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横跨数千年、各大洲的全球观念史

看人们如何在不平等和文化差异的现实中

不断重新发明“平等”与“共同人类”

今天小惑为你推荐：

《发明人类：平等与文化差异的全球观念史》

《发明人类：平等与文化差异的全球观念史》

著者：（荷）西佩·斯图尔曼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作者：西佩·斯图尔曼（Siep Stuurman，1946— ），荷兰政治学家，乌特勒支思想史荣休教授。2010年任⿅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历史与艺术学院的让·莫内讲座欧洲史教授。

译者：许双如，暨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流散文学、亚裔美国文学、跨文化研究。

内容简介

面对文化差异的现实，人们如何将外邦“蛮族”构想为“共同人类”？这⼀努力又如何受到自身视角、经验和历史的局限？在本书中，西佩·斯图尔曼聚焦希罗多德、司马迁、蒙田、博厄斯等⼈对各自时代的边境经验的思索，分析世界历史上不同宗教经典、哲学、史书、民族志中“共同人 类”观的异同，追溯跨文化平等的演进。斯图尔曼认为，诸如“共同人类”和“平等”的观念的“发明”并不描绘社会现实，而是旨在打造⼀个不同于现实的、想象的世界。人们利用这些思想资源，与现实中的不平等展开持续对抗，正因如此，这些观念也具有了改变现实的变革性力量。

本书目录

推荐理由

1.本书通过对流传于世界各地、体裁各异的经典文本的解读，追寻世界历史上关于共同人类和平等概念的话语。借由“共同人类”“人类学转向”“时间机制”这三大元概念，斯图尔曼跳脱出主流历史学者热衷的、对单个历史语境的无限深挖，越过漫长的时间跨度，追溯“平等”和“人类”的概念意涵从轴心时代直至现当代的变化，将不同文明对这些概念的理解进行比较。斯图尔曼不仅讨论了主流史学关注的宗教、哲学话语，更独创性地将焦点转向民族志、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将旅人、外邦人、民族志学者引入叙述，展现文 明视点的反转。

2.本书摆脱了有关“进步”的启蒙线性叙事和欧洲中心主义视点，关注其他文明对“共同人类”观和“平等”概念的讨论（春秋和汉代的中国、中世纪的伊斯兰、殖民史上的美洲、种族主义阴影下的海地等）。斯图尔曼尤其关注文明间边境所起的作用，认为荒蛮边疆虽是文明和帝国对峙之地，却也为个人和文化带来开放交流的契机。通过关注文明间的边境，斯图尔曼探究了处于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人们是如何在持续的交流和碰撞中，超越早期的种族中心主义，从将外来者视为野蛮人，到视之为与自己存在相似之处的同类，建构起对人类共同体的想象。

3.对启蒙时代的讨论是本书的重点之一，但本书并非一部单纯的“平等”辉格史。斯图尔曼认为，启蒙时期的平等概念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标志着“普遍平等”观念的真正诞生；而另⼀方面，启蒙运动也催生了多种形式的现代不平等。启蒙平等概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无远弗届，又经过许多非欧洲文明的不断挪用和再造，反过来构成了对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虽然不平等变换着各种样貌形态不断回潮，但人们总能利用历史上的思想工具和观念武器，对不平等发起冲击和挑战。

名家推荐

一部提供了一幅关于人类概念是如何产生的全景视图般的书。

——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美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

西佩·斯图尔曼的这部作品非常利落，由命题推动，但也总有敏锐的推理作为支撑，对所涉主题的热忱令人印象深刻，展现了作者的渊博学识和对其他文化及知识领域的深刻感受。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教授 狄宇宙（Nicola di Cosmo）

精彩书摘

前言

跨文化平等如何成为可意想的

（节选）

共同人类（Common Humanity）与平等并非耐心等待人们发现的原始事实。我们更应该将之设想为发明，它们是具有革命性的看待人类关系的崭新方法。全世界的人构成单一的共同体，这不是经验上的事实。它意味着人可以被描述成一个“想象的人类”的元共同体之成员。然而这并不是说共同人类与平等不过是虚假的杜撰，或者黑暗中无力的喊叫。当有足够多的人相信所有人都是同胞，甚至是彼此平等的，这样的信念就成为社会事实，与其他社会事实一样，和政治权力、物质财富及武装力量同为社会的组成部分。当有足够多的人拥抱共同人类的普遍观念，想象的限度就得以拓展，新的行动路线就随之出现。

跨文化的人类是如何且在何种历史环境下得以被意想的呢？人们是如何开始将外来者看作同类，甚至是平等的人？他们是如何超越人类历史早期无所不在的根深蒂固的种族中心主义，又是如何得出这样一种大胆的假想，即地球上的人类基本都是相同的，并且应该被视为最终由“人类”这个词标示的总体性元共同体的成员？本书试图通过探究观念史来回答这些问题，并将追溯有关共同人类、平等和文化差异的概念、语言和话语。

今天，在第三个千年之始，地球上所有人类的平等地位似乎是自明的。《世界人权宣言》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世俗圣经。然而，在历史长河中，平等和共同人类远非不言自明。在历史的开端，外邦人的卑下地位才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奴役被俘虏的外邦人的做法。公元前1世纪，希腊历史学家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到罗马帝国的中心考察历史，他注意到早在文字记载出现之前就有国王存在了。狄奥多罗斯是对的：在统治者与臣民、男人与女人、主人与奴隶、贵族与平民，以及最终本地人与外来者的区分于社会惯例与道德标准中根深蒂固的社会，书写技艺的出现使对人类处境的共同反思成为可能。不平等现象自古以来就普遍存在，而且大多数人预计，它在未来仍将占支配地位。即便如此，并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自明的。政治思想在古代的出现，标志着对不平等的传统证成不再充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早期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包含了对不平等的辩护。强大的不平等话语界定了人们在生活中的地位，并指导他们以相应的方式言行。在这种背景下，真正意义非凡的是共同人类与平等观念的出现。

因此，关于共同人类与平等的观念史就必须始于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些观念并非指向自明的现实。历史学家需要将平等观念在今天享有的威严暂搁一旁。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平等已经成为政治思想的默认设置，不平等只有在理由充分的情况下才会被接受。而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正好相反。不平等是习惯性的、合理的标准，而平等，如果能被考虑到的话，则需要理由。不平等无处不在，真实可感，而平等则需要被想象、争论和凭空构想出来。简言之，平等需要被发明。

回顾新石器时代革命后的历史，农业的发明使人口得到增长、人类不断寻找新的土地，人类的形象被划入种种彼此截然分隔的同质文明和文化中，但这一直是一种严重的误导。自有历史以来，人类就在迁徙和进行文化融合，战争和奴役外来者也是如此。从最早的时期起，人们就开始跨越疆界了。旅行者必须接受“其他”民族陌生的习俗和观念。边境之外的人会被视为粗鲁的野人、卑鄙的敌人，甚至几乎不被当作人，但也可以把他们看作可以交流、贸易和合作的同胞。旅行的经历总在影响旅行者的自我形象。回到家乡后，他们再面对以前那些自明的习俗和观念时很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旅行是一种矛盾的经历。受记忆和社会惯例所限，旅行者永远无法完全离开故土。但对边境之外的习俗、语言、观念的经验却又使他们成了无法真正回乡的人。那些为了研究外国人的著作而学习外语的好奇的学者也是如此。旅行的经历，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在脑海中的，都将动摇本土的“深层真实”。

大多数情况下，平等的外来者与敌对的、不可理解的、几乎不是人的外来者之间的对立并非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问题。历史上对他者的思考大多是分布于这两极之间。本书关注的是共同人类以及对边界的消除，但这当然并非意味着边界遭遇冲突的一面就不重要。无论如何，忽视这一方面是不可能的，因为共同人类的概念只有在关于他者性和不平等的话语中才能获得其意义和内涵。

尽管如此，我们亟需一部关于共同人类这一端的历史。在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学》之后，大多数研究都偏重了不平等的那一极。在过去几十年，边境经验的观念史被一种观点所主导，可以用一个新词“他者化”（othering）轻松概括。无数的书籍和文章试图证明，外族大多被表征为粗野、野蛮、不理性、难以理解、未开化、无宗教信仰、异教徒、偶像崇拜、非白人、有色人种、原始、落后、传统、前现代……不胜枚举。大部分此类研究都证实，整个历史上的欧洲，以及尤其晚近的西方，是如何以“他者”的一连串对立面来建构其自我形象的。同时，这一路径也已经扩散到对中国的“蛮夷”观的研究、印度的异种学、阿拉伯关于“野蛮人”（savage）和“蛮族”（barbarian）的话语。这种观念史的研究成果极其丰硕。然而，本书旨在逆转这个视角。因此，我将研究边境文本，将之作为共同人类与同等尊严得以被构想的场域。这并不像看上去的那么自相矛盾。边境往往与敌对和仇外心理相联系，但同时也是与异域进行任何开明或富同情心的交往的前提。如果不跨过疆界，外国人就只能是想象力的虚构，就如同荷马笔下的独眼巨人。

在关于外邦人的话语中，处于已知世界边缘之外的他们，要么被想象成祖国的对立面，要么被置于神话和怪物的领域，就连希罗多德这样带有批判眼光的历史学家，在讲述草原外遥远的冰天雪地时，都会诉诸这样的言辞。同样，14世纪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熟谙沙漠游牧民族的文化，但在他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的观察中却充斥着贬损性判断，而且还极度缺乏经验性信息。

总体而言，熟悉与陌生之间的比较是民族志和文化史出现的一个条件。文化平等并非意味着文化是相同的，其最基本的原因是，文化是由差异所定义的。如果由某个单一的同质文化统治全球，文化的概念将变得多余。随之而来的是，在某个文化中出生和成长的人眼里，另一个文化看起来必定是“他者”。然而，它并非必定是次等的或不可理解的。鉴于所有文化的复杂性和混杂性，在历史文献中，很少有全盘的赞许或谴责。通行的做法是让诸种判断并存。

任何跨越文化边界的观察者都会将外国人描述成“他者”且将其习俗与本国的相对比。这种立场不应该轻率地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中那个大写的“他者化”（Othering）混为一谈。无论何时何地，人们总是通过与已知者对比来理解未知者。人的思想认知就是这么运作的。没有这些“粗糙的”对比作为垫脚石，对于陌生事物的严肃思考就无法开始。即使这样，开明的态度也绝非不证自明。德国埃及学家阿斯曼（Jan Assmann）说，古王国和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人经常把外邦人称为“邪恶的敌人”，即使他们已经和这些人签订了友好条约。人们无法想象埃及之外存在任何可理解或有意义的社会秩序。阿斯曼的结论是，边境之外的民族被看成“绝对的异族”。在此背景下，将外国人的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对立面予以细致表现，是一项真正的成就。边境以外的习俗和信仰代表的是不同的秩序，而非没有秩序，这样的理解是朝人类生活容许文化的多元性这一大胆观念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很容易就会忽视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在回望两千多年来的地理学、民族志和历史编纂学。

共同人类与平等以想象和批判的方式开始了其历史进程。它们不顾日常经验的滞重，激起了各种观念的角力。本书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观念是重要的，而正典化的观念很重要。人们能取得什么成就，当然取决于他们掌握的军事、政治和经济资源，但也取决于他们敢于如何去想。在任何历史节点，可意想的限度和行动的限度是辩证相关的。迈向自由的第一步是释放想象力。要改变世界，必须能够设想出一个想象的世界，它不同于在经验上被给定的世界。无论何时何地，常识上的“现实主义”都等同于对权力的屈服。世界裂变为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这曾经被马克思谴责为异化的征兆，著名的“人民的鸦片”，实际上是实现自由的关键。独裁者和专制者一直都知道这一点。没有什么比异见者发出的声音更能使他们害怕的了。诗歌的魅力、故事的魔力、抽象观念的热力，是迷人的、有益的，但也是可怕的、危险的。纵观历史，统治者都试图控制观念的传播。现实的直觉告诉他们，观念是危险的，因为它们可能影响社会变革和政治力量的平衡。

对于本书的主题来说，观念的变革力量至关重要。我们历史上最重要的观念是诸如共同人类、同等尊严和平等这样的观念。它们并不描述社会现实，而是构想出一个不同的、想象的世界。当有足够数量的人这样认为时，“现实”就改变了。平等思想带来了社会梦想和想象的未来，创造了自己的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我用“发明”而不是“发现”来讨论我所书写的历史中的重要观念。

与对边境的强调相一致，本书围绕着世界历史上的伟大边境展开：历史上伟大文明和帝国之间的边界；从古代到哥伦布大交换时期的定居文化与游牧文化的鸿沟；16 世纪的大西洋边疆；现代欧洲扩张和殖民主义开创的海洋疆界；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种族分界线（color line）；最后是如今的全球人权和“文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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