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研究必须充分占有资料, 舍此将一事无成, 这是古往今来史学家的共识。恩格斯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 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 因为很明显, 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 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 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页)

实践证明, 充分占有并科学运用资料, 是史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把握历史事实的总和, 才能厘清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司马迁之所以能“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写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是因为他善于“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能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史料中“择其言尤雅者”。郭沫若之所以能写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除了唯物史观的指导, 就是依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的支撑。既然史实是史学研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史学家就必须忠实和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 因为历史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是任何人都无权也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如果要硬行改变, 就会走向虚无、歪曲和阉割历史的邪路。只有忠实历史, 才能正确认识和解释历史, 透过历史现象看到本质, 准确地描述历史进程, 科学地揭示历史规律, 深刻地领悟蕴含在历史中的真理。所以, 研究任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都不能脱离当时的背景和条件, 都要把研究对象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历史环境之内进行分析, 这就是史学研究的历史性。尊重历史性, 是对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 否则, 便会事与愿违, 即使名家、大师也莫能外。

譬如, 春秋时期, 地方诸侯争霸。公元前632年, 晋楚两国大战于城濮, 晋胜楚败。晋文公以霸主身份号令诸侯会盟, 周天子迫于有名无实, 不得不策命晋文公拥有霸主地位。同年冬, 晋文公再次号令各国诸侯会盟, 并要周天子赴会, 以借此巩固霸主地位。这一事件的始末非常清楚, 可是, 为了维护“天下有道, 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治信条的孔子和左丘明, 却将周天子屈辱赴会改成出游打猎, 这就亵渎了历史, 给我们正确认识历史增添了难度。

历史事实固然不容改变。但是, 人们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和解释却可以随着时代的前进、史观的进步、理论的创新和资料的丰富不断改变, 或超越前人, 或超越他人, 或超越自己, 绝不会永远停留在一个认识水平上, 这就是史学研究的时代性。1924年, 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指出:“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历史观, 一时代有一时代比较进步的知识;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 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去年的真理, 到了今年, 便不是真理了;昨日的真理, 到了今日, 又不成为真理了。同一历史事实, 昔人的解释与今人的解释不同;同一人也, 对于同一的史实, 昔年的解释与今年的解释亦异。此果何故?即以吾人对于史实的知识与解喻, 日在发展中, 日在进步中故。” (《李大钊文集》[下]第718页,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实践也证明, 史学研究犹如积薪, 总是与时俱进, 后来居上, 立足当代人对历史事实的认识高度, 并在这个新的起点上解喻历史。譬如,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 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 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 造成了农村严重的两极分化:富者田连阡陌, 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的命运由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地主任意摆布。农民为了求生存, 争自由, 多次揭竿而起, 拼死抗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 这种天经地义的斗争, 被诬为“盗”、“贼”、“寇”和“大逆不道”等。甚至到20世纪20年代的大革命时期, 还有人责难农民运动“糟得很”。坚持用唯物史观观察和改造社会的毛泽东, 在领导农民运动的过程中, 发现并赞扬了农民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把长期被颠倒的历史颠倒了过来。

唯物主义认识论提示人们:世界是无限的。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审视, 世界都是无穷无尽的。人们认识世界是如此, 认识历史也是如此。毛泽东指出:“人类的历史, 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要知道,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25、326页, 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无数事实证明:人们对任何历史事实的认识, 都不是一人、一次完成的, 而是经过多人、多次的艰辛探索, 从片面到全面、从肤浅到深刻、从错误到正确, 逐步完成的。在这一过程中, 作为认识历史的主体即史学家, 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 对历史的认识必然要受时代的制约, 诸如历史观、价值观、方法论、信息量, 等等。因此, 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不能不与时代同行, 并在这一同行中“有所发现, 有所发明, 有所创造, 有所前进”。譬如, 长期以来, 人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封建道德看待昭君出塞与西汉的和亲政策, 认为这一举措有失民族与国家尊严。20世纪50年代, 翦伯赞在深入研究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基础上, 以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为出发点, 重新解释和肯定了这一历史事件。

笔者主张史学研究要与时代同行, 并非要削足适履, 用当代人对现实社会的认识、用现实社会的需要去任意图解、剪裁或改铸历史, 或者让古人戴上当代人的面罩牵强地用历史比附现实, 凡事都要求证“古已有之”;而是呼吁史学研究要坚持历史性与时代性相结合, 用与时俱进的新认识科学地阐释历史, 无限地逼近历史。历史中蕴涵辩证法, 辩证法具有历史性。历史尽管是迂回的、曲折的, 但总的趋势是前进的。人类社会就是从旧质态到新质态、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演变发展的。史学研究就是要不断揭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为时代、为大局服务。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当前, 史学研究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期。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人民群众已经创造和正在创造的历史, 以及先人留下的史学研究成果和资料, 为史学家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只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踏准时代的节拍, 适应时代的要求, 开发利用丰厚的历史资源, 就能发挥认识历史、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