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10日下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沈睿文教授在复旦大学博物馆一楼报告厅进行题为“历史阐释与历史关切：历史时期考古的展望”的讲座。讲座由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刘朝晖教授主持。面对历史时期考古学已经建立的时空框架，今后应该如何去发现课题、开展相关研究，是本场讲座试图探讨的问题。

历史时期考古与历史阐释

讲座伊始，沈老师首先提出问题：什么是历史时期考古？广义上，人是历史的主体，有人就有历史，因而上古三代在内的考古都是历史时期考古的范畴，但习惯上，狭义的历史时期考古主要指中国秦汉及之后的时段。进行历史时期考古，意味着研究者要研究历史，研究历史进程中的“人”，这不可避免地与历史文献关系密切，因此它要求历史时期考古研究者具备两个基本训练，即考古学训练和历史学训练。对于现在的考古学领域来说，史学观念淡漠是学科发展的重大障碍，沈老师认为，研究者需要将考古材料纳入历史的叙述，否则仅着眼于材料做出的研究成果，很可能丧失其研究的本来问题，即丧失了研究的“归处”。

如前所述，与史学训练紧密相关的是对文献的运用。随着学术的发展，当今文献有两种，包括传世文献与考古文献组成的历史文献和今人研究产生的论著等研究文献，考古材料也是文献的一种。在互联网引发的数字化时代，资源检索方便快捷，资料的寻找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与难度可能要退居二线，而思维的深度与广度将更为重要。结合举例谭凯（Nicolas Tackett）在《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一书中的研究，沈老师指出，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背景中，研究者要具备分析大数据的能力，必须学会综合所有信息并建构宏大的理论、发现大问题；学会把大数据缩转成一种简明易懂的叙事；学会既能使用数字化工具对大量数据予以分析，又能同时回应长时段历史的大问题，并瞻望长远的未来。这种历史学训练的重要性便在于，让看上去互不相干的数据、记录（考古材料、文献资料）之间建立某种时序的关联，乃至因果关系，从而将碎片勾连成一个历史场景。而多少材料才能说明问题？数据分析是否等于研究能力？如何处理数据与人为之间的关系？这都是现阶段研究者们在接受训练时所面对的问题。

主讲人 沈睿文教授

在阐释历史时期考古的性质和研究者所应具备的素养之后，沈老师进而分析国内历史时期考古学本身。就历史时期考古的现状而言，目前分区、分期已经基本清楚，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以唐代墓葬研究为例，不同研究给出了很多不同的分期，这么多分期结论为何会出现？他们之间为什么会有差异？其中哪一个分期最为准确？同时，针对整个分期研究活动而言，这些基础研究对今后的研究又有什么帮助？如果探究分区分期研究的核心，我们会发现，这实际上是在探讨等级形态在时空上的变化，而之所以会产生多种不同的分期，是因为研究者们在分期时并非指向同一个历史问题——这意味着，在从材料发现现象的同时，研究者要对现象进行历史的阐释。对考古现象的解释在之前的研究中并非不存在，但大多简单化、断面化，只是把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简单堆砌在一起。而实际上，真正研究所要求的历史解释是要避免生搬硬套，要去理解历史文献的形成、史源、文献内容的时效性与实效性（即它所起到的实际约束力），这要求历史时期考古研究者对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真正做到一视同仁，动用历史感与历史想象力加强对历史的认知，推动历史时期考古向前走。

沈老师举了两个北朝墓葬的例子来说明对考古现象进行历史解释在重构历史上的重要性。景县高雅墓中，北魏孝明帝元诩妃子高元仪回归其父母的墓葬，看似不符合追求与帝王合葬的传统做法，实际恰巧说明当时门阀大族的政治理念，高氏作为门阀显赫，不崇拜皇权，因此女儿合祔家族墓葬。同理，山东临淄北朝崔氏墓为少见的圆形墓室，也是崔氏为表立自身为北朝第一大门阀而与皇室主流相区分，修建圆形石墓以彰显自己家学中独特的新盖天说，并成为崔氏的门阀符号。这一做法延续到唐代，北朝圆形墓在河北、山东地区自己形成了一套等级系统，在墓葬形制上表现出与两京地区（方形墓室为代表）的对抗，日渐成为河北、山东地区政治文化的墓葬符号。古代墓葬发展到此时，已处于墓室模仿天地形式的阶段，而圆形墓则随着新盖天说应运而生，被崔氏作为一种知识在墓室构建中展示出来。墓葬个例之外，沈老师又以关中唐代帝陵排列秩序为例，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序列下追溯了唐代陵墓制度及其背后的唐代礼制、帝王政治思想。而唐陵在陵地排列上从泰陵开始承袭汉代制度的现象，正是唐玄宗之时对皇权合法性建设的适时体现。

历史时期考古前景：大有可为

沈老师认为，历史考古有其广阔的前景，但研究者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主要的问题涉及以下几点。

1.加强对历史文献的辨析。对于历史文献，以前的引用都以考据为主，今后应更着重于研究制度在具体的“人”层面的运行情况，即制度的形成。前辈学者已经建立了大的制度框架，但这一框架具体是如何形成的，就涉及研究者们对具体事例与史料的掌握。对文献的辨析主要包括：

古籍版本优劣的选择，“尽信书不如不读书”。

文献所载“史实”的真实性与实效性。研究者对文献的使用方法和程度与其对史实的认知程度有关。

不同立场、不同视角会导致记载会有不同，因此学术研究本质上不可避免地成为各执一辞的“盲人摸象”。

考古材料同样需要辨析，而错误的考古材料往往有两个来源，一是资料报道的不严谨导致错误资料的进入，二是古代当时产生的伪资料。当然，这种伪资料本身也具有同样的研究价值。

2.与政治史、制度史、社会史相联系，结合作为主体的人，进行“透物见人”的考古学研究。以往的研究是关于等级形态在时空上的嬗变，而进一步开展深度考察就需要在长时段的视野之下进行个案研究，并通过这种更为细微的研究，使得研究内容更为丰厚，结构更为清晰合理。

3.利用分期成果研究制度的具体运行、形成过程。以往所产生的分区、分期研究结果，每一期都是一个定格静态的状态，而这个定格及其形成过程就需要通过若干细小案例进行考察，分析制度具体的运行。

4.利用分区成果考察考古学研究中的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知识的研究有很多面向，如以陕西潼关村隋墓中体现政治因素博弈的墓葬形制与随葬器物为例，可用于解读历史人物的政治取向；而以成都后蜀孟知祥墓使用河北圆形墓制为例，可以看出古人心理上的地域认同。

5.进行整体史的研究。如就墓葬而言，应尝试将其作为一个知识的整体来研究，而非按照常规做法，分别剥离各组成元素。研究者在整体研究对象时，需要多层面、多断面而非单线条地进行逻辑讨论，尽可能细腻地梳理论证。整体史认知至少有两点要求：

多角度、多维度地观察、分析研究对象；

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这其中包括：

A.团队研究的重要性：了解研究对象的所有面向往往需要不同分支学科的知识，个人难以具备多种学科的综合知识，因此团队合作研究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

B.学术视野的重要性：交叉研究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要具备更多的学科知识和能力来分析研究对象；

C.科技的介入：DNA、动植物考古、科技检测手段（如冶金等）的介入在历史时期考古中将有很大的应用空间，同时，历史纪年和墓志记载的其他信息也可反过来校正科技测年的准确性。

6.文化的共性与统一性。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文化因素的内核往往延续很长，只是在不同时代融入不同的观念势力，有了一些时代风格的转变，但本质上都可以向前追溯。

讲座现场

历史关切与历史关怀

考古学有责任和义务回应历史学提出的一些问题，对历史时期考古而言，它终归要回到历史学中来。因此，历史时期考古学的课题有二，一为从考古学材料中产生的问题，二为回应历史（文献）学的问题。同时，“在人类本质和人类社会中必存在着某种永恒的根本性东西，否则人或社会这类名称就毫无意义可言”（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因此“以古知今”和“以今知古”便具有可行性与重要性。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考古材料中的历史？曾有不少学者提出过解读历史的关键，如洪业认为的何人（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事（What）与如何（How）“五个W”；周一良在此基础上加上为何（Why）提出的“六个W”；以及邓广铭所称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目录学的“四把钥匙”等说法。沈老师认为，解读历史的关键在于“两个H”——人文（Humanism）与人性（Humanity），即用人文情怀、关怀来分析历史事件中当事人的人性，这意味着要将考古学当成一种历史学叙述来阐释，对历史同时抱有同情之理解与理性之分析。只有丰富的心灵和内心世界才能感受历史事件中的人物与情感，进而深入地理解历史事件及其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因此，沈老师建议，“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要多看文学作品，关心社会，关心身边的人与事。就做研究而言，学术规范不是学术八股，学术研究与写作是“带着镣铐的舞蹈”，也是一种艺术创作，研究者们应该在理解规范之后超越规范，并要注意到自身笔下书写的力量，用文字传达历史的温度。

讲座合影留念

沈老师在此次讲座中阐发了自身对历史时期考古的看法、对研究者的建议与对该研究领域未来发展的展望，令人受益匪浅。同时，借用钱穆先生一句话，沈老师所体现出对考古学和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也实是我们值得尊敬与时时自省之处。老师在讲座最后以白居易的《杨柳枝》表达了对考古学、对各位学子和研究者的美好期愿——“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文字：黄一汀

摄影：戴若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