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原文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7年第2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献忠老师授权发布！

本文所说的商业出版是指以书坊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赢利为目的的包括创作、编校、印刷、发行和购买在内的图书制作和传播活动。明代，特别是晚明时期，商业出版空前发达，图书开始大规模地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从而极大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式，由此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变迁和社会的转型，但是在各种历史叙事中，无论是书坊主、编辑、书贾，还是刻书活动本身，都处于极端的边缘状态，历史在这里发生了断层。而要探究或者回答晚明思想文化变迁和社会转型何以发生，发生的程度以及其动力等问题，必须对历史的这一断层进行发掘，这实际上就是福柯意义上的“知识考古”。(参见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三联书店，1999年，第1页)

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外专门从事明代商业出版研究的学者还比较少，以晚明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及社会变迁为论题的专著更是付诸阙如。对于明代商业出版的研究状况，笔者在拙著《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 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中已经作了阐述，其中主要内容实际上是晚明商业出版，下面再以不同的研究视角为线索，对与明代商业出版相关的既有成果作进一步的归纳与反思。

一、目录学和文献学的视角

有关明代目录学和文献学的研究成果比较多，无法详细列举，在此略作阐述。对于晚明出版物的著录，最早就是当时的士人。晚明商业出版的空前繁荣带来图书品种以及单品种数量的急剧增加，公私藏书的规模也随之增长，特别是私人藏书家群体不断壮大，从而带动了目录学的编纂，除了目录学外，各类《艺文志》也都著录了很多晚明出版的图书。晚明的书目文献很多，无法一一列举，择其要者如下:嘉靖年间晁傈《宝文堂书目》、高儒《百川书志》孙楼《博雅堂藏书目录》，万历年间胡应麟《二酉山房书目》与《经籍会通》、焦兹《国史经籍志》、祁承熾《澹生堂书目》。晚明时期，方志编纂之，风盛行，基本上各府县都修订或编纂方志，这些方志中都有《艺文志》。清代直至民国时期的书目文献所著录的图书中也以明版书居多。这些书目文献和艺文志收录的图书既有刻本，也有抄本或稿本，刻本中又有坊刻本，通过考察这类文献中的坊刻本图书，我们也可以对晚明商业出版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编纂者的精英主义立场，这些目录文献对坊刻图书特别是坊刻通俗读物没有或很少著录，因而并不能反映明代出版物的全貌。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书目的编纂进入高潮，其中1986年以后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了我国除台湾地区以外各省、市、自治区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物保管委员会、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图书馆、科学院系统图书馆等781个单位的藏书约6万多种，13万部。各大图书馆也都编纂出版了各自的古籍藏书目录，以省或更大区域为单位各个图书馆联合编纂的书目著述也纷纷问世，如2003年辽海出版社《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著录了东北三省所藏的古籍图书10万余种。日本、美国等国藏中国古籍书目也都陆续编纂问世。另外，还有很多专门书目如《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中医古籍出版社，1991年)。这些书目文献所著录的藏书基本上都是宋元明清的本子，且以明清居多，所录图书大都包括卷数、著者、版本、册数，有的还包括批校、题跋、版式、丛书子目甚至书影等。通过对这些书目文献中明版书的考察，可以大体了解明代特别是晚明出版物的情况。

在目录的整理和编纂方面，既有国家层面的支持，又有各大图书馆包括海外图书馆的通力协作，其中图书馆界的前辈学者如赵万里、屈万里、顾廷龙、沈津等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大都有着数十年的积累和非凡的学识，编纂了很多包括各类古籍“提要”在内的工具书。早在20世纪30年代赵万里就编纂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线装四册，木刻蓝印本)，其他如屈万里编纂《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艺文印书馆，1975年)，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中国善本书提要补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1年)，沈津编纂《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他们的相关著述也都是目录文献学方面的，这些前辈学者著录的古籍图书中，大都不仅对书的版本、牌记、作者、内容等作了详细介绍，有的还引用了原书的序跋，其中有很多是晚明坊刻本图书，对于了解晚明商业出版的情况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杜信孚编纂《明代版刻综录》(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与杜同书合编，线装书局，2001年重印本)由于专收明代刻本，而且对书坊刻书有明确的说明或者单独列类，因此对于全面了解有明一代商业出版的情况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外，有关明代特别是晚明时期目录学、版本学的论文也有很多，兹不赘述。这些目录学文献及相关的研究成果为晚明商业出版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这些成果都是基于目录学、版本学和文献学的，只是客观地展示了部分晚明的出版物，能为商业出版的研究提供资料索引，不可能呈现晚明商业出版活动的总体状况，更不会涉及商业出版与晚明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关系。

二、编辑出版学和传播学的视角

从编辑出版学和传播学的视角研究历史上的出版活动，是学术界的主流。具体到明代，这方面的成果也比较多。国内较早的出版史专著当属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该书62.4万余字，虽名为“印刷史”，但实际上不仅限于印刷，而是一部较大部头的出版通史，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自唐初雕版印刷术发明至清末1300余年的出版状况，明代部分着力尤多，不仅论述了官刻和家刻状况，还重点论述了南京、北京、杭州、苏州、徽州和建宁的书坊及其刻书简况，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2004年，张树栋等编著《中华印刷通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99年)是另一部头较大的印刷通史，该书约170万字，论述了从雕版印刷一直到当代印刷的历史，其中古代部分占了三分之一强的篇幅，有些内容论述了明代刻书事业的发展及其政治文化背景，明代刻书的特点，明代的版画印刷以及套版印刷的发明等内容，其中论述坊刻的内容仅3000字左右，但对于版画、套版技术的内容涉及商业出版，从中可窥商业出版在印刷技术变革中的作用。其他相关的教材内容都比较简略，涉及明代商业出版的内容更是少之又少。

缪咏禾《明代出版史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明代的出版业，包括明代出书种数，出版机构和出版管理，图书的装帧、设计和印制，图书的经营和流通以及在国外的传播。该书是目前唯一一部明代的断代出版史专著，展示了明代出版的总体状况，但该书对商业出版的论述比较少，对于作为商业出版的书坊刻书连专门的章节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郭孟良《晚明商业出版》(中国古籍出版社，2011年)首次明确以晚明的商业出版为研究对象，从出版学和传播学的视角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晚明的商业出版，动态地考察了晚明时期出版的商业化和大众化，其中第七部分涉及晚明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的变迁，但内容比较简略，附录中所列书坊也有诸多讹误。任继愈主编“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是一套旨在“把版本这门学问从学者的书斋和图书馆的善本部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广大读者”的普及性读物，其中赵前的《明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深入浅出、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明本发展的社会背景、政府的刻书机构及刻书情况、藩府刻书、私人刻书、坊肆刻书等内容。坊肆刻书实际上是属于商业出版，作者将其单独论述，体现了对书坊刻书的重视，但由于该书定位于普及读物，因此内容比较简略。“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中黄镇伟的《坊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介绍了宋元明清时期重要出版中心的书坊刻书概况，并探讨了坊刻的历史风貌、广告色彩、文化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注意到坊刻“与社会潮流共舞”和“应民众需求而动”的特点，并作了专门论述，这说明作者意识到了商业出版在文化和社会变迁中的巨大作用，惜过于简略。

除了通史性和断代的出版史著作外，地方出版史的专著也有几部。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时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是比较早的一部，该书共27万多字，明代部分占了近三分之一，除了介绍明代浙江出版事业兴盛的原因外，其余内容基本上都是辑录各个公私刻书机构及其所刻之书，并摘录了一些书的序跋及相关资料，从中可以大致了解明代杭州出版业的盛况。谢水顺、李珽《福建古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林应麟《福建书业史》(鹭江出版社，2004年)都将明代作为重要的一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明代福建特别是建阳的刻书盛况，而且主要是论述建阳的书坊刻书，内容比较翔实。方彦寿《建阳刻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对五代至清朝建阳地区出版业的兴衰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其中明朝部分内容最多，而且主要是作为商业出版的坊刻。建阳古代刻书业的发达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对于书籍史、出版史的研究，西方起步较早，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商业出版史一直没有进入西方的学术视野。西方学术界对于中国书籍和印刷术的研究早在19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了，但一直着力于印刷术的发明和传播，对商业出版的研究则几乎没有。20世纪80年代，美籍华人钱存训出版了《纸和印刷》(李约瑟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一分册，刘祖慰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该书仍是停留在技术层面的考察，主要是对造纸、制墨和雕版印制技术方面的研究，对于商业出版基本上没有涉及。近些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变，美国Lucille Chia 的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Fujian( llth - l7th Centuri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重点考察了建阳的刘氏、余氏和熊氏三个家族的商业出版活动，其中第四章是明代建阳商业出版的繁荣，主要讨论明代印刷数量大的书籍的内容、传播及目标受众。该书着眼于出版中的经济驱动力，可以说是国内外首部专门研究商业出版的学术专著。该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定量研究，作者参考了世界39个图书馆目录资料，辑录出2190种建本出版物，这就使其研究具有了坚实的基础，但该书的缺憾是没有进一步考察商业出版在文化和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从出版史的视角专门研究商业出版以及与此相关的代表性论文有袁逸《明后期我国私人刻书业资本主义萌芽因素的活跃与表现》(《浙江学刊》1989年第3期)。袁逸的文章分析了明代私人刻书的商业性质，详细地论述了书坊在经营上采取的各种正当或不正当的商业竞争手段。沈津的文章专门探讨了明代坊刻图书的价格，他通过多年来所经眼的20余种明代刻本的定价，分析了明代图书的价格和受众情况。除了专门研究商业出版的论文外，涉及商业出版的论文更多，下面分几个方面略作简述。

关于明代某个区域或某地出版的综论性论文。主要有沈燮元《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学术月刊》1957年第9期)、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文物》1980年第11期)、李瑞良《福建古代刻书业综述》(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第二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获奖论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李伯重《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明代商业出版。其中《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业》重点考察了明清江南的商业化出版，指出,“出版印刷业是明清江南的一个重要产业部门”，但作者认为“在明代，官营出版印刷业在江南出版印刷业中占有重要地位; 而到了清代则私营出版印刷业占有绝对的优势。”笔者认为此说值得商榷，应该说，无论从刻书数量还是影响力看，明代以书坊刻书为主的商业出版在整个刻书业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且对官刻和私刻产生了很大影响，加速了整个出版的商业化进程。

关于明代某个家族或书坊刻书的论文。主要有肖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分上中下3篇，分别载于《文献》1984年第3、4期和1985年第1期)、何忠林《明代吴中著名藏书家出版家毛晋》(《苏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陈旭东《明代建阳刻书家余彰德、余泗泉即同一人考》(《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等。这些论文主要侧重于对坊主所刻书的考述，较少涉及书坊刻书的商业性质和经营策略。

从编辑出版学和传播学的视角出发研究出版业，能够动态地揭示出版活动的规律，并为现实提供借鉴和启示，但是这种视角还不能深入揭示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关系。

三、文学史的视角

从文学史的视角研究出版业，主要集中在明代戏曲和小说出版上，这方面的论文也特别多，近些年来尤其如此，主要有俞为民《明代南京书坊刊刻戏曲考述》(《艺术百家》1997年第4期)、潘建国《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张次第《论明代后期通俗小说编辑出版的特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戴健和李昌集《明下叶吴越刊刻中心与通俗小说》(《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2期)、李忠明《晚明通俗小说刊工考略》(《明清小说研究》2003年第4期)和《明末通俗小说刊刻中心的迁移与小说风格的转变》(《南京师大学报》2004年第4期)、汪燕岗《明代中晚期南京书坊和通俗小说》(《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曾礼军《明代印刷出版业对明代小说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程国赋和胡海义《论明末清初杭州地区通俗小说的创作与刊刻特征》(《暨南学报》2006年第3期)等数十篇。这些论文很多都是从文学史的视角考察明代戏曲与小说刊刻的，但大都或多或少论及明代商业出版。其中曾礼军《明代印刷出版业对明代小说的影响》特别强调了明代书坊出版的高度商业化及其对小说的影响;潘建国《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重点分析了明代小说的传播方式和受众。

文学史的视角很多也都是从文本传播和受众接纳以及文体演变的角度来研究的，但很少涉及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关系。

四、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

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研究出版史，西方学术界走在了我们前面，代表性的专著有法国费夫贺、马尔坦1958年出版的《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和弗雷德里克·巴比耶2000年出版的《书籍的历史》(刘阳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以及美国罗伯特·达恩顿1979年出版的《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 1775-1800)》(叶桐、顾杭译，三联书店，2005年)

近年来，中国出版史尤其是晚明商业出版史开始进入西方学界的视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周启荣( Kai-Wing Chow)的Publishing，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Moder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引入文化权利、公共领域等概念，对明代(实际上主要是晚明)中国的出版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着重探讨了书籍出版在明代的地位、科举考试与出版的商业化等问题。该书实际上是一部探讨明代商业出版与社会变迁的专著。美国包筠雅( Cynthia J. Brokaw)和周启荣( Kai-wingChow)合编的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晚期中华帝国的印刷与图书文化》，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是一部研究晚明至清的中国出版史的论文集。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晚明至清的图书出版情况进行了探讨，涉及传统雕版的优势、晚明时期新阅读群体的构建、晚清畅销型商业出版物、明清时期小说市场等主题(对前两部著作的评介参见张志强《海外中国出版史研究概述》，《中国出版》2006年第12期)。美国周绍明( Joseh P. McDermott)的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Hong Kong UniversityPress,2006;中译本《书籍的社会史: 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何朝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探讨了公元1000-1800年间中国图书的生产、发行、阅读和流传，以及图书的销售和市场结构等。

西方学者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对中国书籍史和出版史的研究，将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联系起来，为出版史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迪。但是由于两种语言文字的隔阂，西方对中国出版史的研究大都偏重于宏观的阐释，资料的原始性也不够，缺乏严谨的考证。但这些成果毕竟走在了中国学术界前面，最终必然会显现出对中国出版史、书籍史研究范式转向的引领作用，其意义不可低估。

正是在西方学者新的研究范式影响下，最近几年，中国学术界也开始零星出现了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来研究出版史的论文，如王鸿泰《社会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明清的信息传播与“公众社会”》(载陈平原等编《晚明与晚清: 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33-147页)就涉及晚明商业出版与公共空间的兴起。此外王姿婷《爱情经销商: 邓志谟情诗评点与晚明印刷文化》(《中极学刊》第4辑，2004年12月)，张献忠《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以及系列论文《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大众传播属性与文化的下移》(《求是学刊》2013年第2期、《晚明底层文人的生存状态一以南京王世茂车书楼为中心的考察》(《安徽史学》2015年第4期、《科举竞争压力下晚明底层文人的职业选择及其生存境遇一以晚明职业出版人群体形成为中心》(《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3期、《文社、书坊与话语权力晚明商业出版与公共空间的兴起》(《学术研究》2015年第9期)等也都是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研究明代特别是晚明商业出版的尝试。

另外，晚明时期，坊刻举业用书在图书市场上大行其道，对当时的科举考试乃至思想文化变迁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新加坡学者沈俊平的《举业津梁: 明中叶以后坊刻制举用书的生产与流通》(学生书局，2009年)从坊刻举业用书的兴起与发展、读者、编撰者、种类与形式特点、流通五个方面对晚明坊刻举业用书生产和流通的总体状况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张献忠《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1期)在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情况进行概述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了坊刻举业用书对科举考试和思想文化变迁的影响;另两文《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兼谈明代科举考试的两个问题》(《西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以袁黄所纂举业用书为中心的考察》(《四川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则是以个案为中心，进一步探讨了阳明心学、佛学对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影响。

晚明是西学东渐开启的时期，西方传教士著作译著为书坊所关注，如利玛窦《天主实义》、艾儒略《职方外纪》都曾翻译出版，这方面的研究也比较多，但由于不属于出版史和书籍史的研究，故不赘述。

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研究历史上的出版活动，有助于认清商业出版背后的思想史和文化史意义，从而揭示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前者对后者的促动作用。但是总体上讲，国内学术界仍然停留在出版史、传播史的视角。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乃历史学者缺席之缘故。现有的从事商业出版乃至整个出版史研究的学者，基本都是图书馆学、文献学、文学和编辑学、传播学领域的学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