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关有着悠久历史。但关于它的起源，却众说纷纭。有人指出，早在西周就有设关之制。有的学者则认为，创设于唐代的市舶司可谓古代中国的海关，至宋代已达“古代海关名称的划一化” 。也有学者强调，康熙时期四关（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的设置，才算真正开启中国海关的历史。然而，这四关虽称海关，但与内地榷关同属一体，非现代意义上的海关（即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行使进出口监督管理的机构）。据此而言，中国近代海关产生于鸦片战争后，是随着中外经贸关系变迁而兴起的。一八五四年，英法美领事在上海建立专门负责洋船进出口贸易事宜的税务管理委员会。两年后，脱胎于委员会的外籍税务司制度扩张至所有通商口岸。一八六〇年《北京条约》签订后，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就任总税务司，统辖各口海关，标志着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完全确立。各通商口岸所设海关是为“洋关”，也称之为“新关”。中国原有的海关改称“常关”，也称之为“旧关”。与后者相比，前者扩张迅速，不仅遍布全国各通商口岸，还形成了一张以总税务司署为中心的庞大网络，除征收关税、监管贸易、稽查走私，还兼办航政港务、医疗检疫，并积极参与邮政、外交、海军、教育、内外债务等活动，对近代中国社会演进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这个特殊机构在近一个世纪的运行中留下了数量巨大、涵盖广泛的文献资料。

中国近代海关自产生之日起，就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对象。晚清时期，以陈炽、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学者开始意识到并论述了片面协议关税及外人把持关务的不平等性与危害。不仅如此，晚清海关设立之初就成为小说创作的重要题材，这些作品具体、生动和形象地反映了中国海关管理权的丧失及其对社会经济的恶劣影响。民国肇建后，随着民族意识与民主革命的高涨，国人力争关税自主的同时，更加重视海关的地位与作用，相关研究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赵管侯、童蒙正、李权时、贾士毅等经济学研究者相继撰写系列文章，就争取海关主权、实施保护关税等问题进行讨论。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黄序鹓的《海关通志》和杨德森的《中国海关制度沿革》两书，前者采用传统志书的手法，在简要梳理海关沿革后以专题的形式对海关组织、关税协议等进行了具体论述，可谓第一部对中国近代海关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后者侧重叙述了海关经费的来源与支出、职员规模与任免，以及关税的存放与用途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政府机构中熟稔关税理论的财政要员也纷纷著书立说，强调关务与关税的重要性。例如主政财政部驻沪调查货价处的盛俊，于一九一九年出版了《海关税务纪要》。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亦重视海关资料收集与研究，他们把海关研究列为重要课题，并推出了汤象龙的《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和郑友揆的《我国海关贸易统计编制方法及其内容之沿革考》等成果。这些成果在近代中外关系变动的背景下论及海关的缘起与演进，着重于中国近代关税制度的沿革和中国关税自主运动的进程。

二十世纪初以来，供职于中国近代海关的洋员开始将他们的亲身经历编撰成书，在书中记载他们日常工作与生活的同时，也叙述了中国近代海关的演进及活动，更重要的是留下了相当丰富且珍贵的海关资料。换而言之，海关洋员也是较早关注并从事中国近代海关研究的群体，代表性人物有马士（Hosea Ballou Morse）、魏尔特（Stanley F. Wright）、高柳松一郎等。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八年，马士连续出版了三卷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其最初的想法是以海关的缘起与演进为中心线索来编写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尽管限于体例和主题，该书对海关的描述较为粗略，但因系其亲身经历，在论及海关运行时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基础。魏尔特对中国关税的沿革、海（常）关税的征收与支配等做了详细记述。高柳松一郎则从关税制度沿革、特质、内容及影响等方面，对中国关税制度进行了细致考察，勾勒了中国关税从无约时代至通商时代、海关统一时代、外人管理海关时代的发展脉络。为了与英国争夺海关控制权，日本不仅安排大量日籍人员进入海关，还利用其在华情报网络对海关进行系统且细致的调查，甚至编纂了海关组织与活动的专门报告。基于这些调查资料，日本学者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日渐注重对中国海关制度的研究。这些著作主要是以中外关系的视角，着重探讨了中国近代关税制度的沿革及其与社会经济的交互关系，也旁及西方列强对海关控制权的争夺。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马士等人著作的基础上，美国知名汉学家费正清（J.K.Fairbank）领衔的“赫德工程”对中国海关史资料尤其是海外保存的赫德日记以及信函进行了整理与研究。魏尔特在编纂出版七卷本《中国近代海关历史文献汇编》后，又出版了名著《赫德与中国海关》。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学术界受时势影响，对近代海关的研究稍显沉寂，为数不多的成果也多是承袭民国时期关于关税及其抗争的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专题式经济史资料的编纂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组建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搜集和编纂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资料丛编”，这些工作为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的深化奠定了深厚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重视，中国近代海关在早期现代化历程中的活动及独特地位随之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同时，学者逐步转换研究视角，不再囿于近代中外关系和关务、关税等问题的研究，而是侧重于研究海关的性质与职能、海关与财政的关系以及区域贸易史视角下海关的活动及角色。在论述中国近代海关的缘起时，学者不再仅仅关注西方制度的影响，还注重论述“常关”与“洋关”的关系。冈本隆司指出，“洋关”与“常关”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前者一定程度上是对后者的继承甚至是模仿。在考察海关与财政、贸易的关系时，学者更加重视海关活动时的社会环境，尤其是中央与地方对待海关态度的异同，他们希冀客观地评价近代海关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复杂关系，或是将海关置于区域经济史的视角下，认为海关是区域（地方）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详细探讨其在区域金融、财政、贸易等领域的角色。汤象龙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对外籍税务司制度建立之后五十年间海关的税收和分配进行了系统统计，着重论述了中国近代经济以及海关的半殖民地性质。陈诗启的两卷本《中国近代海关史》可谓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海关史研究著作，该书系统描述了外籍税务司海关制度的酝酿、建立至最后退出中国的全过程，内容包括海关制度的沿革与变迁、各地海关的建立、海关权力的扩张与衰落等，但重点是在考察海关的财政、贸易等。

进入二十一世纪，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逐渐融入全球化的浪潮，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中国近代海关的热潮。这一热潮首先体现在一系列文献资料的出版和大型资料库的发布，特别是海关出版物中的贸易报告和贸易统计的整理与出版，为贸易史、区域经济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海关内部的相关法律、总税务司通令和宁波、温州、杭州、天津等地海关的贸易报告亦相继出版。受益于此，学者除了继续深化前述研究主题，还进一步扩展视野，将海关置于全球史视野下予以考察，着力拓展了近代海关与邮政、博览会、海务、港务、教育、医疗等领域的研究，丰富了海关人物的研究。

一定程度上来说，中国近代海关是中外贸易管理体制演化的产物。也正是因此，早期学者大多是将海关置于近代中外关系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且更多关注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和文化侵略。在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影响下，学者开始重视近代海关及其职员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角色，并尝试从文化视角探讨中国近代海关产生与发展的内涵与逻辑。还有的学者在系统考察海关洋员在西学东渐中的活动与成效的同时，详细阐述了他们在东学西传中的行为及影响。例如，中国近代海关在选拔与规训职员时，推动了语言教育的发展和语言词典的编写。海关支援同文馆建设，并开设税务学堂培养华员，被认为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风气之先。税务专门学校对华员进行关政培训，反映了近代海关华员与各方势力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些研究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国近代海关的认识，还影响了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的取向。

海关人物的日常生活史，是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的重点。随着日益丰富的洋员回忆录、书信、日记、访谈录及后代观察记录的出版，他们的人际交往、休闲活动和消费行为等也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海关洋员传记丛书”藉此推出，内容上包括其家庭背景、亲属关系状况及本人成长经历等。这些成果不仅拓宽了海关人物研究的范畴，对厘清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脉络也不无裨益。

气候检测及医疗观察原本是海关为了监控通商口岸的环境状况，或为在华外国人身体健康提供参考而进行的活动，但由于这些记载被系统地保存下来甚至被编纂整理出版，既为学者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医疗史、环境史提供了新史料，也为海关史的纵深研究提供了厚实基础。佳宏伟通过对厦门《海关医报》所载内容和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考察了十九世纪后期厦门港埠的疾病流行与医疗社会，认为十九世纪后期厦门医疗观念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中西之间的交融与冲突。

此外，学者还运用地理学、管理学和法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近代海关制度进行了多维度的考察和论述。有学者以进出口贸易及产业变迁为主线，从商埠兴衰、埠际贸易、商品结构及运销等方面深化了海关与近代经济地理的研究。有学者则强调在中国近代行政法律体系中，外籍总税务司只能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一旦逾越界限，行为不仅无效，反而会危及其职位。因此，他们不得不斡旋于诸多权力之中，寻求平衡的同时保证自身利益最大化。还有学者着重剖析了海关监督的地位与角色，认为他们对“洋关”的塑造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甚至不亚于海关税务司，无论是在税收征管还是在贸易事务等方面均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甚至指出晚清海关是一个由海关税务司和海关监督共同负责的二元体制机构。在考察海关税务司时，学者也摆脱原有海关人物研究的藩篱，转向人事与制度变迁的研究，揭示了海关管理运行的主要特征。有学者利用丰富的档案资料梳理税务司职务任免的机制，探讨内部人事的竞争和更替。

毋庸置疑，上述回顾与梳理挂一漏万，难以全面展示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的丰富性及其学术成果的价值。但由此不难得见，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主题的拓展和路径延伸均有赖于学术视野的转换，这些无不受益于文献资料编纂整理工作的持续推进。然而，海关文献资料经整理出版的只是冰山一角，更大规模的原始档案和文献资料尚未得到系统发掘和充分利用。

事实上，近代以降，海关行政及关税政策即是民族国家维护国家利权的重要手段。任何一个国家海关政策的调整，不仅影响其内部的国家财政与市场流通，也会波及贸易往来中的其他国家。因此，加强近代中外海关史的比较研究，不仅对丰富中国近代海关的认知与理解有着重要意义，还对深化中国近代中外关系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大有裨益。例如，民国时期江海关监督公署出版的《江海关监督公署季刊》、海关华员俱乐部出版的《关声》、北京税务专门学校同学会编印的《税专月刊》和《海关妇联年刊》等文献资料未见系统利用。这些文献资料对深化地方海关史和海关华员、税专学员的研究均有着一定的价值，尤其是这些文献资料初步显示税专学员、海关华员存在明显的乡缘关系，那么，不同地域出身的华员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乡缘关系对于海关华员的交往及群体活动又产生了哪些影响等都有待进一步的讨论。更不用说，浩如烟海的各地海关档案中还保存着极其丰富的海关与中外企业、公司、商人及商会之间往来的信函和文书。系统挖掘和利用这些文献，势必有助于深化中国近代商业制度与实践的研究，以及推进各地海关与地方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交互关系的探讨，有助于重新审视近代中外商业的往来与互动。

为进一步深化中国近代海关及其相关主题的研究，我们拟分辑影印出版“中国近代海关资料汇编”。本辑侧重于民国时期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组建和演进过程中对海关进行的调查，多与关务关税问题相关。此外，民国时期海关在交通运输、水文气象、组织训练、招考培训、妇女运动、文学结社等方面也留下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这些资料规模不一，但均体现了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变迁情况，我们在后续的出版计划中将持续进行整理。

本书在编纂过程中得到国家图书馆的大力支持，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海关通史”（21&ZD220）和用友基金会“商的长城”重点项目“二十世纪前期香港中华总商会档案整理与研究（一九〇〇—一九五二）”（2019 -Z05）的资助。阚勐森博士和王锦锦编辑在全书的选编过程中，付出了诸多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感谢！鉴于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局限，以及资料搜集的难度，本辑难免存在差错和缺漏，诚恳期待专家学者和读者同仁的批评指正。

郑成林

二〇二三年六月

（本文系《民国时期海关资料汇编》序言，作者郑成林，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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