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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只是是卑微的烛火，挣扎着在史学和钱币学的强林中飘摇着。嘿嘿昧昧，不敢畏惧，动辄明灭。我隐约听见有人在昏暗的裂隙中嘶哑着：请给我以火，请给我以火。

世界史学视域下的钱币研究

任双伟

前言

1825年，是史学爱好者的地狱元年。

这一年神学专家利奥波德·冯·兰克携着自己《拉丁和条顿民族史》正式入职柏林大学，这所诞生过尼布尔、缪勒和萨维尼的近代史学圣殿，终于迎来了它真正的众神之神。 “史料批判原则”和“如实直书的叙述”即是他麾下的“百臂巨人”和“三头烈犬”，由是他站在史学的奥林匹克之巅，挥手霹雳，荡而生雷，让史学在神学和哲学的联合绞杀下逃出生天，正式成为一门独立之学科，更一跃成为人文科学梁山水泊的头把交椅。欧罗巴空中的森森电炽，正是他与黑格尔共同编制的“历史主义”之天罗地网，而“历史意识”也势不可挡的变成德意志乃至全欧、全世界的执政意识。那个百年，是历史学最为光辉的百年，是兰克的世纪，更是历史学的世纪。

在兰克执掌历史话语权的无尽岁月里，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必须严格建筑在对最原始史料（第一手）的批判之上，于是拥有数千年历史书写传统的文明大国，无一幸免，都成了历史学的弃儿，而被各国奉为最高标准的史学巨著，如西方的“编年史”和东方的“二十四史”，则几与粪土无别。

哪怕是受过完整现代教育的各界翘楚也再无历史书写之资格，他们备受责难，更多的是来自同样非历史专业出身的“同情”者的群诘。唯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历史学家才有资格写史，几乎成了所有人的共识，虽然那些在古典时代开宗立派的史学先贤们无一受过这种训练。

从那个时候起，更确切的说是从拿破仑战败以后，霍亨索伦王朝为了维护其绝对主义王权，而配备一群职业官僚队伍开始，这种职业化倾向便沛然无御的大张其道了。兰克的幽魂具象成了“如实直书”和“习明纳尔”，经过西欧史学列强沿袭和批判，被魏茨、兰普勒希特和英、法诸人的再次演绎，成了旧大陆令人窒息的死魂灵。再之后，北美大陆的罗宾逊籍此阐释了自己的“新史学”观念，又凭借尖利的黑船大炮将之生生砸进日本史学家浮田和民等人的灵魂深处。深深的恫吓和高超的史学技术让旅居东洋的梁启超深深服膺，并经由其口传扬到了古老的东方帝国，这位中国学术界的天皇巨星和柏林大学留学归来的傅斯年、陈寅恪等人让兰克最终统治了整个史学世界。

兰克写《世界史》时业已是八十二岁的老耄，当初他选择从语言学和神学转向历史学时，这本整体史便已开始酝酿，到彼时竟是半个世纪的光阴流逝了。他的助手依据他的口授和前作，将九大本稿件整理出版。只是，兰克在全世界的拥趸怆然发现，这本世界史中没有世界，他的叙述出了欧洲，还是欧洲。他还是如此的，对传教士汉学和理性主义学派关注的文化史观毫无兴趣，毕竟马可波罗的离奇见闻和伏尔泰的中国情结不是官方的一手档案，它们既非客观的，也非实证的，更绝非科学的。

一个世纪以后，古老的中国终于搭乘上了近代史学的末班车。此际素来标榜“鉴古知今”“经世致用”的“史”，在遭逢“三千年”未有之清末变局时却“百无一用”，古老帝国“远交近攻”“变法图强”的智慧都难敌洋人机器的轰鸣，和西洋、东洋诸国令人目眩神迷的“器物”“制度”乃至“学术”的入侵。从那时起，中国传统的史学的尊严江河日下，濒临死地。但是意外的，钱币学这门史学附庸的附庸，却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发展机遇。

一、20世纪的史学趋势

1886年5月23日,兰克病逝于柏林，享年91岁。那之后，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研究，要么是兰克的，要么是反兰克,历史学正式进入后兰克时代.

20世纪的史学发展，千绪万端，概言无非三途。

其一，兰克的嫡派传统。兰克式的历史科学职业化和史学方法论的科学化先是冠绝全欧的，其后在美利坚和明治时期的日本国不自觉地成为显学，再延伸传播至东亚、南亚、拉美和非洲。这是历史学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历史本身的现代化进程，它带有明显且强烈的殖民性，给广大地区最深刻的疼痛。于是世界范围内广泛建立起了史学学科、史料批判原则，延续了政治史传统。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中国史学领袖傅斯年的所谓“史学即史料学”。于是司马迁的《史记》和希罗多德的《历史》因无确切的记录来源，而备受质疑，文学化叙述传统遭到打击的除了古老的文明，还包括近代最发达的国家——英国，其顶级历史学家麦考来和卡莱尔终于难敌牛津学派，而成为明日黄花。

其二，社会科学模式。对兰克的批判是伴随兰克终身并持续至今的，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针对兰克只重视“政治”史的批判。诚然，兰克的《拉丁和条顿民族史》、《英国史》、《法国史》、《教皇史》 甚至《世界史》都谨守政治史传统，但皆是服务德意志之统一的。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变迁，兰克的政治史模式已无绝对统治之地位。全世界的历史学家纷纷从原来那种狭隘的、事件导向的政治史转向了一种分析社会结构及其转变历程的历史，跨学科成了方法论的广泛来源。尤其是二战以后，比较史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影视史学等跨学科成果蓬勃发展。法国历史学家勒华拉杜里于1973年宣称：“历史若非计量便谈不上是科学”，不过他很快就退出了这一立场。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指出：“计量研究无疑是历史学最强劲的新趋势，正是计量而非其它因素，使得1970年代对历史的态度，有别于1930年代。”而在中国，尤其是在台湾地区，由于史料与大陆的天壤之差，史观学派成了其安身立命的凭借，出现了大量的方法论、思想与学术、社会与经济、城市与乡村、家庭与社会、妇女与社会、生活与文化、礼俗与宗教、生命与医疗、美术与考古的著作，堪称典型。

其三，文化主义模式。1736年乔治·萨尔的《自古以来的普遍史》 在英国出版，该著很快被译为多国语言，风行全欧，影响巨大。此书不仅涉及欧洲国家，还有美洲、东亚、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历史，其视域远远广于一个世纪以后的兰克。尤为可贵的，它并不把包括非洲人在内的非欧洲人斥为劣等，而是视其为有着同等尊严的人。该著也不只记载政治事件，还有日常生活。但这本书遭到了德国启蒙历史学家施勒策尔的尖锐批评：“萨尔的书学术质量低下，常用臆想来取代扎实的证据，因此并非真正的历史，仅仅只是史实的堆砌。”

从此案例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主义的两层含义，一是以文化的眼界看待国家、人种、性别和文化本身，即所谓平等的眼光。二是史学书写者的大众化和史学叙述的文学化。20世纪末娜塔莉·戴维斯的名作《马丁·盖尔归来》毫不在意兰克传统，全凭推测和文学，她的著作更像是小说而不是学术作品，她不仅挑战了兰克史学，更挑战了历史学最基本的原则。无独有偶，21世纪中国任双伟的《货币里的中国史》亦是一例，作者以科普作品自居，注重图片和文学的表述，力求让广泛的人群注意被忽视的文化——钱币。此作品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了广泛的质疑，这些质疑更多的是针对任双伟身后的后现代主义观念的，诸如海登·怀特等人的作品，对他们而言，历史学是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好看，抓住读者。他们或许突破了历史的底限，但无疑坚守了希罗多德、司马迁以来的叙述传统。其批评者或许并不了解史学趋势，但无疑是受之支配的。当然，极可能是正确的。

二、中国近现代钱币学的开端与现状

中国的近现代史学是从五四史学开始的。先是梁启超1920年从欧回国后，即投身史学数十年之久。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史》《新史学》等巨著，皆有开创之功。在方法论上，他讲求兰克的史料搜集和分类，注重史料的原始性；其次，他还扩大了史学的领域，强调专史和通史的并重，这为后来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模式奠定了基础。后来胡适的科学方法与实证主义和何炳松的社会科学与史学的结合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再后来的顾颉刚与傅斯年则承担了中国近代史学的最终任务，既以史料为史学的基础，这亦是钱币学发展的契机。从那时起，史学家对名物、制度、典籍、人物和地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作为原始史料的古代钱币，因其的不断发掘以及和古文字学的密切关系，成功吸引了社会较广泛的关注。终于诞生了杨联升的《中国货币与信贷简史 》和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这样的经典作品。

古钱学在世界和中国都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早在古希腊时代，已经有人注重对古代和邻国钱币的收藏，而在中国，南北朝时已经有人系统的研究和收藏古钱，并形成著述，传诸后世，至今我们依然可以在宋人洪遵的著作中看到唐以前古钱著作的留存。明清以来，我个人认为钱币学有三大高峰，第一次是乾嘉到清末，以惠栋、王鸣盛、钱大昕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阮元为代表的晥派的穷经证史而引发的对名物的研究，出现了梁诗正、江德量、翁树培、初尚龄、倪模、蔡云、戴熙、李佐贤、吴大澂、王懿荣等一批钱币学家，他们厘清了古代钱币的大体沿革和分类。第二次是民国时期，受朴学和西方史学的双重影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五四史学将出土文物至于绝顶重要的位置，于是有杨联升和彭信威依据西方的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为钱币学的科学化做出的突出贡献，让钱币学可以屹立学术之林；还有方若、丁福宝、罗伯昭、戴葆庭、张叔驯、马定祥等人依照清人和西人之方法，对清人钱币理论进行补充和发展。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五四史学的余波影响下，钱币学会、大专院校和民间藏家基于庞大的钱币出土量和现代化技术手段，对中国钱币进行了系统的侦测、分析和厘定，并逐渐走向精细化和专门化。这条路有快有慢，有对有错，有舍有得，其价值评判难以以斯宾塞的庸俗进化套用，至少在我看来，没有形成蔚然的史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对钱币学浓厚的兴趣和规模化的交涉，而专形成钱谱等细途，不得不说是个遗憾。于是，我想藉由《货币里的中国史》这本浅白的货币史著作，唤回一些失去的热忱和社会对钱币更广泛的关注。

当然如今的诸多钱谱作品的方法和技术已经远不是南北朝时的钱谱可比，这一点也是断不容抹杀的。只是不过步子似乎稳了些，慢了些。

三、博学时代和考据时代

钱币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胆敢和史学分道扬镳的，我个人认为，无论是中西，都是在17、18世纪，即博学时代和乾嘉考据时代。

长期任教于牛津大学的莫米利亚诺曾有此感慨：“我一生都对一种人特别好奇，他们与我的职业相近，我可以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志趣，也能分享他们的热诚，可他们的最终目标又让我感到神秘莫测。这种人对历史的事实充满兴趣，却对历史学本身兴味索然。”

莫米利亚诺认为这些古代的历史研究者，在近代前夜，都走向了与历史学的分化之路，他们都成了收藏家，或者人类学家。

其实博学时代和乾嘉考据都是一种皮浪主义。前者的斗争对象是中世纪神学，后者的对象是宋明理学。早在博学时代之前的文艺复兴初期，博学派的研究已经带有很强的复古性，他他们借用古代希腊和罗马之古，对神学进行从头到尾的批判。瓦拉以文献学为突破点，在《君士坦丁堡赠与辨伪》中运用文献学的技术，揭穿了“丕平献土”的骗局，动摇了教皇统治的合法根基。

清儒对宋明理学空泛的理论感到厌倦，在内容和方法上释放了传统儒学尤其是汉学、唐代儒学的知识，以至于凡文字、音训、校雠、辑佚、天文、历算、医卜、水利、金石都成了专门之学。而清初学者胡渭的《易图明辨》，也让宋明理学视为根基《河图》《洛书》，成了无源之水。

再后来，西方兰克确立的政治史规范和中国贯通日久的“经”学传统，让钱币等古物显得格格不入，不得已之下，终于形成了专门化的新途。让钱币从史学附庸的附庸中解放出来，独立成专门之科。由是清代的钱币学家以宋代的古器物学为参照，也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著作体系，即钱谱，沿袭至今。到本世纪末，新中国的钱币学人，如中国钱币博物馆的前馆长戴志强仍旧再为钱币学科化而努力，并有所成效，这不得不看作钱币学光大之典例。

博学时代和乾嘉时代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就，无限扩大了史料的来源，加深了中西怀疑求真的精神。现代以来，博学家和历史学家又走上了合流之路，这也是基于前文所述的现代史学的几个趋势。就中国钱币学而言，钱币或者说货币的研究也越来越指向了历史学的目的，一是通过发扬古代货币，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提供实际材料；二是通过探讨货币的变化和运动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古为今用，西为中用，为现代化建设服务。而这两者，都是以历代钱币或者货币的收集、收藏、发掘、清理、整理、展览和交流为根基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钱币界似乎更加重视了基础的建设，而忽略了钱币价值之阐发，走向了与历史分裂之纵深之途，而忘了来路。

四、《货币里的中国史》之真相

《货币里的中国史》是我的第一部作品，本是投石问路，不料一石千浪。当然，它饱受争议的命运早在1825年已经注定。

我向来不以钱币专家自居的，也窃谓自己远不到此境地，更无相匹配之能力；也深觉自己未受历史专业之训练，无任历史研究者之资格，故只道是钱币爱好者、历史爱好者。在接受“广州日报”采访时，我说：“名物制度、训诂校勘、地理沿革、人物生卒这些都是史料学派探究历史真相的凭借，‘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古钱币是开始，不是结束，是工具，不是目的。”

那我写作本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除了私心外，还在两途：

一是借此阐发钱币学几乎失去的史学传统，即钱币是服务历史、服务民族、服务国家的。一本《货币里的中国史》，裒集多少先辈义士，他们在天柱折、地维裂、日月昧、山河变之乾坤颠倒之际杀身成仁，挽狂澜于即倒，起神州之陆沉。

本书最后一章叫“西钱东渐”，讲的是银元、铜元这种汉武帝时便使用过的打制钱币，潮汹汹然、风蓬蓬然，将我华夏三千年一线之延的铸造技术一举击溃、畅行中土之殖民史、侵略史。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那个欧风美雨、洋钱洋元的时代终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中华又是天地间响当当的一大国矣！“夫自国之人，无不自爱其国之学，”发展的智慧，除了对他人精粹的有的取舍，更在对己身文明之代代传承。国学苟灭，国魂奚存？从某种意义上讲，发扬古代货币，就是发扬国魂。

二是希望有更广泛的人群对钱币产生兴趣。《货币里的中国史》是一本浅白的通俗读物，一本科普书籍，它的历史叙述非是恪守传统的，而是偏向文化主义的。我深知它的不足和稚嫩，更从不敢以之为学术。它只是一扇门，你打开了，看见了，欣赏了，于是开始耕耘了。

至于我，只是是卑微的烛火，挣扎着在史学和钱币学的强林中飘摇着。嘿嘿昧昧，不敢畏惧，动辄明灭。我隐约听见有人在昏暗的裂隙中嘶哑着：请给我以火，请给我以火。

以上根据天眷堂微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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