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人物》：在中国，有人称您为新一代“中国通”。您是如何走上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道路的？

米德：我是在十六七岁时决定学中文的。那时我正在寻找一个我 “完全无知”的领域进行学习，而中文是我能想到的最陌生的语言。当然，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无所不在，每个人都在谈论中国。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英国，许多人对中国很陌生。学中文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在剑桥大学度过人生最宝贵的4年，跟着很多顶尖学者学习中文，并深深迷上了中国历史。这已经是30年前了。我可以确定地说，我的余生都会对中国历史着迷。

对我来讲，中国抗战史是个未被充分开掘的历史宝藏。我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伪满洲国。那段历史以及九一八事件在西方学界鲜有人研究。很多学者喜欢研究西方熟悉的课题，如丘吉尔和伊丽莎白女王。这些都非常棒，但相关的研究早已浩如烟海。而在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我始终能发现崭新的课题，这激励我不断拓展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拉纳·米德在河南进行抗战史田野调查。

《环球人物》：历史学者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备受尊敬，作为汉学家，您是否受到中国史学传统的影响？

米德：中国的史学传统极为悠久，可以追溯到司马迁，以及远在他之前的史官们。但对我影响最深的是中国现代历史学者。他们中的不少人成长于中国历史上最危急的时刻，他们关注的是“以史鉴今”，希望能借助历史研究为当时的中国寻找救国之路。

我曾通读很多中国现代史学家的作品，如钱穆、胡乔木和杨廷福的著作。抗日战争对这些学者的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相信，对历史的分析和探讨，与他们的人生、他们身边人的生活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兴衰息息相关。这种精神值得人们给予最崇高的敬意。

作为一名历史学者，我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这使我能接触到广泛的历史资料，从而进行更加客观的历史研究。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和平往往是非常脆弱的。抗战期间的中国历史学家们，可能从未预料到自己会在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中成长，这给他们留下深深的伤痕。我们应时刻意识到，在和平年代学习历史是一种幸运，我们应格外珍惜这一机会，并为保卫和平竭尽所能。

《环球人物》：抗日战争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史的重要部分。您认为抗日战争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发展有哪些影响？

米德：抗日战争对中国共产党意义重大。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尤其是陕甘宁边区，为中共提供广泛的政策实践机会。中国共产党在边区进行广泛的土地与税收改革，建立依托“三三制”（指共产党员、非党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在参议会中各占三分之一）的边区参议会制度，将社会中的不同群体纳入到参议会中。这为未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抗日战争深刻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他的许多重要作品，如著名的“老三篇”，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并发表的。与此同时，通过“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统一了意识形态，并最终于1945年的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一些重要的党内思想家也在抗日战争期间成长起来。我认为，抗日战争对塑造中国共产党起到重要作用。

·延安大礼堂，原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礼堂。

抗战塑造了今天的中国人

《环球人物》：您在著作中提到，中国在二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西方多年来被严重低估，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米德：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二战结束后，全球局势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以中美关系为例，在二战期间，中美两国是对抗日本帝国的盟友。但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占领下接受改造，“重生”为美国的盟友，中美两国却变成对手。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多年来缺乏研究和思考中国在二战中贡献的情感动力，而复杂的国际政治又让西方社会回避对中国抗战史的讨论。在冷战的影响下，中国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基本停滞，西方学者没有研究中国抗战的历史文献和一手资料，也就无从了解中国的抗战故事。

情况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转机。很多外国学者来到中国与熟知抗战史的中国学者交流互动，中国学者也前往国外参与学术会议。我想强调的是，尽管历史著作的封面上通常只有一位作者的名字，但其背后是许多历史学家的集体智慧。如果我们希望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抗战，我们就需要让更多的海内外学者参与到中国抗战研究中来。

《环球人物》：您认为今天中国人看待日本的角度与抗日战争有着何种关联？

米德：今天的中日关系极为复杂。中国人民依然对日本在侵华期间犯下的战争罪行极为愤怒。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在文化、经济上的关系又十分紧密。一些学者喜欢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探讨今天的中日关系。但我希望提出一个不同的角度：当代中国人探讨抗战史时，其主题往往不是“如何看待日本”，而是“如何看待中国自己”。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师生。

举一个例子，延安是一座在抗战中“锻造”出来的城市：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决定把延安建设为一座根据地。我在延安做研究时，发现人们讨论的主题集中于抗战期间延安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这种转变对抗战后的中国历史有哪些深远影响。我在重庆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重庆人往往会骄傲地谈起重庆如何抵抗日军的狂轰滥炸，以及这种抵抗如何塑造了重庆的城市身份。在这些讨论中，所谓的“反日”并不是核心。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的故事与经历，以及抗日战争如何塑造了今天中国人的身份，才是当代中国人关注的焦点。

《环球人物》：有人认为二战是今天东西方的一段“共同历史”，并可以作为弥合各国分歧的基础，您怎样看待这一观点？

米德：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结合中国和联合国的关系来进行讨论。众所周知，中国在国际上曾遭到部分国家的孤立，直到1971年才得以重返联合国。中国的学者和外交官经常会强调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也是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发起国。为什么这一身份对今天的中国极为重要？因为这说明中国与美国、苏联等国一样，直接参与到1945年后“现代世界”的建立过程中，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该身份既赋予了中国权利，也赋予了中国责任。同时，这也将中国自身复杂的历史与当代国际体系的历史链接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就很难了解今天中国扮演的国际角色。

直到今天，人们对二战留给世界的遗产依然众说纷纭。我相信二战是东西方的一段“共同历史”，并可以作为链接双方的桥梁。它留给世界的影响不仅是地缘政治上的，更是道德与情感上的。近几年，许多表现抗战的电影在中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这说明抗战历史依然鲜活地存在于当代中国人的记忆之中。而在英国、波兰等很多国家也能看到类似的现象。尽管二战的参与者们正在离去，但那场战争的精神遗产仍在影响着今天人们的生活。

·1945年，董必武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并非一蹴而就，其背后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我认为中国读者比西方读者对二战了解得更多，西方人对二战的认知有很多盲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习和了解中国抗战史。我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能通过了解中国抗战史，更好地形成全球史观。

我也希望我们能从二战中吸取教训。我们要知道，创建1945年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是多么困难。在今天，保持这一国际秩序的稳定是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而了解二战历史，正是认识这一紧迫性的重要一步。

总监制：吕 鸿

监 制：张建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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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审：凌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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