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7-8

ISBN: 9787108060556

用一支温热的笔，触摸父祖的生命与记忆

在谈到创作《在台湾发现历史》的初衷时，杨渡曾坦言，“在‘过度喧嚣的呐喊’中，台湾、台湾史、台湾文化、‘台湾意识’逐渐变成一种反抗的政治符号，一种缺乏温度的、尖锐如剑的口号”，那种来自古老的情感与温暖正在失落。当政者为了表示对威权的反抗，用“凯达格兰大道”取代“介寿路”，却对凯达格兰人在北台湾的生命史漠不关心；台湾的反抗运动逐渐淡出研究者的视野，需要代代传承的，流淌在父祖血脉中的生命故事无人问津；“二二八”隐藏在历史的断层中，讨论去除了历史的脉络，亦忽略了最难得一见的人性的真实……

全书以《最后的凯达格兰人》为开篇，用文学的笔触，描述了这个消失族群的历史。杨渡以散文的方式，一则一则，努力复原这个消失了的族群的历史记忆，“写作这一篇故事，是为了向这片土地上，台湾原来的主人致意。虽然他们已经永远消失了，但生活在这土地上的我们，还是要存着深深的感念之心。”

杨渡说，历史的核心是人，是人性，是人的命运，他所感受的台湾人台湾史，是有温度的，是父祖的生命与记忆。杨渡回归到“人”的本位，记录了那些被历史“大词”覆盖下的个体命运，勾画出隐藏在历史大脉络下隐秘的线条，捡拾在体制化的历史叙事中遗落的台湾故事。诚如他在本书伊始所说，这是一部“有温度感的台湾史”。

省思人性，发掘历史的生命内核

对于台湾史的写作，杨渡认为“历史的核心是人，是人性，是人的命运”。因此，“值得人去活、去坚持的，不变的人性”（赵刚语）是杨渡于《在台湾发现历史》中表达的核心。书中那些“冷酷中有温暖，杀伐中有人情，毁灭中有希望”的台湾人的传奇故事，诉说着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复杂而真实的历史过程。

日据时期，农民组合中闻名的女斗士简娥，父亲死于日本人之手，她同母异父的哥哥却救了日本警察的孩子，而那个被救的孩子就是后来涉入台湾政治，在“二二八事件”中遭到枪决，示众数日不得收尸的汤德章。简娥与汤德章，两个境遇与命运如此不同的人，却都因不满日本殖民政府的歧视而走向反抗的道路。这二人命运的交织，也正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台湾人与日本人复杂关系的写照。

在杨渡看来，历史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是非判断，人性的复杂带来了历史的复杂，“那情感的纠葛，国仇家恨的交织，个人认同的彷徨，为理想牺牲之壮烈，其复杂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小说家的想象”。

进入亲历者的记忆深处，复活“二二八事件”的历史真相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族群形成隔阂与对立的重要分界线。大多数对于“二二八”的讨论仿若历史叙述筛选后的简明大纲，相关的真相就如迷雾一般难以触及，人们也在恩怨与仇恨中渐行渐远，而“二二八事件”真正的主角林江迈竟如同“战乱大历史扉页中的一张薄纸”，被筛选和遗忘了。

杨渡说，“要解除‘二二八’的魔咒，最重要的就是要除去历史的断层，还原历史真相”。因此，唯有将“二二八事件”置于历史的大脉络中，“深深凝视”台湾刚刚光复时1945年的社会面貌，才能深切地理解人心所经历的巨大变迁，那由初期的充满希望迅速转为幻灭失望的历程。

“二二八”发生的大背景，要从一八九五年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谈起。台湾人跟日本人的抗争有一百二十年，那时候日本人在台湾进行镇压，杀死了约二三十万反抗者。随之而来的，还有日本人的现代化管理手段，一步步深入台湾，这让当时的台湾社会产生了与祖国大陆完全不同的根本性转变，完成了初级的“资本主义化”。但抗战胜利后来到的国民政府却是一个相对落后的管理者，甚至是一群无法治、无现代国家管理能力的贪官污吏；再加上战后工业经济的崩溃，当时的台湾社会已经饱含了巨大的不满的能量。杨渡认为，发生于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延续台湾光复后所有社会矛盾的总和，由较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官僚”，来接收并经营一个开始“现代化”的社会，是“二二八”发生的结构性根源。省籍，不是冲突的核心，贪官污吏、官逼民反，才是问题的根源。

卖香烟的妇人林江迈意外地成为“二二八”的导火索，杨渡试图从报告文学的角度，刻画林江迈和她女儿的生命故事。为了能够重现当年的历史现场，他口述访问的形式，采访到了林江迈的女儿——林明珠，也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现场“二二八”，那是一连串巧合造成的悲剧。值得一提的是，本该怀着被迫害的痛苦度过余生的林江迈，竟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陈诚的侍卫队长，两人生儿育女，恩恩爱爱地过了一辈子。这是当事人的释恨与和解，杨渡以大历史的悲悯回溯这段过往，用温情与理解呈现了历史本身感动人心的力量。

杨渡认为，重新看待“二二八”，不仅是倾听受害人的心声，也要倾听大陆近代大历史的悲剧与流离的心境，不仅要研究“二二八”的起源、过程、暴动现场、事后镇压等的真实，还要研究“二二八”之后，延续下去的革命反抗史与国共内战，这样，“二二八”才有一个完整而真实、长程而宽广的史观。这样，台湾才可以真正地从“二二八”的阴影中走出来。

何为“本土”？冷眼热心剖析台湾病理核心

诚如张作锦所说，“生活在台湾岛上的人被分化了，这是台湾当前最根本和危险的困难”，这同时也是台湾病理的核心问题，即所谓的“本土意识”。

“何为本土？”这是杨渡试图剖析台湾病理的发问。杨渡认为，要了解台湾的命运，必须从从全球化的大历史，移民人口大迁徙的过程中，寻找今天“台湾人”形成的历史。他把台湾移民史划分成七大波段，这些大量的移民构成今天“台湾人”的主体，在“统独”政治中不断被挑动的“族群矛盾”“省籍冲突”，从移民群体的本质上来看，是两波移民间的权力矛盾，也就是清朝时候的移民，跟国民政府时代移民者的矛盾。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主化之后，已经不再有威权统治与权力垄断的问题，“省籍冲突”“外来政权”等符号，都已经失去分析当前台湾社会的能力，这些政治口号，其实是一部分政客利用旧历史矛盾进行的政治操纵。“如果一九四九年随国民政府撤退移民来台的人，已经在台湾生下第四代儿孙，都不能称为台湾人，那什么叫‘台湾人’”？

杨渡认为，“本土其实就是这先住民和这七波移民的总合。所有的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与记忆，都成为台湾的一部分”。这里的本土是不可切割的，是如生命般延续发展，慢慢延伸生长、不断创造的。忽视了“本土”的生命力，注定会沦为偏狭的“本土化”，正是这种偏狭的“本土化”造成了台湾人界限的区隔与分化。

杨渡在台湾寻找被遗落的历史，在书中讲述有情有义，有生命热度的一个个台湾故事，正是他为弥合所谓的“本土意识”带来的对抗与仇恨开出的参考处方。“和解”与“宽容”是杨渡全书的主调，“我们将因为包容，所以开创；因为开创，所以壮大；因为壮大，所以本土才有生命力”。那直接、坦诚、彻底的讨论，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这也正是杨渡此书尤为难能可贵的“温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