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数据时代下，量化史学研究成为当前中国史学研究和发展的新动向。中共党史的历史学特征和当前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困境提示我们，深化中共党史研究需加强中共党史与经济史的连接，尤其是与量化方法的连接。运用量化方法对中共党史进行数量描述、对中共党史中的相关关系以及生产力变革进行计量研究，可以推动党史研究的科学化。推动量化党史的发展，不仅可以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分析领域，为中共党史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还能从学理上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关键词】量化史学；中共党史研究；研究方法；量化党史；

尽管量化史学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引入中国，但时至今日，量化方法才逐渐被一些研究者接纳并大力推广。当前，量化方法在经济史研究领域颇受重视，成效也较为显著。在西方，量化研究导致了“新经济史革命”；在中国，量化研究使中国经济史研究向“新”经济史转变。中共党史学是一门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学问，兼具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特点，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奋斗的历史发展全过程。”显然，中共党史研究有运用量化方法的可能和基础。然而，与经济史领域相比，当前量化研究在国内党史学界的反响并不那么热烈。虽然，20世纪80年代，国内党史学界有人曾提出可以做用数量分析方法研究党史的尝试；1997年，郭德宏提到中共党史研究可以运用计量史学方法；2000年，周一平曾提倡建立计量党史学；2013年，欧阳淞指出党史研究可以采用计量史学的方法。显然，量化方法已经引起国内党史学界的关注。然而，总体来看，国内党史学界对量化研究的热情并未像其它领域(如经济史)那样高涨，运用量化方法分析中共党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也较少。有鉴于此，本文讨论量化历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的结合，强调经济史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的连接，探索性地分析量化方法运用于中共党史研究的几个途径，以期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化。

一、量化:诠释历史的手段

量化史学(或称计量史学、历史计量学)，是当今国内外史学界的一种学术潮流。它诞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已有50多年的历史。量化史学强调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丰富了历史学(特别是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可以说，量化史学的出现对传统史学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量化史学之所以成为当前史学发展的新动向，是因为传统史学研究方法本身的不足。现代意义的量化史学始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美国传统史学家在解释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时主要利用传统方法，如罗列进出口贸易额、工农业总产值等宏观数据。而诺斯一改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式，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利用间接计量方法验证已有决定要素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发现，美国经济的增长不仅是要素积累的结果，而且也是制度不断完善的结果。显然，量化分析对于检验传统史学研究范式下的观点有重要作用。在美国量化史学发展的同时，英国、法国、德国以及苏联的量化史学亦开始兴起。随后日本史学界也开始探索量化史学。

事实上，马克思很早就意识到数学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可见，在马克思的历史意识中，他清楚地认识到历史与数量之间的密切关系，数学可以成为解释历史的重要手段。列宁在分析19世纪下半叶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时，不仅运用了大量的统计数据，而且还做了大量图表进行动态分析。显然，列宁在分析社会科学问题时也借助了量化分析工具。毫无疑问，在分析某些历史问题时，量化方法有其用武之地。它可以对历史现象进行精确的分析，得出更为精准和客观的结论。当然，就量化史学而言，它不只是强调计量的运用，而是借助经济理论和计量方法，更好地去寻找历史数据和现象背后隐藏的规律。

对于量化方法的这种作用，国内亦有不少学者曾揭示过。不过，量化史学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就引入中国，不少学者亦先后撰文介绍计量史学，但国内史学界与经济学界对于量化方法的具体使用却较为沉寂。直至21世纪，运用量化方法研究中国具体问题的成果才逐渐增多。例如，李伯重在明清江南水稻亩产量的研究中采用了经济学分析框架下的量化方法，从而得出比传统研究更为合理的结论。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大多具有统计学特征，正如经济史学家希克斯认为的“凡是可以应用一种历史理论的历史现象，在我们的心目中都可以看作具有这种统计学的特点。”所以，在历史研究领域，量化方法无疑具有解释历史变迁的功能。进一步来看，这种历史现象中的统计学特征同样深藏于中共的经济史变迁过程中。因此，要对中共的经济发展史作出深层解释，单纯使用传统史学的研究范式显然是不够的。即便是在“现代化”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若仅仅停留在若干现代化模式的宏观描述上，而不使用新的研究方法，党史研究亦不免显得苍白。为此，应该尝试把量化方法作为分析中共党史的手段。量化史学与党史研究的结合，可为中共党史研究提供揭示中共历史变迁背后深层因素的新思路。

二、结合:中共党史研究需要量化

党史研究与量化方法之所以能结合，有其可能性和必要性。一是，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使得量化方法的应用具有可能性。中共党史是一门历史科学，应该遵循历史学的学术规范，这使得运用量化方法解释中共党史成为可能。二是，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现状决定了运用量化方法的必要性。张静如提出，党史研究要现代化、科学化、社会化。科学化的其中之一就是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可见，中共党史研究呼唤新的分析工具，而量化史学可满足这种需求。

(一)中共党史研究方法的现状

关于党史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诸多学者已作过相关论述。郭德宏指出，要使中共党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必须进一步加强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研究，构筑起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基本框架。张静如提到:“没有理论和方法的指导，要发展中共党史学是很难的。”然而，就中共党史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创新是目前党史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业已形成的研究范式大致也主要偏重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

自新世纪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问题已被多人提出。2000年，汤立双指出中共党史研究在很多领域仍难以跳出旧的模式和传统方法的窠臼。2006年，韦磊指出国内的中共党史研究范式单一，应该运用双跨的研究方法，即跨学科和跨文化。2011年，李捷提到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薄弱环节是研究方法比较陈旧，须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方法的创新。2015年，耿化敏指出长期以来党史研究存在的不足: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论建设相对滞后瑏瑠。2016年，孙英指出当前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从理论思考的角度看，堆砌史料、罗列文件的多，抓住历史的核心要素，科学地具体再现历史真实、揭示历史内在本质和规律的还少了些。显而易见，当前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特征是经验归纳与历史分析。在这种方法论指导下，中共党史研究主要使用经验归纳与历史分析方法研究中共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客观、真实地描述和再现中共的发展历史。当然，对于中共党史研究而言，传统史学的经验归纳研究方法是非常必要的，起着基础性的作用。然而，对于分析、解释中共党史而言，在当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出现新趋势的背景下，传统研究方法的解释力就显得贫乏。因此，中共党史研究可以采用跨学科方法来进行。比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数学、统计学等等，可谓“史无定法”。而这些研究方法的运用，正是目前党史研究所欠缺的。

(二)中共党史研究呼唤新的分析工具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基本围绕中共的政治、军事活动展开。之后，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展到政治领域外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其它领域。这其中，尤为需要关注的是中共的经济活动。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共之所以能够夺取并巩固政权，与其成功的经济活动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社会现实要求中共党史研究强调生产力。毛泽东指出:“中共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显然，研究中共党史必须把生产力放在很重要的地位。关于这一点，张静如指出中共党史研究主体部分的研究体系和研究重点“要体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核心内容。”吴汉全、王炳林也认为“必须充分考量中共的历史活动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关系，将生产力观点贯穿于中共党史研究之始终。”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恰恰也是生产力。经济史学家吴承明指出，经济史既要研究生产关系，又要研究生产力。不讲生产力，生产关系也就无规律可言，经济史就会变成抽象的历史，越讲越空。正是这一共同的生产力基础，使得中共党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有了邂逅的机会。

基于这一点，我们可以设想，经济史应当介入中共党史研究。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共党史，尤其是研究中共的经济史领域。事实上，在党史学界，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党史的观点已有人提出过。如欧阳淞指出，经济学是党史研究最需借鉴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之一。党史研究越来越需要加强和深化党领导经济建设历史的研究，这就有必要借助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时，党史研究要采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必须借鉴数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这在研究经济史和党的建设史方面尤为重要。闫茂旭认为，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越来越需要加强和深化对经济问题的研究。针对所研究的经济问题，研究者应充分运用实证检验尤其是计量验证的方法。不仅如此，更多的人意识到打破传统研究方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孙英指出，要站在时代的高度研究中共党史，站在现代科技手段条件的高度，借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切可以借鉴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作出新的科学解释。2013年，在全国党史学位点会议上，大多与会专家指出，要推动党史研究与教学的蓬勃发展，必须创新党史研究视角。在研究方法上，将解析历史进程、总结历史经验和进行理论提升结合起来，从而充分发挥多学科研究的集成优势。显然，目前中共党史研究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困境已经被学界所认识，党史研究亟需新的分析工具。而经济史和中共党史共同的生产力基础，注定了当前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新趋势——量化分析与中共党史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三、新视角:量化党史的意义

第一，量化方法可以为党史研究提供一种分析的理论框架。量化史学作为一门将经济理论和定量分析运用于历史研究，特别是经济史研究的交叉学科，可以为党史研究提供更好的分析方法、思维工具以及构想技术。胡绳曾提出要以现代化线索书写1921～1949年的中共党史。而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主线目前也较多采用经济现代化。研究主线的接近使得诸多党史问题可以使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实现。例如，以生产力为研究核心，可以使用投入产出分析、回归分析、相关分析、动态分析、聚类分析、时间序列分析、趋势分析等方法。目前，运用这些方法来研究1921～1949年间中共党史的相关成果还较为罕见。

第二，量化方法可以对中共党史上的一些问题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和判断。例如，把量化方法运用于中共经济问题研究，可以使中共经济建设史研究更全面、更科学。目前把量化方法用于中共经济问题研究的已有成果主要集中于建国后，建国前的相关成果则较少。虽然多数根据地、解放区的相关研究大都涉及经济问题，反映了建国前中共的经济建设状况。如魏宏运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史》、张国祥的《晋绥革命根据地史》、谢忠厚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齐武的《晋冀鲁豫边区史》等，以及专门论述根据地经济史的论著，如陈廷煊的《抗日根据地经济史》、赵效民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1927－1937)》等。但上述论著基本使用的是传统史学的书写方式。社会经济发展需要通过一定的量来反映，而根据地经济的已有相关研究缺乏量化分析。把量化方法运用到建国前中共经济问题的分析中去，可使中共经济建设史得以更为科学、完整的展现，从而深化中共经济建设史研究。

第三，从学科意义上讲，量化分析推动党史研究科学化，能够促进中共党史学的繁荣。科学性是中共党史研究的基础和生命，只有具有科学性的中共党史才是真正的中共党史。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党性和科学性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不可割裂。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党史研究要么过于意识形态化；要么过于定性，停留在史料整理和描述性层面。因此，中共党史研究常受到科学化程度不足的问责，出现被边缘化趋势。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A．索布尔曾说，所有政治史都是社会史，社会史说到底就是计量历史。量化分析在中共党史研究中之所以重要，就在于要说明中共党史中的生产力发展演变等问题，只能通过量的分析。如果只用形容词如好、差(或快、慢)来说明，难免给人留下不够科学的印象。比如说抗战时期根据地农业生产增长了。原因可能是中共的经济制度、气候、技术改进等。那么要说明中共经济制度对于农业生产的好处，就必须区别上述几种因素所起作用的大小，如经济制度占的比重是多少，气候占的比重是多少，技术改进占的比重是多少。这样才能增强说服力。事实上，不少国内学者早就意识到，解决党史研究被边缘化的出路在于党史研究要完成从研究思路到研究方法的转变。党史研究者要跳出党史研究党史，钻研和掌握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政策学等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说，量化分析能够增强党史研究的说服力，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使中共党史研究摆脱当前被边缘化的困境，从而推动中共党史研究的进一步繁荣。

第四，从现实意义上讲，量化党史研究可以增强党史研究的科学性，有力回击历史虚无主义。当前，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我国泛起并有蔓延之势。历史虚无主义极力歪曲和否定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例如，历史虚无主义者宣称“中国革命是对现代化的破坏”、“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发展进步没有贡献”。量化党史研究，从史实出发，通过详实、全面、丰富的档案史料，建立长时段的数据库，借助数学、统计学等分析工具，实事求是、科学严谨地对党史问题进行精确的定量分析，从而得出客观、真实的结论。如果我们能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上的相关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进行定量研究，科学地论证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进程，那么上述虚无历史的宣言就会不攻自破。通过量化党史来维护党史，加强党史研究的理论阐释、实证研究，增强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做出有说服力的、科学性强的研究成果，可以有力地回击历史虚无主义。

四、展望:如何运用量化方法研究中共党史

量化方法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正因于此，量化方法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有着广泛的运用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大数据来临的时代，大数据极大地扩大了中共历史资料的范围，对中共党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无疑使量化史学与中共党史研究结合的可行性增加。以下将谈谈运用量化方法研究中共党史的几点粗浅看法，并以此说明其可行性。

第一，对中共党史进行数量描述。“量”是量化史学最基本的研究内容之一。有学者提出，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编制的统计报告含有大量数据使得对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进行计量研究成为可能。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社会经济发展进行计量研究，学界则较少有人提及。事实上，中共历来重视社会调查。因此，在中共党史研究资料中有大量的数量记载。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出版的诸多系统的经济资料自不必赘言。仅各地档案馆保存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的资料就涉及土地面积、地租、粮食产量、人口、税收、财政收入、农民负担、商业贸易额、物价、工业产值、手工业产值、交通邮政、教育、地区比较等方方面面。公开出版的如毛泽东农村调查、张闻天农村调查以及陈翰笙、薛暮桥等人的农村调查，等等。这些是支撑我们进行计量研究的十分珍贵的统计资料。

可喜的是，根据地的经济统计资料虽然较为零散，但仔细搜索整理就能找到不少具有相对连续性的有价值的资料。以晋绥边区为例，相关经济资料涉及金融、财政税收、农业、工业、商业、政治、教育等方面，其中不少资料采用表格、折线图等统计工具表示，甚至有采用定基、环比等统计指标进行分析的数据。这些统计数据，为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的量化研究提供了资料上的基本保证。在进行中共党史的量化研究中，把晋绥边区上述资料收集起来进行分析，就能对根据地经济史做出数量描述，展示根据地的生产力水平，进而反映中共在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成就。比如，笔者在整理晋绥边区相关资料时，得到从1941年到1948年边区粮食产量的时间序列:X1，X2，X3…Xn。我们就可以计算这n年内粮食产量的年平均增长率R。一般来讲，我们可以用最简单的公式来计算:

但仅用上述公式计算出来的年均增长率不能准确反映增长的情况，有时还需要进一步使用年百分比增长率公式来计算，即:

增长率是量化的最基本但又很有价值的方法，运用它可以研究新民主主义时期根据地诸如贸易量、人口、税收、工业产值的增长等，由此反映经济增长的状况。这些计算结果，如果用柱状图、折线图等形式表示出来，各类要素的变动趋势就会更加直观地展示出来。

第二，对中共党史中的相关关系进行计量研究。中共党史涉及许多要素。要素与要素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制约。量化分析的优势在于发现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从数量上分析这种相关性。我们可以尽可能挖掘较为完整的数据，计算党史要素之间的相关系数，建立要素之间的数学模型。用计量方法研究中共党史中的相关关系，党史学界虽然不多见，但经济学界运用计量方法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党的经济建设的相关论述不少。相比之下，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中的相关关系，在国内学术界还尚属少见。例如，研究根据地影响农业产出的各种因素与农业产出的依存关系。这里，假设农业产出为变量Y，影响农业产出的各种因素为X1，X2，X3…Xn，这种研究的一般思路如下:

首先，运用相关分析方法，分析各因素与农业产出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明确相关关系的类型，计量其相关关系的密切程度，也就是计算相关系数以表示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密切程度。一般两个相互联系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ρ可用下式计算:

Var(X)、Var(Y)分别是变量X、Y的方差，Cov(X，Y)是变量X、Y的协方差。

其次，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具体测定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数量形式，也就是写出回归函数；一般，若变量Y与变量X1，X2，X3…Xn，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可建立如下回归函数:

式中，βi(i=0，1，2，…n)为未知的参数，μ为随机扰动项。

再次，估计回归模型参数，一般使用的方法是最小二乘法(OLS)。利用已知数据，求得未知参数即βi的估计值，得到回归方程。

最后，对做出的回归方程进行统计检验，逐步剔除相关性较小的变量，保留相关性较大的变量，重新建立新的回归方程，再检验，直至建立的方程及各变量都显著为止。

上述分析方法对于揭示根据地经济发展变化趋势，进而对根据地经济增长原因作出科学解释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这种分析是研究根据地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发展趋势的重要手段。这样，根据地经济发展变迁就不再是单纯的抽象概括，而是体现为经济要素数量关系上的对比变化，从而使得中共党史的研究有了坚实可靠的实证研究基础。这样的研究有利于将根据地经济纳入近代中国经济增长体系，有利于全面考察近代中国经济增长的实情，从而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应当强调的是，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只是单纯地从数量角度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对本来没有内在关系的经济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有时也会得出相关的结论，这是非常荒谬的。所以在对中共党史问题进行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时，必须与定性研究相结合。可见，量化党史的意义在于用量化方法检验已有的定性结论，使其精确化。

第三，对中共党史上的生产力变革进行计量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对于中共党史上的生产力变革可以进行计量研究。注重历史连续性，构建涵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等长时段的中共党史上的经济统计数据，以期反映中共党史上的生产力变革，并探索生产力变革的因素。例如，选定某一特定区域(这一特定区域需要经历上述长时段，比如抗战时期晋绥边区所辖区域就符合这一要求)，通过计量方法作出该区域的农业生产曲线、人口变动曲线、灾害发生频率曲线、物价变化曲线等，以此来反映中共党史上的生产力变革过程。在此基础上，对引起曲线变动的因素进行分析。一般来讲，在中共党史资料中，大量历史数据是按时间排列的。因此，我们可以使用计量史学中非常重要的方法——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影响上述曲线波动的因素进行分解、分析。通常来讲，影响曲线变动的因素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决定曲线长期趋势的因素；一类是影响长期趋势出现经常性波动的因素；一类是影响长期趋势出现非经常性波动的因素。运用时间序列分析就可以把诸如季节性波动、经济运行周期、战争、瘟疫、政府政策、技术等影响因素分离出来。尤其重要的是，通过比较上述统计数据及指标，能够看到抗战时期新政权成立后、1949年后、改革开放后该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变化，从而坚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结语

理论和研究方法缺少创新，中共党史研究恐怕难以深入发展。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是现实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要求。今天中共党史研究面临的挑战警示我们必须对当前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深刻反思。中共党史研究要实现不断科学化，就必须不断更新和发展新理论、新方法。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显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共党史，其研究方法应该不断改进。李金铮曾提出要想实现中共党史或革命史的真正突破，必须寻求研究思维的转换和研究视角的创新。而研究视角创新的途径则是加强中共革命史与中国乡村史的连接、中共革命史与社会史(尤其是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连接。那么本文所要提出的研究取向则是:深化中共党史研究，需要加强中共党史与经济史的连接，尤其是与经济史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量化分析的连接。

进一步来看，量化方法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对于量化方法，我们不应该拒绝，但也不应该过分推崇，避免出现对量化方法的过分偏爱，为了模型而模型，从而偏离学术探索的目的。正如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所言:“对于量化方法，我们应当持有开放的心态，将它视为一种有用的方法，和其他各种有用的方法一起用于史学研究。”中共党史具有历史学的特征，以上论述应该也是中共党史研究者在采用量化方法时应有的态度。总之，量化史学作为一种分析框架，建立在数学、统计学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强调研究方法的精确性和研究手段的技术性，不论在研究领域、研究视角还是研究方法上，都给一度“沉闷”的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框架。

【注：限于公众号的篇幅限制，省略了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影响读者理解原文】

原载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17年第5期，第10-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