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陈寅恪创造性的实现了“文史互证”，无论是在思想内涵方面，还是在方法应用领域，都留下了可供后学继承的丰厚遗产。而后，尤其在隋唐史的研究中，以唐诗证唐史的方法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开辟了新的治学途径。

关键词：唐诗 考据学 以诗证史

一、“以诗证史”概念界定

援引考证(考据)方法来研治中国古典诗歌在中国古代诗歌研究史中拥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国的“诗学考据”早在古代的《诗》学研究中己有广泛体现，《诗经》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写实传统，其中的雅、颂部分即是诗史作品的汇集。《诗经》中记载征伐战争、农业生产、典章祭祀，反映了上古时期人民生活的风貌，是不可多得的史料。

到了唐朝，古体诗歌发展到最为辉煌的时期，出现了许多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作，盛唐诗人杜甫《兵车行》、《石壕吏》等名篇关注民生，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五代时期孟棨最先针对杜甫诗歌提出了“诗史”的概念，“杜逢禄山之难，流离晚属，毕陈于诗，推见至隐，贻无遗事，故当时号位诗史。”(孟棨《本事诗高逸》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杜甫的作品在宋代倍受推崇，出现了千家注杜的局面，并且宋代出现的大量的诗人年谱、编年史文集，具有明显的“以诗证史”的理念。

对于“以诗证史”的概念，现代学者给出了如下的界定，“历史典籍凭借诗歌文本的证据而修补它的钟陋，这叫‘以诗补史之阙或简称以诗证史”。“以诗证史”指“通过诗歌考证历史，具体包括补史之闕和纠诗之缪”。

从内涵上分析，文史互证方法主要包含了侧重不同的两层意义：其一是从史学角度考证诗文，即用史家广博丰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对古诗文中不易索解或易被浅解，误解之字、词、出典等，从历史的角度予以透辟的考订；其二即是以诗文为史料，用所谓历史之眼光，通过发现其中时间、地域、人物等史料成分，分析诗中之古典今事。并与史籍所载相参证，从而更全面的掌握历史真相，对古之思想、情感及其所处之时代社会达到真正同情及了解。

二、研究综述

肯定“以诗证史”这种方法的研究者多把开创之功归之陈寅恪，而今天我提到这一方法，也首先想到的是陈寅恪。陈寅恪于1950年完成《元白诗笺证稿》，以唐诗尤其是元稹、白居易两家之诗考证唐史，在书中，以比较方法、综合方法、辩证假设的方法及陈氏自创的“时、地、人”坐标法来笺证元稹《连昌宫词》、《莺莺传》，白居易《长恨歌》、《琵琶引》及两人新乐府等名篇中的古典今事，又综合诗篇所反映的社会现实，风俗民情，试图描述整个唐朝后期社会的文化状况。

“寅恪以诗为史料，固为史学致知辟一新途径，清人杨钟义于《雪桥诗话》中，虽已言及以诗证史之事，然运用纯熟，发明之多，实以寅恪始。”(汪祖荣《史学家陈寅恪传》北京人学出版社,2005)“纵观陈寅恪先生的学术，虽然他的某些论文的结论不一定为后来普遍采用，但以诗证史、以史说诗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却也深入人心。”(高华平《也谈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以史证诗”的治学方法—兼与万绳楠先生商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2))“(陈寅恪)开辟了以诗证史、以史释诗，诗史互证的治学新径。”“真正把它作为一种方法运用到文史研究中，并取得开创性成就的，却是陈寅恪。”(吴定宇《学人魂：陈寅恪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事实上，“以诗证史”，从唐诗考证唐史当然不是陈寅恪的首创和独创。在陈寅恪之前，有刘师培发表了唐诗证史的主张，并撰文示范，其《读全唐诗发微》(1908)举出唐诗可与史书互证的19个例子。卞孝萱在《刘师培以唐诗证史》文中分析道：“刘氏所举之诗篇，其题目以无题、有感、吊古、咏史、咏物为多。这给有志以唐诗证史之后学，指出了方向和方法”“刘氏所举之诗篇，不限于某一人，也不限于某一时期，……包罗了整个唐五代。说明唐诗证史，有广阔之园地，可供后学耕耘”“刘氏所证之史”涉及武后到昭宗八朝事，“反映了当时文人对这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心声”。岑仲勉《读札记》成于1939年初，后“亦仿读全文例，择其所专注者记之”完成《读全唐诗》札礼记》。

此外，还有白居易集考据七篇，李德裕《会昌一品集》编校，陈子昂集、张九龄集等唐人别集专篇考订等等，在这些文章中对诗题下小传所涉之人名、官爵、郡县、年月等史实部分做考订，故其“小序”提到，“斯篇之成，宁曰读诗札记，直作读史札记观可也”(岑仲勉《唐人行第录(外三种)》中华书局,2004)此外，闻一多在利用唐诗考证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他在1933年9月29日致友人饶孟侃函谈研究计划中提出了与《全唐诗》有关的四项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补编、全唐诗人小传订补、全唐诗人生卒年考。尽管这一庞大的研究计划并未完成，但其遗留的研究成果如《杜少陵年谱会笺》《岑嘉州交游事辑》《岑嘉州系年考证》等文章都以其开阔的学术视野影响后人良多。

而陈寅恪的学生姜伯勤更把“以诗证史”上溯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今之称杜诗者以为史事，亦信然矣。然注杜诗者，但见以史证诗。未闻以诗补史之阙。虽曰诗史，史固无籍乎诗也。”(黄宗羲《万履安先生诗序》，见陈伯海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同时代的文史大家钱谦益虽未明确提出“以诗证史”的概念，但他同意“诗史”的说法，其《胡致果诗序》讲到“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

《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三代以降，史作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怀悲馈，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钱谦益《胡致果恃序》，见陈伯海主编《历代唐诗论评选》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钱谦益的《钱注杜诗》被后人认为是“以诗证史”的先行者。

然而，对“以唐诗证史”的争议也未曾停歇，在1958年的“史学革命”中，中山大学有人贴出大字报批判：“陈先生说诗所记载的史料最真实，比史书的记载还要真。”《元白诗笺证稿》一时成为众矢之的，杨贵妃是否以处女入宫也成为笑柄。对“以诗证史”的方法提出最具学术含量的辩证的是另一位文史大家钱钟书。他曾不指名的对陈寅恪的诗史互证提出批评，而认为陈寅恪是“实力派典型史家，而非历史哲学家”。

这代表了不认同把陈寅恪“以诗证史”作为方法来探讨的观点，这一观点认为“以诗证史”仅仅是一种能力，学养与知识的积累达到了一定程度，即能运用诗歌来考证历史，相反先探讨方法，没有知识储备，是不可能运用所谓“以诗证史”。

近年来，学者们从方法研究层面对“以诗证史”作了深入的探讨，张耕华《“以诗证史”与史事坐实的复杂性以陈寅恪〈元白诗笔证稿〉为例》肯定了陈寅恪先生的时、地、人坐标法，同时认为运用诗歌证明历史“一旦过于求深坐实反而会失真失实”。

同时，以唐诗证史的方法更是得到了广泛运用，利用对唐诗的考证还原整个唐朝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针对特定人群的如《从唐诗看唐代征妇的生活》(赵欣，河北师范大学,2010)《唐诗中的少年儿童生活研究》(刘燕歌，西北大学2007)《唐诗中弹筝女性形象研究》(姚瑾瑾，东华大学,2010)，有针对某种文化或文化现象的如《唐代茶文化探析—以唐代茶诗为中心的研究》(何晓芳，南京农业大学,2010)《唐诗中的鱼文化研究》(王世官，福建师范大学,2009)《从唐诗看唐代药材业》(袁洁，江西师范大学,2012)。“以唐诗证史”的方法日益在实践中得到证明与完善，成为我们在研究隋唐史中不可忽视的助力，极大促进隋唐史的研究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