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对长时段环境变迁的研究有其独特的优势，可以填补古地理与现代地理之间的空缺。如对还不存在科学观测记录的历史时期，现代地理往往束手无策，以观测资料或数据为信息来源的其他研究手段也难以进行，而历史地理却能以文献记载为主要依据，得出一些尽管粗略却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下面就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西北地区的环境变迁和“全球变暖”谈一些看法。

近年来，环境变迁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西北地区的环境变迁更受重视，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国家将西部开发列为发展重点，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已知的历史记载显示在以往数千年间，当地的环境变迁相对剧烈，影响较大。在“全球变暖”趋势几成定论的前提下，人们往往以西北环境变迁的例子求证以往，规划未来。毫无疑问，如果对过去的环境变迁做出片面的或错误的结论，必然会影响今天的政策和对未来的规划。

比较常见的说法，是认为西北地区本来森林茂密，植被完好，气候适宜，只是由于人类长期的滥垦乱伐，战乱破坏，才造成水土流失，森林消失，植被稀少，所以只要人类做出努力就能恢复西北的自然环境，“重建秀美山川”。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以往数千年间，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黄土高原和黄土覆盖的区域不可能存在茂密的森林，人类活动的确造成了局部地区的生态失衡，但沙漠、戈壁、干旱区早已存在，因此即使人类做出最大努力，也不可能使西北变成“塞上江南”。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不同结论的产生都离不开历史地理研究，甚至是以同样的史料为依据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认为，除了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外，问题出在没有能够充分地扬历史地理研究之长，避历史地理研究之短。

历史地理可以研究长时段的环境变迁，这是中国历史地理的一项“专利”，因为中国可以找到以往二三千年甚至更久远的史料。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历史地理学很发达的西方国家都不具备这一基本条件，所以一般只能依靠最近二三百年至多数百年的史料，进行历史人文地理方面的研究，而难以进行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研究。因为二三百年的时间对自然地理的变迁来说，实在太短，往往不足以产生显著的变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史料毕竟不同于现代的观测资料或数据，存在先天不足——覆盖面不广，不具有连续性，精度不够，主观意识太强。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由于现存的史料相对较多、较密集，还有可能通过比较分析加以鉴别，而在史料本来就不多的西北地区，有些阶段或区域能收集和应用的史料实在太少，甚至只有寥寥数十字。更麻烦的是，这些史料的主观意识极强，精度却相当差。由本地人形成的记录大多缺乏横向比较，眼界有限，客观上起了误导作用。如十六国时期夏主赫连勃勃曾赞扬统万城一带自然环境为“天下”最佳。但赫连氏到过的“天下”不出今陕西关中至内蒙古南部的范围，他的判断毫无普遍意义可言。何况他肯定当地的环境的目的是营建新都，更多着眼于军事和政治形势。外来者的记载也有明显局限，在他们的眼中，西北地区是夷狄、边疆、异域、荒野、战场、他乡，除了个别人有亲身经历外，一般并没有深入实地，大多得之传闻，人云亦云，或者照抄旧说。对涉及儒家经典的内容，如对黄河的发源地和上游河道，只能墨守“导河积石”的概念，用“重源伏流”进行曲解。

正因为如此，对所有的史料都必须用已知的科学原理加以检验，方能肯定其学科价值，即用于历史地理研究的作用。当然，已知的科学原理不一定完全正确，科学原理本身也是在发展的，与之不符的史料并不一定就错了，但在不足以推翻现有原理的情况下，这类史料只能存疑，而不能贸然采用。其次，对采用的史料一定要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即确定其时间、地点和程度。不能将特殊性当成普遍性，把偶然当作必然。对无法定量或定性的材料只能量力而行，不能望文生义，妄自推测，张冠李戴，勉强凑合。对受史料条件所限，无法填补的空白和无法解释的矛盾，最妥善的办法就是实事求是，把空白和矛盾留待今后或他人。

综合迄今为止的历史地理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对西北地区的环境变迁应该做更全面的思考：

首先，不应夸大西北地区古代环境的优越性。如果将“西北地区”的范围确定为今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秦岭以北和内蒙古西部的话，那么在以往二三千年间其总体环境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今天视为不利因素的沙漠、戈壁、盐碱地、干旱区、植被稀少的黄土高原早已存在。例如现存最早的地理和历史记载，如《禹贡》、《史记》、《汉书》等都已有相关的记载。在张骞通西域的公元前1世纪之前，今新疆的居民就已形成“城郭诸国”和“行国”两种生产和生活方式，即一部分人以绿洲的农业生产为基础过着定居生活，另一部分人则以游牧为主过着迁移生活。公元初的绿洲格局基本延续到今天，河西走廊上的水系和绿洲体系大体没有改变。西北地区特别见于记载的森林、谷地、河流、绿洲大多一直存在到近代，但自古代起就有一定的范围，不能随意扩大，或以此代表全局。顺便指出，新疆的地理学者告诉我，半个多世纪来新疆的地表年径流量没有明显的变化。

应该承认，局部地区的地貌、景观的确发生过比较显著或剧烈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大多并非不可逆的，有的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在西北发生的自然灾害也是如此。并不存在环境越来越差或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的规律。例如，在一定的阶段中沙漠会扩大，但在另外的阶段中绿洲也会扩大，沙进人退与沙退人进的现象往往并存。沙尘暴、流沙、连续干旱、暴雪、酷暑、严寒、大风、蝗灾等灾害始终存在，但并不一定越来越严重。在人类活动的影响减少后，局部地区的环境能自动修复。如东汉后黄河中游地区人口锐减，由农而牧，而荒，从而使植被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减少了流入黄河的泥沙，使黄河出现了近800年的安流。又如清末的“陕甘回乱”和清朝的镇压在陕甘造成了一些无人区，不仅使植被得到恢复，长成了大片“梢林”，还使局部环境得到改善，抗战期间开垦的南泥湾就是其中之一。

对人类活动的作用应做全面、客观的评价，不能认为环境的恶化都是人类破坏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人口的增加和人口分布的改变与局部地区的环境变化存在密切的甚至是直接的因果关系。在环境脆弱，或发生不可逆变化的情况下，人为因素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在西北大多数地方原始环境本来就是相当脆弱的，能够提供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是有限度的。但由于长期以来人口稀少，人口分布变化不大，产业结构稳定，人类活动对土地、草场、森林、水、燃料等资源的需求没有超出可供应、可再生或可循环使用的范围，所以直到近代，人类活动并未构成对西北地区环境的威胁，当地的环境也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而逐渐恶化。但在人口的数量和对资源的需求、对环境的影响突破了平衡临界点后，环境的恶化就同步发生，甚至加速度地进展，本来可逆的变化也演变为不可逆。

如河西走廊的人口数量，从西汉后期大规模迁入中原农业移民开始，到20世纪初，一直在数十万至一百多万之间波动。西汉后期，居延海一带成为屯垦区，但全部军民及其所产粮食的规模不超过100万人口的需求。尽管对资源的利用存在浪费，生产方式相当粗放，却没有造成环境的恶化，地形、地貌和地理景观变化不大。但在当地人口达到数百万，农业生产的规模达到供应千万人口食粮，工业、服务业和生活用水量大幅度增加时，来自祁连山的水源自然无法满足需求。在上中游河道的水已被全部截流利用的情况下，下游河道和内陆湖沼的干涸就不可避免。地表水越来越少，地下水位越来越低，而开垦、耕种、放牧的面积却越来越大，水的用量越来越多，风沙的侵袭和沙漠的扩大势所必然。同样，作为罗布泊主要水源的塔里木河被层层拦截，河水被消耗殆尽，流到下游河道的水量还不如蒸发量，罗布泊岂能不干？塔里木河流域的居民自古以来都以胡杨树为建筑材料和燃料，这在楼兰古城和其他古代遗址中可以得到证明。尽管胡杨树生长缓慢，但只要生存环境得到维持，人类的砍伐量又低于新增的积蓄量，正常的更替还能维持。随着人口激增（主要是外来移民）引发的大规模砍伐，加上下游河道干涸造成的区域性干旱，胡杨树的减少以至绝迹也随之出现。近年来政府投入巨资，将塔里木河水重新引入罗布泊，如果能保持下去，那么罗布泊的恢复指日可待。

所以，西北地区改善环境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恢复原状，该沙漠的还是沙漠，戈壁就是戈壁，有些地方是胡杨林，有些地方只能是沙棘或骆驼刺，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荒则荒，这就是西北的“秀美山川”。本来是“浩浩乎平沙无垠”，“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地方，难道一定要变成风吹草低见牛羊或水稻丰产的“塞外江南”才行吗？

从历史地理研究获得的成果看，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未来，调节人口的数量和布局，改变生产和生活的方式，维持水资源的平衡是最有效的手段，也是切实可行的。而挖肉补疮式的引水工程，不计成本和后果的抗沙方案，不仅劳民伤财，而且只会加剧对环境的破坏。既然可以利用的水资源已接近极限，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减少水的用量。节水和调节农业、工业、服务业的规模和方式，改变人口分布的结构，都能使同样数量的人口和同样的生产规模用水量减少，而不影响生活和生产水平的维持和提高。如人口的居住集约化和城市化，推广节水型作物，缩小农业规模，都是行之有效的手段。如果人口的规模无法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就得考虑有序地外迁，或者由区域外调入必要的资源。谁也不希望绿洲变成沙漠，或者出现第二个“罗布泊”，但如果真的不可避免，就没有必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坚持“人定胜天”、“沙退人进”。

时至今日，“全球变暖”似乎已成定论，这不仅有联合国组织的各国数千位科学家宣布的结论，也已获得大多数国家政府的肯定。但从历史地理研究的结果看，对全球继续变暖的趋势是很值得怀疑的，至少目前的结论无法自圆其说。

全世界还没有一个气象观测站能积累200年的连续数据，能有170年左右的才50个点，其中45个集中在西欧。而此前或西欧以外的地区，并没有比中国历史时期留下的文献记载中更精确的资料。比如中国，最早的气象观测站是上海天文台，开始于1872年，即使观测数据完整并全部保存，也不过135年。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气象学家对200年前发生过的气候变化，并没有比对中国以往数千年间的气候变化更详细、精确的资料，也没有更高明的结论。如此短的现代观测数据，对十几年至数十年的变化周期或许能起归纳、总结或预测的作用。但对百余年或200年以上的周期，连完整的描述都有困难，凭什么预测呢？以往一个世纪间全球的气温普遍升高固然是事实，但仅仅根据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就断言未来的气温肯定会持续升高，而不会出现其他可能，未免太大胆了！

在20世纪后期，中国已故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对中国7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发表过重要的论著。他的主要论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文献资料，包括用现代气象学、地理学、物候学原理复原以往的气候数据所需要的大量间接的史料。在竺可桢的基础上，中国当代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历史地理学家又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以往的四五千年间，中国的气候发生过多次波动，出现过几次由暖到寒、由寒到暖的变化，这已经成为大家的共识。在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3世纪前后）黄河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得多，已为多重证据所证实。中国历史上的温暖期或寒冷期的年平均气温都超过近代气象观测数据所获得的上限或下限，也就是说，从中国气候变迁史的角度看，最近一百多年间的变化都在“正常”范围之内。现在一些新闻报道往往称某地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温或最低温，这是无知和不负责任的，至少应该将“有史以来”改为“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但在观测记录较长的地方，例如上海，真要打破这个纪录并不容易。前几年夏季的持续高温似乎证实了全球变暖，但实际上，总体上还没有打破20世纪30年代的纪录，更不用说真正的历史纪录。

如果全球变暖真的是由温室气体的排放引起的，那么，且不说在地球上还没有人类或人类活动几乎不造成任何影响时已经出现过无数次冷暖的变化，就是在中国商朝，是什么造成了比今天还高的年平均气温呢？那时根本没有工业，商朝的人口不会超过1000万，难道那时排出的温室气体比人口增加了130倍又拥有巨大的工业化规模的中国还多吗？

即使将人口数量作为一个考虑的因素，中国以往的气候变化与人口数量的变化也不是同步的。公元初汉朝的人口有6000多万，9世纪前期的唐朝约8000万，12世纪初的宋朝达到1亿，17世纪初的明朝接近2亿，19世纪中叶清朝人口突破4亿，20世纪50年代超过6亿。如果人类本身、他们从事的农业生产规模和他们饲养的牲畜都会产生温室气体，并且是造成气温升高的主要因素的话，那么中国的年平均气温至少应该是逐渐升高的，何至于出现多次波动？又为何与人口数量的变化没有相应的比例关系？

由于原始资料的局限，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也还无法圆满地解释气候和环境长时段变迁的原因和规律，但足以质疑现在视为定论的“全球变暖”预测和温室气体是全球变暖的罪魁祸首的结论。

原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6卷第5期，2007年9月5日出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