37个种类。这些项目基本上来自民间、乡村,其中尤以“十番锣鼓”为优,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另外有南闸民歌、淮安茶馓、文楼汤包、平桥豆腐、钦工肉圆等淮扬菜名菜、名点的制作技艺等,都被列入了省非遗项目名录,还有“仇桥杂技”“博里农民画”“车桥剪纸”“说淮书”等66项列入市级非遗目录,其中不少文化品牌都来自于乡村和民间,如“博里农民画”,来自于地处淮安东乡的博里镇,由朱震国先生发起,并组织了一大批农民,用画笔描绘新时代农民的生活、农耕的场景和农民美好生活的欢欣。多少年来,博里农民画家们一代传一代,队伍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高,以至于在全国农民画比赛中多次获得大奖,且不少作品被30多个国家收藏,一时名震华夏、远播海外。博里被国家文化部授予“全国民间绘画之乡”的称号。
同样在博里,一批爱好古诗词的农民,在劳作之余,用沾满泥土的双手,学写古诗词,用诗词形式歌咏新时代的新气象、新风貌、新情感,成绩颇丰。当然,在博里的带动下,在区诗词楹联协会的组织推动下,各乡镇相继成立了诗词协会,民间诗人队伍达3000多人,出版诗刊、诗集,获中华诗词学会盛赞,淮安区获得“全国诗词之乡”称号。
“仇桥杂技”,同样源自于乡村。仇桥原是淮安的一个乡镇,这里有一个严姓农民,少年在外谋生时,结识了一个玩杂技的师傅,他便做了有心人,认真地讨教学习,总算学会了几招。回乡务农以后,恰逢“文革”,当时农民都是集体劳动,劳动休息的时候,乡亲们知道他会玩一些小杂技,就要他露两手,于是他就用锹啊铲呀的农具,玩个顶技或者是小魔术,以解乡亲们劳作之累。改革开放以后,文艺天地百花齐放,于是,已届半百之年的严姓农民,就将所学的杂技技艺传授给了儿女,并花钱让他们到专业杂技团去学习,不想孩子们都很争气,竟学了不少绝技,并组团外出演出挣钱。本乡的一些年轻人发现这是一个挣钱的门路,也纷纷到他家拜师学艺。常说“合久必分”,这些儿女、徒弟又自立门户,不久,一个乡竟有23支杂技队,分别到临省街市去演出,还出国展示技艺,一时声名大振,竟然有“北有吴桥,南有仇桥”的美誉,淮安也因此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杂技之乡”。
在改革开放春风雨露的滋润下,淮安农村的民间文化百花齐放,争芳吐艳,传统的民歌、剪纸、舞狮、高跷、莲湘等各种民间技艺,在新时代又焕发出勃勃生机,注入了新的内容,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争光添彩。目前,淮安已被国家命名为“全国诗词之乡”“全国书法之乡”“全国杂技之乡”“全国民间绘画之乡”等称号,以各自的特色,在美丽乡村和乡村振兴中争奇斗艳,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也为地方旅游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力量。
农耕文化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的号召,这是党对农业、农村、农民工作高度重视的体现,也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建设美丽乡村和加速农村社会主义五大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
乡村振兴在重视农村经济建设、提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而传承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农耕文化,无疑是农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环节,也必然对乡村振兴战略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农耕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中国农民勤劳、朴实,不畏艰难、自强不息,在征服大自然的历程中,为了追求幸福,勇于攻坚克难,在黄土地上创造了一个个人间奇迹。
农耕文化中,中华民族“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同样影响着中国农民,他们崇仁重义、从善如流,特别是崇尚孝道。“百善孝为先”,中国民间流传的“二十四孝”的故事,不少主人公大都是农民,不孝顺长辈,不体恤弱小,都被视为万恶之源,这种品质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库中,一直广为流传、生生不息。邻里关系,在乡村尤为重要,常说“远亲不如近邻”“恼个邻居瞎只眼”,这些民间俗语,道出了邻里相望、和睦相处的真谛,这也对教化群众、淳化民风,起到了重要作用。
农耕文化中有着大量的文化遗存、文物古迹,也留存了不少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以及灌溉的遗产,这些物质遗产不仅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给今天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如一些地方保存完好的“节孝坊”,具有地方特色的古民宅、古庙宇、古桥、古祠堂等建筑,其中蕴含许多值得研究、传承的民族优秀文化。
农耕文化中,还留存着数千年经民间艺人创造并传承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中医、中药、戏曲、杂技、民间绘画等传统文艺形式,这些在民族宝库中熠熠闪光的瑰宝,在社会潮流的奔涌和洗刷中,去伪存真、推陈出新,渐渐融入传统文化的史册,影响着农耕文化的健康发展。
如此种种,无不对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产生正能量的影响,对乡村振兴中精神文明的内涵和外延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弘扬农耕文化 推进乡村振兴
立足乡村文明,并吸收城市文明和农耕文化的优秀成果,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时代内涵,丰富表现形式,不仅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优质载体,也为推进乡村振兴发挥巨大作用。
在新时期、新形势、新要求的今天,怎样弘扬、传承农耕文化,并为乡村振兴助力,根据省农业农村厅下发文件的要求,淮安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探索和实践。
一是实施文化遗存保护工程。除了对城市历史遗存坚持文物必保,保之有效,修旧如旧,留下记忆,对农村的传统建筑、农业遗产、灌溉工程遗产及一些名人墓地、庙宇、祠堂都进行了有效保护。如在石塘境内的吴承恩墓地、施河境内的阎若璩墓地、平桥境内的刘鹗墓地等,车桥、仇桥、平桥、施河对原有的庙宇进行了修复,对古运河上的一些古代灌溉建筑进行保护性整治,对一些有地方特色的古村落尽量保留其原有规模,其中包括河塘水渠、古树、堤坝,在不影响现代农业水利排灌和交通的前提下,尽可能保护,以给村民留下历史的记忆。
在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与传承,如泾口高跷、车桥剪纸、流均舞狮、宋集花船、博里农民画等,根据时代发展注入新的内容,不仅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为乡村振兴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践行,发挥很好的作用。
二是重视特色乡村文化建设。淮安地处大运河与苏北灌溉总渠入海水道交汇之处,按河为界分为渠南渠北、运东运西,这种地域划分,形成了不尽相同的文化特色。如渠南为河网地区,这里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属良渚文化一支的城头文化遗址就在境内。流均的水域文化,车桥、平桥的庙会文化,泾口、仇桥的民间演艺文化,博里的民间绘画与诗词文化,都各具特色。运西的南闸民歌,运东的“西游记”文化,上河谜语文化,平桥古镇文化,渠北的废黄河文化、红色文化,花木栽培文化等同样争芳斗艳,特色鲜明。地方党委和政府十分重视特色乡镇建设,采取一镇一品、一村一格,使各个乡镇都有自己的文化品牌,形成了五彩缤纷、百花齐放的文化现象。
三是积极打造特色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在重视农耕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同时,我们十分重视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开拓与建设,如施河的教学具文化产业,已形成规模享誉华夏,流均、南闸的鱼虾养殖、莲藕生产等产业不仅富裕了农民,也为乡村旅游开拓了市场。博里的农民画文化已形成创作、制作、销售一条龙,不仅陶冶情操,也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仇桥、苏嘴等乡村的“农家乐”,集游乐、采摘、餐饮、演艺于一体,形成了多功能特色文化产业。车桥的“三月三庙会”,平桥的“笑人会”庙会,不仅通过演艺活动吸引人气,更利用庙会与商品交易名特产、展销结合,以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如此种种,不一而足,乡村的特色文化产业发展正为乡村振兴助力。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举措,必将对美丽乡村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明宝库中的农耕文化,也必然对乡村振兴战略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传承和弘扬农耕文化,并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优质的文化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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