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的基本主题，与之密切相关的军事问题关系人类命运至为深远。军事和战争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外的古代社会，而且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近代世界的发展格局。因此，军事史研究曾经是学术界的热门和显学。然而，近年来却呈现出“内冷外热”的趋势，亦即军事史研究在学术界趋冷，而在学界之外的广大读者中热度不减。考虑到军事和战争的议题不仅是我们理解历史不可或缺的，而且也与公民教育和人类和平密不可分；加以学术视野的拓展、跨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史料（包括影像资料）的大幅扩充，越来越多的学者感到军事史的研究亟需加强，并且大有可为。

基于以上考虑，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奇生教授倡导青年学人加强军事史研究。此前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已经成功举办了前两届军事史研讨会。12月5-6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合办的“马上建功与纸上谈兵：第三届军事史论坛”在南京理工大学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湖南大学、中山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中央党校、国防大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南京理工大学等单位的四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与会的青年学人总共提交26篇论文，涵盖军事史研究各个领域，体现了新时代青年学人研究视野的开阔和研究领域的多样。

有研究者聚焦战争与社会阶层流动。张永的《精英缺位与庶民翻身——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农民干部的成长》一文，一方面力图展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农民干部和士兵成长的历史细节，另一方面则尝试通过抗日战争中阶级力量变迁这样一个逻辑框架，把古今中外的相关历史碎片拼接起来，进而探讨近代中国为何发生阶级颠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严海建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知识人身历目见的社会阶层变动》一文认为，对于日常生活的巨变，身处其间的知识人的观察与思考触及到社会阶层变动的深层面相，在“权豪”与“乡下人”之间，知识人的认同日益向下，与国民政府日益疏离，预示着人心的变动和战后社会政治的更新。

有研究者则回归军事史研究的原点，关注装备和兵。张建的《明初、中期“将军铳”考》一文，旨在阐明两类“将军铳”的形制和技术特点，考察它在15-16世纪，明朝京营与边军中的装备及运用实态，反思其遭到边军排斥，未能成为决胜兵器的原因。陈默在《清季军队步枪制式化的探索和选型——以“汉阳造”为中心的讨论》一文中指出，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上，筹划引进德国机器，仿制德军现役的九响毛瑟步枪作为部队制式枪械。数年后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追赶世界潮流，转而将使用无烟火药和小口径枪弹的德国新式1888型步枪作为仿制母型，并于1896年开始量产此种被后世称为“汉阳造”的步枪。然而此时主导步枪制式化的督臣们在尊西崇新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最终放弃了汉阳造。陈肖寒的《清代察哈尔的兵》一文认为，很多讨论清代“察哈尔”部队的军事活动论文，将察哈尔八旗（及扎萨克旗）的军事行动，等同于“察哈尔人”“察哈尔部”的行为，忽视了“察哈尔”在清代经历了清政府的“重造”过程。“察哈尔”仅仅作为“旗”的名称被保留下来，和“察哈尔人”“察哈尔部”已经失去了对应关系。另外，对于察哈尔八旗的战斗力和取得的军事成果，在分析现有史料的前提下，均不宜做过高的评估。

对于军事人物的研究，也是军事史研究的传统话题之一。吉辰的《译员·教习·幕僚：张之洞督鄂时期所聘日本军人再考》一文认为，出于湖北军事近代化的需求，张之洞督鄂期间不仅首开近代中国聘用日本军人的先河，而且陆续作出了数量可观的聘任。大量日本军人来鄂应聘，促使湖北的军事改革从“师德”转向“师日”，也是甲午战后日本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一种体现。彭贺超在《张之洞与1903年江阴陆海军联合演习》一文中指出，1903年，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调集湖北新军、江苏防营及南、北洋海军在江阴炮台举行了一次跨区域、跨军种的军事演习，这既是其军事改革理念使然，也是为了树立湖北新军威望、推广湖北练兵模式。江阴陆海军联合演习的成功举办，对张之洞本人、江鄂两省军事局面及当时督抚的练兵决策均产生了积极影响，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清末新政初期的军事改革进程。凌鹏的《“礼学经世”说形成史——兼论咸同时期曾国藩所见之世变》一文认为，曾国藩的“礼学”思想，很早便有研究者涉及。不过，迄今为止的研究中，对于其“礼学经世”思想的论述多流于笼统和空泛。他认为，曾国藩的“礼学经世”的最终期待，也还是要落在具体的士人身上。章成在《辛亥异调：陕甘总督长庚对西北辛亥革命的因应》一文中提出，陕甘总督长庚在清末民初为应对西北辛亥革命所进行的一系列军政活动，是除清廷中枢之外，观测辛亥革命对象一方的绝佳窗口。陕甘当局因应革命的过程，不仅反映了清末多方政治势力间的复杂博弈，更展现出西北地方在时代大变局之下的另类格局，是国家政权鼎革之际的“异调”。薛轶群在《内田康哉与日本驻华公使馆情报网——日俄战争时期的“燕京见闻”报告解读》一文中指出，内田康哉是日本近代著名政治家，也是唯一一位在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均担任过外务大臣的外交官，是日本外交史上的重量级人物。日俄战争期间，以驻清公使内田康哉为中心构建的驻华公使馆情报网，不仅是日本对外情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日本政府的对华决策提供了必要依据，也反映了日本视角观察到的晚清官场政治生态的一个鲜活侧面。张晓川在《吴琢之与“西南运输处”》一文中认为，吴琢之是我国较早的留法勤工俭学人员和汽车、公路专家，他为整编南洋华侨回国机工、培训新手司机以及滇缅公路为中心的抗战物资运输做出了贡献。不过因为西南运输处内部派系斗争等原因，受到排挤，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军事事件亦为军事史研究的传统话题与重点之一。韩策在《内争帮助内患：咸丰初政与太平天国的兴起》一文中试图说明，咸丰初政内争的激化，如何严重削弱了清方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的效力，反面“帮助”太平天国由小到大，由弱转强。晚清皇帝初政，往往因激烈内争而导致政局动荡。如果在和平时期，这也没有多大关系。但若适逢内忧外患之日，便很可能因内争而导致内忧外患突然加剧，最终带来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文章所讨论的咸丰初政与太平天国的兴起就是如此。廖文辉的《同光之际新疆防务问题讨论新探》一文指出，过往的海防塞防之争的视角与相关讨论，易于忽视、简化、模糊这些丰富的面向。筹饷方策之争及反映的财政情形之认识，海防建设规模、新疆军务轻重缓急背后，还隐藏着与议高级官员们对于时局、假想敌认识的分歧。凡此种种，成为了形塑与议官员们相关意见的重要前提，均值得加以关注。叶铭的《此路难通：北平军调部恢复交通任务的缘起与结局》指出，由于国共双方政治上缺乏互信，军事上持续冲突，因而立场上迥然不同。这造成军调部在恢复交通问题上国共双方缺乏谈判成功之基础。加之美国“中立”之下实际执行的“扶蒋”政策，军调部三方最终同床异梦，恢复交通只能是“此路难通”。

军事技术是目前军事史研究方兴未艾的一个话题。任伟在《苏区时期中共的交通网络与信息传递》一文中指出，因为白色恐怖，中共组织内部的交通网络与信息传递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上海中央与各根据地相距遥远，指令传达颇为困难；另一方面，随着红军规模不断扩大，战场指挥与调度都对信息传递提出更高要求。在人员、技术、资金匮乏的情况下，中共借助组织优势，逐步推进党内交通网络建设。组织与技术充分融合，是中共革命的重要特色。李恒俊在《全面抗战时期新四军医务人员的来源与培养机制初探》一文中，解答了众多问题，诸如：抗战时期，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工作如何起步？数量众多的医务人员从何而来，他们有怎样的背景，出于何种动机选择加入新四军？以技术见长的外来医护群体如何融入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队伍？从普通战士中选拔的基层卫生人员需要接受怎样的训练，才可以胜任战时医疗的需要？医务队伍的组建和实际运作过程发生过哪些冲突，有怎样的困境，最终又如何克服？中共军队的医疗卫生工作有哪些成效和不足？

军事政治工作与宣传工作，亦是军事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谢敏在《抗战时期中共军队文艺宣传队的“大众化”实践》一文指出，政治工作有两大法宝：一宣传、一组织。中共高明之处在于往往能将两者结合，既有宣传的组织又能有组织地宣传。抗战时期，中共军队文艺宣传队即为有力证明。所谓“大众化”，本质是“化大众”，是革命化、政治化，是以群众运动的方法达成化大众的目的。整风之后，文艺宣传队的主体——知识人大体已被改造为大众之一部分，党则取代了知识人“化大众”的角色和地位。徐家宁在《国民政府在抗战后期的摄影外宣——从安烈生的照片发现说开去》一文中认为，中国政府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除了中国人民的英勇不屈和将士的浴血奋战，也与国际援助分不开。文章通过对一批照片的摄影者的追寻，试图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宣工作中摄影方向的研究添补新材料。

军事战略是军事史研究的中心话题之一，本次论坛不乏相关话题的佳作。郭宁在《在河南与苏北之间：中共豫皖苏根据地的建立与顿挫（1937—1941）》一文中认为，豫皖苏根据地位于河南与苏北之间，南北起着连接华北八路军与华中新四军的重要作用。无论其建立还是顿挫，都与中共对河南的经略密切相关。李雷波在《抗战前期中共对中原战略区的规划与经营（1937-1939）》一文中指出，抗战前期，中共对中原战略区的规划与经营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39年4月前后，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获准设立之机，中央将“发展华中”的区域支撑点自豫东转向皖东，中原游击战的重心也随之整体向东推移。李翔在《日军登陆前中共在华南的战略布局》一文中提出，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大亚湾之前，中共在华南的战略布局，一是依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利用合法名义，在地方自卫团中开展军事活动，积蓄力量。二是受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选址思维影响，预判闽粤边将沦为日占区，闽粤赣桂边的五岭地区成为张文彬青睐的未来抗日战争的战略活动区域。中共在华南的战略布局更深层次地透露出，在统一战线“统”和“独”、陆权和海权、局部和全局的抉择中，一些中共党人过于倚重国民党，尤其看重想象中的陆权，特别是对山区腹地广阔区域的掌控。张展的《进退之间——1938年的日军战略与国共形势》一文认为，1938年初，日军突然停止大规模进攻，国共双方均判断其可能实行战略收缩，回师肃清占领区以巩固后方。中共准备在不得已时，将主力退出华北以图保存，而国民党则希望借日军疲弱之机，在局部夺回战场主动权。之后日军经内部博弈改变方针，重回速决战略，而国民党对日军战略判断失误，集中军队试图发起反攻，给了日军正式转换战略的理由。日军进攻徐州、武汉，造成其后方空虚，中共果断抓住机会，全力扩张敌后根据地，这一出乎日军意料之外的发展，使其原有战略布局无法实现，逐渐陷入持久消耗战的被动局面。

除了具体战略、人物、事件话题外，形而上的对于战争的思考也是军事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周海建的《抗战时期中国人的意阿战争叙事与修辞》一文指出，爆发于1935年10月的意阿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即成为中国人应对抗日问题的“样”，中国官方与民间舆论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对于这次战争都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叙事与修辞。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会对这样一场远方的战争发生特别的兴趣？他们对意阿战争的叙事与修辞体现出什么样的战争观？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什么影响？研究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抗战中激进、冒险、犹疑、争执、妥协、退让等各种取向杂糅并举的复合型面相。余露在《抗日战争时期的鸦片战争百年纪念》一文中认为，日本极力鼓吹大东亚共荣，号召中日联合反抗英美帝国主义统治，汪伪政权随之起舞，重庆方面奋起反驳。对鸦片战争的诠释和纪念问题，变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相关言论、主张和认知在1940年鸦片战争百年纪念前后达到高潮。重庆国民政府、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中共和其他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声和表态，显示出历史与现实的纠葛、立场与事实的张力。文晗在《从永久和平到全球内战——浅论战争概念的现代转向》一文中则指出，战争并不是像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是“一种政治行为”，“政治交往的继续，依靠另一种手段进行”，更不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毋宁说，政治才是战争的延续，战争实际上同其他关系（不平等关系、分工、剥削关系等）相比被认为是第一位的，个人、团体或阶级之间的对立、竞争和对抗等现象都被归并到战争的机制和形式之中。

报告之外，王奇生、黄道炫、高士华、曹必宏、杨斌、尹正达等资深学者对与会青年学人的论文作了精彩点评。他们认为，研讨会论文选题不宜过小。因为看似滴水不漏、特别严谨但选题过细的论文不易展开讨论，而没有讨论会限制问题的提出和研究的深入。研讨会的论文，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可能更为重要。参会的各位青年学者也对各自感兴趣的话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综合讨论阶段，各位学者均指出，军事史研究十分重要，大有可为，军事史研讨会必须坚持办下去。接下来，还应吸纳研究中国古代及世界军事史的学人加入，打通古代史与近现代史、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藩篱，进而形成稳定的研究群，不断推进军事史的学术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