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必须做到“通”与“贯”，做到“会通”与“贯穿”。

所谓“通”“会通”，就是会合疏通、融会贯通。《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孔颖达疏：“观看其物之会合变通。”南宋郑樵在《通志·总序》中指出：“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他在《上宰相书》中又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张之洞在《劝学篇·会通十三》中称：“《易传》言‘通’者数十，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谓通。难为浅见寡闻道，是谓不通。今日新学、旧学互相訾警，若不通其意，则旧学恶新学，姑以为不得已而用之，新学轻旧学，姑以为猝不能尽废而存之，终古枘凿，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而已矣。”《中国哲学大辞典》解释“会通”是“中国传统史学观察历史的一种哲学理念和研究方法。指将搜集到的各种史料文献作融会贯通的理解，包括对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纵向）和各个方面（横向）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观察和研究，以求得对历史整体和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可见，“通”“会通”包括：从纵向说是“古今通”“极古今之变”、通古今之道，对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进行历时性的考察探究；从横向说是“中西通”“同天下之文”、会天下之理，对中学西学进行共时性的比较分析。另外，由于分科设置的现代学术的建立，有的学人又提出学科上的“文理通”。何兆武先生将“清华学派”的精神归结为“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也需要做到“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文理”。

所谓“贯”“贯穿”，就是“一以贯之”。“一以贯之”出自《论语》，如《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意即可以用“忠恕”贯穿孔子学说的全部道理。中国近代思想史，从纵向看也存在“一以贯之”的主线、主题、线索；从横向看存在着覆盖同一时期不同思潮的共同思想框架。

中国近代思想是由中国古代思想发展演变而来的。就整个中国思想史来看，大致经历过“起源”“形成”“发展”“转型”和“走向繁荣”几个阶段。原始社会是中国思想的“起源”阶段。早在旧石器时期，中国先民的原始意识和观念即已萌发。到了新石器时期，中国先民的原始思想初步形成，产生了原始的公有观念、集体观念、原始信仰、神话传说和图腾崇拜。进入原始社会晚期，随着私有制、阶级的产生以及向奴隶社会的过渡，形成了私有、等级、王权、国家等思想观念，代表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礼治思想开始萌生，并逐渐发展成为奴隶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奴隶社会及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的形成阶段，此后二千多年的中华思想，实际上是这一阶段所形成的儒、道、墨、法等诸子百家及其学说的继承、扬弃和发展，儒家思想的具体内涵尽管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但它始终是此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经过与西方思想的冲突与融合，中华思想的基本结构和价值取向才开始发生新的根本性的改变。封建社会是中华思想的发展阶段，无论是封建社会前期的秦汉和魏晋南北朝，还是封建社会中期的隋唐和五代十国宋辽金，都在中华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是汉、唐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产生过世界性的重要影响，为人类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

进入封建社会晚期元明清后，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随着新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孕育与增长，一方面，中国思想中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思想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反映工商阶层利益和要求的新思想开始萌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是中国思想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阶段，先是在“西力东侵”和“西学东渐”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思想开始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这一过程是极其艰难、曲折和复杂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的传入既是中国思想和文化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助力，又是中国思想和文化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阻力。中西思想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思想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后受马克思主义传入的影响，中国思想开始发生新的变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征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华思想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接近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复兴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中理所当然地包含中华思想的复兴与繁荣。

既然中国近代思想史在中国思想史发展的链条中处于承上（中国古代思想史）启下（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地位，既是从中国古代思想史发展演变而来，同时又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发展和演变产生过重要影响。那么，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首先就必须做到“古今通”。所谓“古今通”，就是要打通“古代”与“近代”的分界，把中国近代思想史放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考察。习近平总书记于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在这里，习近平持的就是一种大历史观，打通了当代（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近代（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和古代（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以此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来之不易”。而我们现有的研究，由于学科划分的问题，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不研究甚至不涉及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不研究甚至不涉及中国古代思想史，学科之间的壁垒十分严密，因而不少研究成果缺乏一种大历史观。在研究某一时段或时期的思想或思潮时，往往就这一时段或时期来论这一思想或思潮，没有把它与古代贯通起来，考察这一思想或思潮的来龙去脉。比如，今文经学，近代不少著名的思想家，都曾接受过今文经学的影响，或者说是著名的今文经学家，如魏源、龚自珍、皮锡瑞、康有为等。康有为发动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就是今文经学的一套话语系统，我们如果不了解或不清楚古代今文经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康有为要借助于今文经学来发动维新变法运动。

除了“古今通”，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还必须“中西通”。因为近代中国深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中国近代的许多思想都源自于西方，许多思想家都在西方学习过，取得过西方大学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中西思想的冲突与融合，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产生、发展和演变的重要特征。所谓“中西通”，就是我们在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时，要考虑西方思想的因素，要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放在整个中西交往的进程中去考察，不能孤立的就中国近代思想史来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事实上，近代思想家是非常重视“中西会通”的，而且在会通中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康有为提出“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由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主张中西两学“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应该“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他在《实理公法全书》《大同书》等著作中，把儒家的“仁”“不忍人之心”与西学中的博爱思想加以揉合，建构其“博爱派哲学”体系。严复提出“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也是主张中西会通。他以中国古典语境中的“自繇”对应西语中“自由”观念，并以传统色彩浓厚的群己关系界定自由概念，称“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孙中山曾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他称社会主义为大同主义，更提出了融汇中西的“五权宪法”思想。蔡元培提出“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强调研究学术“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他于1918年1月5日在保定育德学校的演讲中认为，法国近代文明中的“自由、平等、友爱（博爱）”与儒家经典所倡导的“义、恕、仁”是相通的，“仁也、恕也、义也，均即吾中国古先哲所旌表之人道信条，即征西方之心同理同”。可见，近代思想家有中西会通的自觉，并身体力行地在兼采中西的基础上建构思想理论，探索救国方案，因此，我们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必须做到“中西通”，才能走近、理解与把握这些学贯中西、囊括新旧的思想大师。

近代思想家还有一个特点，即他们的学习经历、知识结构是兼跨文理的，因此，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还要做到“文理通”。大家熟知的例子有鲁迅的“弃医从文”，胡适从学农学到转学哲学，而有些思想家如杜亚泉、丁文江则是科学家。这种文理兼通的思想背景，也是我们需要加以注意的。例如，如果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杜亚泉在科学普及上的贡献，会有助于体认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特点与价值。

如果说“通”“会通”，是“古今通”“中西通”“文理通”，那么“贯”“贯穿”，就是要把握能够贯穿中国近代思想史始终与全局的“一以贯之”的基本线索与“共同观念”。

从纵向看：首先，爱国主义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一以贯之”的基本主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把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两个过程”：“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这后一个过程，体现在思想文化上，就是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历程。救亡图存、民族复兴是中国近代思潮、中国近代思想家的中心目标，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核心观念。从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谭嗣同的“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到鲁迅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到闻一多写《七子之歌》“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再到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爱国主义思想是近代思想长河中的每一时段都能采撷到的浪花。近代百年，爱国思想经久不衰、覆盖面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近代哲人提出的理论、学说、思想，无不饱含强烈的富强关怀，都是从不同角度设计的救国方案。

从时代特色角度，从古典爱国主义发展到现代爱国主义；从阶级属性的角度，有农民阶级的爱国思想、地主阶级的爱国思想、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无产阶级的爱国思想；从具体内涵的角度，有反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兵战”思想，有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商战”思想，有反对帝国主义宗教、文化侵略的“学战”思想，有反对帝国主义外交讹诈的“外交战”思想；从救国建国的角度，有“君民共主”的维新思想，有“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有孙中山“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的建国方略，有中国共产党人“真正民主共和国”“工农民主政权”“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等建国思想，有中间政派希望建立英美式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方案。先进中国人对救国救民道路的选择，经历了从向西方学习到“走俄国人的路”，再到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与建设道路的历史转变。每一阶段都是围绕爱国主义这一“一以贯之”的基本主线展开的。

其次，科学、民主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一以贯之”的中心主题。现代化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走向，要实现现代化就要发展科学、民主，因此对科学、民主的追求构成了近代百年的伟大精神传统。近代之初，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要求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军事技术与利于国计民生的民用技术；又以倾慕的心情描绘了大洋彼岸的美利坚的纪纲法度：“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他揭开了近代先进中国人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序幕。洋务运动时期，不仅将仿效西方军事、民用技术付诸实施，还出现了徐寿、华蘅芳等近代自然科学家；同时出现了批评传统政治“君民隔绝”、呼吁创设议院，实行君民共主的呼声。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将西学概括为“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已是呼之欲出，维新派倡导的“物质救国”与“变法图存”实际上就是科学与民主的展开。到了新文化运动中，正式提出了“科学”与“民主”两大口号，自此民主和科学成了中国思想和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

最后，古今中西之争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一以贯之”的核心问题。五四以前，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从两派论战发展成三大思潮的分化离合。但无论是五四前还是五四后，古今中西关系都是中国思想界所思考、争论的重要问题。清末的顽固派与洋务派论争、顽固派与维新派论争、改良派与革命派论争，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争，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全面抗战时期的复古与反复古之争，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关系、如何建设新文化这些问题展开的，实际上都是古今中西之争。

与此相关，世界化与中国化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一以贯之”的双向追求。

一方面，学习西方文明、学习“俄罗斯文明”、学习世界先进文化贯穿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始终，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中国人学习世界先进文明的历史。耿云志先生认为，外部关系上的世界化和内部关系的个性化（个人主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基本走向和主题。从世界化的趋势来说，由于中国近代的对外开放是被迫的，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人对世界化的发展趋势缺乏自觉的意识和体认，直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学习西方、融入世界、变法图强的世界化意识才成为先进中国人的自觉主张。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世界化进程和中国人的世界化意识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另一方面，希望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国本土资源与西方学理、西学思想有机结合，面对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探索中国道路，成为中国思想家的重要追求。民国时期，中国化、本土化的说法非常流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学中国化”“教育学中国化”“哲学中国化”“经济学中国化”“科学中国化”等提法纷纷出现。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1945年6月“七大”通过的党章正式规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这就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还有其他一些贯穿中国近代思想史始终的线索，如进化进步观念（变易史观—进化史观—唯物史观）、社会变革思想（农民运动—资产阶级改革—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不再一一展开。

从横向看：有一些能够贯穿同一时期不同思潮、不同思想流派的共同观念、共同思想框架。美国学者史华慈认为，中国现代史上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三种思潮同时出现的事实，说明它们在许多共同观念的架构里运作。如民族主义就是一种具有统领、弥漫、覆盖其他思潮的一种综合性社会思潮。社会主义也是民国时期不同流派、不同思潮的共同取向，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向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转向服膺马克思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文明。胡适是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要代言人，但他表示“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实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并提出了“自由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梁启超是文化保守主义者，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指出“讲到国计民生上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也”。

总之，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中，只有做到“通”与“贯”，才能把握近代社会思潮的前后流变与相互关系，才能把握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趋势与整体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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