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7月16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探索与争鸣》杂志社联合主办的“殖民·创伤·记忆——东亚殖民主义反思”国际学术工作坊暨探索与争鸣学术工作坊第四期在闵行校区人文社科沙龙召开。来自日本首都大学东京、韩国圆光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台湾清华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北京社科院、上海社科院、上海社联、华东师范大学等十多所海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余名学者和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参加了工作坊的学术研讨。工作坊围绕东亚殖民主义中“殖民·创伤·记忆”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这次工作坊是跨文化、跨语际、跨学科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的持续活动，不同背景的专家、学者共同反思探讨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洲国、台湾岛、朝鲜半岛、中国沦陷区的殖民创伤、殖民记忆的知识议题，透视东亚殖民主义与东亚文化的复杂关系，探讨创伤理论、记忆理论，理解今日东亚世界。这里我们选取了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精华，以飨读者。

开场

致

辞

这是东亚殖民主义研究工作坊的第二次活动，去年我们在这里相遇，今年，我们在这里继续就东亚殖民主义问题展开学术研讨。相信这样的工作坊还会继续下去。我们为什么一再愿意介入这个沉重的话题，仅仅是因为相对于西方人对奥斯维辛的反思，在东方世界，关于东亚殖民的研究和反思，还远远不够？当然，创伤记忆打开了殖民研究的新空间，在体制殖民之外，我们得以重返历史现场，探视那些结痂的躯体和灵魂。那些曾经是血肉模糊的躯体，不再只是没有生命的符号，我们听到了沉默的大地下的灵魂的挣扎与尖叫，这些犀利的尖叫声让我们不安和彷徨。但是，我们的工作坊也许还有其他的任务和目标。当我们用东亚殖民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处理东亚的创伤记忆时，理论的东西方旅行及错位、历史的层累及缝隙，躯体的创伤与文明的进步之间的含混、暧昧、模棱两可，这把手术刀到底有多锋利？忘记历史，意味着反叛，但是沉湎于复仇的想象和愤恨中，被仇恨遮蔽了双眼，同样也会失去未来的方向。现在，我们正面临着欧洲危机、东亚问题、南海问题，在人类文明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面前，我们呼唤历史学的想象力、社会学的想象力、政治学的想象力，我们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快意于恩仇。但是，当我们也用这种方法来处理文学研究时，只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从来不缺想象力的文学研究，什么时候也表现出了一种想象力的匮乏？在人类的困境尤其是东亚民族主义的风险面前，今天我们也要呼唤回到文学研究的想象力，在沉重的苦难之上，在丰富的痛苦中，寻求一种人类的立场和世界的视野，以及超越的力量，在结痂的创伤后面，重新想象可能的未来。今年是莫尔发表《乌托邦》500周年，殖民地无疑是一个恶托邦，如何在一个乌托邦远远未竟，异托邦正在崛起，恶托邦已在沉沦的世界，重新想象未来，让不同种族、国家的人们在文学中重新获得超越的力量，毕竟创伤不是武器，也不是煽动民族仇恨的动员方式，而这正是文学的力量和希望所在。

题

解

创伤，或结痂深藏，或掀开治愈

在欧美殖民政治就要落幕之际，军国主义的日本却继承了殖民主义的负面遗产，带给东亚地区层层叠叠的创伤。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日本帝国主义先后以武力强占的殖民地有冲绳、台湾、“关东州”（旅顺、大连）、库页岛、朝鲜半岛等，日本这种升级版的殖民主义，不仅具有欧美老牌殖民主义血腥抢劫的本性，而且伴随着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而来的，还有日本文化的强行输入与对在地文化的严格管控。日本殖民者在不同的殖民区域操纵不同的意识形态——“近代化”“皇民化运动”“五族协和、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对在地百姓和知识人进行洗脑工程，伴随洗脑的是各种各样的暴力监管，旨使东亚殖民主义与日本文化中心主义占据东亚各殖民区域的知识生产与文化空间，欲意改变东亚各民族的文化记忆和历史叙事。由此，东亚各地区的在地文化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改变，例如，知识人在反抗殖民压迫时却又在不知不觉中落入了东亚殖民主义的逻辑圈套，殖民地被迫开始多种多样的文化混杂、文化交流。殖民创伤渗入东亚各民族文化的角角落落。东亚地区这些殖民创伤，在殖民主义时代结束之际没有得到及时治愈，却已被其他创伤深深覆盖，内战、冷战等接续发生，苦难覆盖苦难，最深的创伤已结痂闭合。今日，持有共通历史经验的东亚知识人，立足于不同的国族、不同的经验、不同的学科形成一个学术研究共同体，让东亚殖民主义创伤、东亚殖民主义记忆成为知识上可以讨论的议题。文学研究者借用殖民时代的文学文本，重返东亚殖民时代的精神现场，发现殖民时代日常生活底细上细碎的伤口，掀开疮痂，寻找治愈的一种可能性。

第一场

本场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刘晓丽教授主持，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柳书琴教授评议。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院张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汤拥华教授、日本首都大学东京人文科学部大久保明男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杜英副教授分别做了精彩发言。

壹

体制殖民期东亚文学研究的地缘政治——以作为方法的满洲为中心

“满洲国”文学是在世界体制殖民期的中国语境中发生的，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主的日本殖民地区域文学，它在政治和文化上有着多重关联。我们可以将“满洲国”以及“满洲国”文学的重层关联，置于与近代殖民相关的四个宏观维度之中加以界定：第一，世界范围内的体制殖民/新殖民/后殖民三个殖民阶段历时演化维度；第二，七七事变造成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战前/战时/战后三个阶段的历时转换维度；第三，国统区/共产党抗日民主根据地/沦陷区三大区划间的共时体制差异维度；第四，日据时期殖民地台湾/“满洲国”/沦陷区三种统治模式间的共时殖民体制差异维度。四个宏观维度或可有助于构建相对真实的“满洲国”时期的东北殖民地文学想象，避免失真和谬误，在更高的相似度上复现殖民地文学记忆。

贰

作为方法的殖民地——伪满洲国文学研究的一种理论路径

今日东亚殖民主义研究，需继续将表层的道德争执引向叙事伦理学的深入分析，个人的建议是对“殖民地文学”这一表述所包含的再现论逻辑加以干预。所谓“殖民地文学”，其自带图像是将作家放入殖民地的特殊情境中，考察作家们如何再现这一情境，以此评判作家的良心与成就。然而，文学并非无辜和被动地应对现实，学者在研究“殖民地文学”之余，应对“文学之为殖民地”或“文学的殖民性”稍作留意。这并非说文学或者作家天生具有奴性，而是说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若以殖民地为隐喻，或可别开生面。这既是要总结出一套殖民地语境中的隐微修辞术，更是要重新思考一系列文学的基本问题。

叁

近年日本学界伪满洲国研究动态

在日本文学研究领域对伪满洲国的研究兴盛于90年代初。当时，以川村凑老师为首，主要关注在满日系作家。然而，可惜的是，在川村凑老师之后，日本青年学者极少关注该研究领域。日本在学术上注重考证，对伪满文化的研究主集中在资料方面。成立于2001年的“殖民地文化学会”，每年出一本研究论文集，定期举行年会。学会以西田胜老师为代表，研究地域覆盖台湾、朝鲜半岛和伪满洲国，同时也涉及东南亚、大洋洲等日本统治时期的文学，其研究对象在不断地扩大。“满洲的记忆研究会”的青年学者正致力于采访一批直接有满洲记忆的老人们，并收集他们手中的实物资料，进行整理、编辑和研究。

肆

冷战视野与两岸三地文学之研究：现状、方法与思考

我分别梳理了中文学界关于战后至五、六十年代的两岸三地文学研究，以及英文学界与此相关课题相关的国际冷战文化研究之现状、方法与问题。引入冷战文化的研究框架是尝试对该时期两岸三地文艺流变作整体性与结构性之把握。它试图将文学史的书写从既有的政治-文化等理论的简单捆绑中拆解下来，探寻一个既不被“拼盘”文学史简化处理，也不被当下流行的国族意识或偏执的民族主义单向度整合的文学史撰写框架。

第二场

本场由《探索与争鸣》叶祝弟副主编主持，中国海洋大学韩语系李海英教授评议。台湾清华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柳书琴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陈言教授、吉林大学新闻学院蒋蕾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谢琼博士分别做了精彩发言。

壹

流亡的娜拉：左翼文化走廊上萧红的东北流亡话语

萧红是从东北出走的娜拉，穿越了东北封建家庭与“满洲国”政权的重重藩篱。在她的两重出走中，国族性的沦亡与父权下的出走被同时体验，交互建构了作家的主体性。结果不仅深化了鲁迅文学中的娜拉形象，也拓展了东北流亡作家的左翼叙事与抗日书写。“流亡上海”的艰困处境，迫使这一批年轻的东北作家焦急地寻找自我的归属。与在哈尔滨从事左翼文学创作时截然不同的是，他们面对了作家的自我经营与东北作家集体形象经营的课题。萧军、萧红、舒群是最早意识到“流亡上海”不只是一种社会处境，也是一个文学事件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不约而同地环绕着流亡深化，且带有一定的互文性。

贰

殖民的展示——日占区的博览会与帝国规训

日本自从1860年代开始接触欧洲的万国博览会，之后就迅速借鉴并且移植了这一新型的资本主义祭典仪式，在帝国扩张的途中，为了合理化自己的统治秩序、大规模地展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日本借助博览会不断对世界、特别是东亚进行重新编码。“满洲国”的“大东亚建设博览会”重在建设，重在展示殖民成果；华北的“大东亚博览会”重在教谕，但大众则将一场“眼目之教”转化成娱乐活动；华中的“大东亚圣战博览会”重在战争和武力的展示，大众被动员色彩浓厚，展览唤醒了他们的南京大屠杀记忆，他们反过来在情感上抵制这场博览会，结果收获了与“眼目之教”预期的相反效果。

叁

抵抗文学地下书写的战后呈现

考察1945年光复后东北期刊，很多作品以“反抗满洲国”为主题，但有的为战后写作，有的为地下书写、战后发表，二者在语言清晰度、故事曲折性、细节真实性等方面形成差异，“时间”对于呈现与批判形成影响。

肆

乌托邦与恶托邦——台湾作家钟理和的东亚移动与文学

将钟理和和伪满洲国日本作家长谷川濬的写作对照，我们可以发现，两人在写作中所表现出的个人与满洲空间的关系有显著区别。长谷川濬更倾向于将个人对过往时间的憧憬以及内心激情投射到满洲这一广袤的边境空间里。在钟理和那里，我们却明显感觉到个人与满洲这一空间无法建立联系的挫折感，使他不断走向内省，走向对心理世界最深处的追问。二者的不同，当然可以藉由他们在殖民体系中的不同位置得到解释。但是，若要阐明钟理和的满洲经验对其人生和写作究竟具有何种意义，又必须超越这一“殖民决定论”的框架。

第三场

本场由人大复印资料王金会编辑主持，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汤拥华教授评议。吉林大学日语系于长敏教授、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刘研教授、中国海洋大学韩语系李海英教授、内蒙古大学哲学系王惠灵老师分别做了精彩发言。

壹

日本现代作家记忆中的伪满洲国首都——“新京”

木山1944年为了报道伪满洲国农业开发的“业绩”而来到长春，1946年回国。他亲眼目睹了发生在伪满洲国“帝都”的种种激变并且记录了下来。回国后他先后发表了《大陆的小道》《长春五马路》等许多优秀作品，如实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丑恶嘴脸、当时长春的混乱无序以及在长日本人的思乡情结，并且对日本侵略军的罪行进行了揭露与批判。现代作家三木卓长期活跃在诗歌、小说、儿童文学等多个领域，并一直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他生于东京，2岁到11岁是在中国东北度过的，其中10至11岁是在长春度过的。他的《炮击之后》《亡国之旅》等许多纪实作品都记述了他在伪满洲国的所见所闻，批判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华犯下的罪行。

贰

村上春树的“后满洲”形象

“后满洲”中的“后”（post）首先意味着对“满洲”历史的消解，“满洲”历史成为被虚构的文化记忆。但“后”也并不意味着对战争认知与反思的终结，相反，战争时期形成的种种要素在今天仍以各种显在与潜在的方式顽固残存，某种程度上还显示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与帝国主义的连贯性。因此，“后满洲”实质意味着对战争和战后问题如何处理的一种文化建构。在这一文化建构的过程中，自我批判与自我肯定、自我消解与自我重建的冲动互为表里、交织激荡。村上春树的“后满洲”情怀，既有对西方东方主义的不自觉认同，也有对“东亚”承担战争责任的罪感；既有将中国他者内化为日本的自我形象的倾向，又暗含着战争时期“东洋主义”的潜流。

叁

“不孤独”的伪满洲国朝鲜系文学

伪满洲国朝鲜系文学一直是伪满洲国文学场的一叶孤舟。除朝鲜系作家安寿吉的作品于《新满洲》发表以及座谈会外，伪满洲国朝鲜系文学与日系、满系文学并无太多交集，这与日、满系文学之间的频繁互动形成鲜明对比。伪满洲国朝鲜系文学在当时伪满洲国整个文学场内，虽因语言和朝鲜系的特殊身份，与满系、日系等文学几乎没有直接交流，但仍受到伪满洲国文学场的影响。例如万宝山、鸦片、民族协和、乡土文学、座谈会以及翻译等问题，同时涉及伪满洲国各系文学，这些关键词在当时伪满洲国社会历史背景下，在整个伪满洲国文学场内，占据非常重要地位，对各系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肆

事件、故事和记忆——历史中的隐藏性

事件、故事和记忆分别带着历史、文学、哲学三种色彩，但界限并不分明。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装”在某处，等待“被”发觉。然而，事件、故事和记忆也有不同。事件，错综复杂。故事，难辨虚实。与事件和故事不同，虽然记忆中的某些情节深刻，但连接不稳定。记忆具有片段化的特征，会历经一次次重组。从而，历史和文学研究可以在任何形式的记忆片段中，依不同的线索拼接内容。然而，这种活动不是拼图游戏，因为记忆不仅是片段的，而且是模糊的。也就是说，记忆的特征是碎片性。片段性和碎片性的差别如同：胃痛/手痛和头痛/心痛。复原前者可以是一个物理过程，后者还附加了心理过程，事实上，难以复原。

第四场

本场由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刘研教授主持、日本首都大学东京人文学部大久保明男教授评议。《学术月刊》张曦编辑、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涂晓华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黄丁如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谢朝坤博士、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学系徐雨霁硕士分别做了精彩发言。

壹

从欧化白话到本土白话——沦陷上海文学的语言策略

1917年以来，本土白话在大众文化诸如小报、杂志、通俗文学作品中继续扮演主角，而知识分子、新派作家则放弃文言，选择了欧化白话。经过二十余年新文化运动的洗礼，40年代沦陷上海文学的语言选择显示了两种白话的融合。这种向本土白话倾斜的现代汉语表现了汉语自身发展的规律——经过欧化翻译体的洗礼之后，本族语言仍然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求索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径——自然也有其时代政治的特殊性，被异族入侵，占领，暂时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反而激发了对本族传统语言的重视和眷顾，用自己的实践将传统语言的优点发扬光大，融入现代，以致可以生生不息，亦是沦陷区文化人下意识的努力。

贰

沦落的小人物 殖民的再渗透——《华文大阪每日》文艺栏部分作品研究

《华文大阪每日》1938年11月创刊，它是在日本本土编印、专门针对中国沦陷区发行的中文刊物，是沦陷时期出刊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定期中文刊物之一。它在日本的大陆思想战中扮演着异乎寻常的角色，该杂志内容以综合性见长，分量上文艺栏目篇幅较多。《华文大阪每日》中的国民文学诱导青年通过文学来探讨东亚文化共荣圈的确立，另一方面部分现实主义题材小说也展示了沦陷区不同小人物沦落的以及顺从的人生状态，这些作为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所构建的文本充分展现了其主观性以及殖民的再渗透。同时在《华文大阪每日》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读到文字中的隐蔽的抵抗的亮色，这些均揭示了《华文大阪每日》所表现出的沦陷区话语空间特有的杂糅性。

叁

神经衰弱的帝国：爵青与满洲《新青年》

在爵青的作品中，现代医疗机构与术语成为殖民者规训与惩罚的象征。与此前借“神经衰弱”批判、自省并寻找出路的作家们不同，爵青的作品并不以更“健康”的社会或个体为标的。他笔下的神经衰弱患者们往往拒绝治疗，甚至欢迎病痛带来的“退化”。更值得注意的是，爵青选择将一系列关于“神经衰弱”的作品登载于满洲国《新青年》杂志。作为“满洲帝国协和会青年部”的宣传刊物，该杂志充斥着带有帝国主义色彩的启蒙话语，鼓励青年读者以“坚定的意志”与“强壮的体格”服务日本帝国。而爵青的作品以其现代主义的风格被收录其中，成为满洲国文学现代化的展览品。看似消极虚无的“神经衰弱”母题恰恰因与狂热的“进步”话语并置一处而浮显出反抗意味。

肆

无根的伪满洲国——论爵青的文化认同

爵青是伪满洲国最为知名的作家之一。伪满洲国“成立”时，爵青尚是一名求学于日本学堂的少年，虽然接受的是日本的教育，爵青并未忘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其创作关注着生活在东北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在早期的小说作品中，他塑造了人道主义者,左翼革命者,被压迫者的人物群像，揭露日本殖民政策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的生存苦难与精神创伤。1942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文化控制越收越紧，文学也被绑上了战车。虽然日本殖民者不惜代价大力宣扬“王道乐土”“大东亚共荣”等意识形态，但这种充满谎言的意识形态不可能被接受，更不可能在这片土地上扎下根基。爵青的创作开始回避现实，先是转向了封闭的“吟味生命”，后来文学创作与伪满洲国文坛一起衰落。

伍

殖民的认同与附逆的超克：满洲文学中古丁的“鲁迅”情结之悖论——以小说《新生》为例

被称为“满洲国启蒙者”的附逆文人古丁，在小说《新生》中一方面将日本殖民下的医疗体系、卫生习惯鉴定为一种先进文明的话语，从而使“成为日本人”的欲望在日本这个现代性的典范面前显得“恰如其分”；另一方面，古丁工具性地挪用/诠释了鲁迅对于国民性改造的诉求，前设了一个超越附逆的潜在文本，认同日本并非是叛国不忠，因为日本提供了一个启蒙国民的可能路径。而小说中的满人经过日本医院的“消毒”，配合日本人进行消灭鼠疫的工作，又使作者克服了在日本先进科学文明前面的自卑感，勾勒了满日共荣的畸形憧憬即满日之间的种族差异必然化解于日本带领满洲/亚洲并对抗西方的大亚洲主义的思潮之中。

圆桌讨论

圆桌讨论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张泉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刘晓丽教授主持，韩国圆光大学韩国文学系金在湧教授做基调引言。陶国山、庄培蓉、徐隽文、邱晓丹、李丽、吉辰、任秋乐、赵崧杰、邹仲苏、朱冯芳、孙瑛琦、何清等均参与了讨论。

壹

伪满洲国文学的东亚联动性

我一直关注日本帝国殖民下的台湾、朝鲜、满洲和其他日占区文学，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流和影响，但一直没有找到很好的切入点。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小林秀雄的文章，使我深受启发。

小林秀雄参加了1943年8月召开的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他的发言文章在日本机关报上登载。朝鲜作家崔载瑞和伪满洲国作家古丁也参与了这次会议。崔载瑞将小林秀雄的文章翻译成朝鲜语，登载在他主编的《国民文学》上。古丁则翻译成汉语，登载在《艺文志》的创刊号上。参与该会的很多日本作家的名气和地位都比小林秀雄高，但只有他的文章引起朝鲜作家和伪满洲国作家的关注。

原因在于，小林秀雄在此之前曾到朝鲜、伪满洲国和华北等日占区和当地作家一起召开座谈会。在1943年6月的新京座谈会上，小林秀雄也有出席，且有一定的发言权。然而，在1940年10月的“京城”座谈会上，小林秀雄虽然与会，但并没有发言权，只在最后说了一两句。在“京城”座谈会上出席的朝鲜作家都是亲日作家。在1944年2月的北京座谈会上，小林秀雄则充当着“导师”的角色，但出席的中国作家却不买他的账，古丁、袁犀和柳龙光尤其如此。由此可以看出，在日本殖民末期，日本作家和占领区的作家尝试建立“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通过小林秀雄的这几次的座谈会，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发。对殖民时期的文学研究，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一地区、某一作家，应该在“东亚殖民地”这一视角下关注不同区域间的交流和互动，扩宽我们的视野。

贰

历史叙述的重新审视：1940年代女性作家笔下的上海文化图景——以《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为参照

威斯康辛大学的黄心村教授在《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中特别提到，她研究的贡献在于重现张爱玲作为历史人物的诸多层面。她通过对诸多文本的重新阐释意图展现的是一个沦陷上海的文化生活图景。从孤岛时期到完全被殖民，上海被日本实际控制时间前后有八年左右（1937～1945）。上海沦陷后主流叙事的缺失，被文革中断或刻意隐藏的一代叙事者的叙述需要重新予以审视。对这段“被忽视的历史叙述”的重新讲述是对沦陷区上海文化的重新审视。换言之，剥离这段“被肆意隐藏的历史”是对上海自开埠以来整体历史文化的人为断裂。这对今日上海试图打造全球城市的官方话语而言也是某种历史的缺席。

叁

迎合、背离与反思：梅娘1950年代作品研究——以《亦报》、上海《新民报》晚刊和香港《大公报》上的作品为中心

梅娘是伪满及华北沦陷区的著名女作家，而在1945年抗战胜利到1979年其复出文坛之间，“梅娘”之名没入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梅娘以各种化名在《亦报》、上海《新民报》晚刊和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大量小说、散文和随笔，形成了鲜为人知的创作高峰。这一批作品，作为梅娘创作生涯的中间、过渡阶段，是考察其创作转型的重要依据，也是缝制、补充完整“梅娘图景”的重要原料。同时，已有对解放区作家50年代创作的研究，相应的沦陷区作家研究则显不足，因而，聚焦于梅娘这一个案，考察其与主流话语的对话方式是有必要的。此外，50年代梅娘与三份报刊的互动、梅娘与媒体人的交际脉络，都值得梳理和挖掘。

肆

异态时空中的展演与观看——伪满洲国女作家杨絮的生存与写作

被称作“满洲陈白露”的杨絮（1918-2004）作为一名文化明星，至今不为人所知。她是伪满洲国名驰遐迩的作家、歌手、演员和编辑。在整个伪满洲国时序中她保持着对文学创作爱好式的自觉，凭借其文笔优美、真实坦率的自叙式“私写作”在三四十年代的满洲文坛“散步”，她的两本作品集《落英集》（1943）和《我的日记》（1944）是东北沦陷时期女性文学出版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贯穿其文学创作生涯的是多重身份的交织，她置身于歌唱、话剧、广播、媒体等文化场域中，是殖民统治者所挑选和塑造的文化明星。集艺术表演和文字书写于一身的杨絮将自我编织入伪满洲国的历史网络和文学脉系中，成为殖民地的文化符号与象征。

伍

最后，谢琼博士播放了“哈佛大学图书馆新购伪满洲国资料介绍”纪录片。

张泉教授和刘晓丽教授对本次工作坊进行总结。这次工作坊是跨学科、跨世代、跨文化、跨国界的合作，一天之内，内容丰富、讨论密集，得到参与工作坊同仁的认同。本次工作坊会推动殖民地文化/历史研究界的发展。西方方法的中国化，中国研究方法的在地化（原创）已成为当下中国学界的呼声。在这个方面，殖民地研究领域，是有可能有所为的领域之一。

不过，欢聚之后，我们还要回归独处。努力工作，有发现，才有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