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汪维辉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该项目于2017年以优秀等级结项，近期入选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选介汇编（第一辑）。

一、研究目的、意义及方法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广泛调查历史文献和现代汉语方言资料，描写和统计相结合，理清汉语100个核心词的历史演变线索及方言分布情况，为读者提供有关每个词的比较翔实可靠的基本资料。在充分占有材料、详尽准确描写的基础上，总结核心词历时演变的客观规律。

研究核心词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它是历史语言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历史语言学研究语言的演变，核心词是词汇系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词，它们是如何编码的，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有哪些共同的演变规律，各种语言有哪些共性和个性，这都是历史词汇学和历史语义学必须回答的问题。其次，它在汉语词汇史和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核心词作为词汇系统的核心，是词汇史和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要对象，同时也备受亲属语言研究学界的关注。把100－200个核心词的历时演变过程描写清楚，是汉语词汇史学科在现阶段的一项基本任务，对现代汉语词汇研究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等也具有重要意义。第三，对方言比较和分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传统的方言分区基本上采用单一的语音标准，这无疑是有效和可行的，但是也存在种种问题。进入新时期以来，汉语方言的研究进展很快，不少有识之士提出方言分区也应该考虑词汇标准和语法标准，比如李如龙先生提出“方言特征词”的概念，虽然目前对这个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可行性都还存在不同看法，但是一批核心词存在有规律的方言差异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中南北对立的词为数不少。闽语的古老性不仅表现在语音上，在词汇上也有显著的体现，晋语不仅在语音上与其他官话次方言存在区别性差异（保留入声），而且有一批核心词也完全不同，等等，这些都给方言研究以启迪。从历时演变和共时分布相结合的角度去研究一批核心词，对于方言研究特别是方言史研究的深入将会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第四，对于辞书编纂和语言教学具有应用价值。核心词可以说是一个词汇系统的“根”，不管是母语习得还是二语学习，核心词都是最先学会的词。在汉语里，核心词大都是能产性很高的根词，掌握一批核心词可以执简驭繁，高效率地扩大词汇量。正因为如此，核心词在辞书编纂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语文辞书的核心词条目应该尽可能做到义项齐全、释义准确、例子贴切、用法详尽，以利于学习者掌握。

本书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考据法、归纳法和比较法。考据法主要用于历时演变的研究，归纳法主要用于现状的描写，比较法主要用于现状与历史的比较。

二、主要内容和重要观点

本书约60万字，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总论”，分三章概述了汉语核心词研究的相关问题及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第一章“核心词及其研究”，介绍了什么是核心词、为什么要研究核心词、本书的研究目标、材料与方法。第二章“汉语核心词面面观”，总结了汉语核心词的主要类型和演变规律，把汉语核心词的历时演变类型归纳为五种，讨论了演变的动因、“纵”和“横”的关系、类概念的确立和类名（上位词）的形成以及核心词与汉语史分期的关系。第三章“汉语核心词演变研究的若干问题”，讨论了斯瓦迪士100词表的修订、重建史实、深入调查方言、汉藏语眼光和研究者的基本素养等五个问题。

下编“分论”，是对汉语100个核心词历史与现状的具体研究，按词性分为六类，逐个描述核心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情况，每个词条包括音、形、义、词性、组合关系、聚合关系、历时演变、方言差异、小结诸项，其中历时演变和方言差异两项是研究的重点。具体词目如下：

1.名词：人、男、女、皮、肉、血、骨头、脂肪/油、头发、头/脑（袋）、耳朵、眼（睛）、鼻子、嘴（巴）、牙（齿）、舌头、手、脚、膝（盖）、脖子、肚子、乳房/奶、心、肝、鱼、鸟、狗、虱（子）、蛋、角、尾巴、羽毛/毛、爪子、树、种子/种儿/子、叶（子）、根儿、太阳、月亮、星（星）、水、雨、石（头）、沙（子）、地、路/道儿、山、云、烟、火儿、灰、夜/晚（上）、名字/名儿；

2.动词：吃、喝、咬、（看）见、听见、知（道）、睡、死、杀、游（泳）、走、来、躺、坐、站、拿、给、说/讲、飞、烧；

3.形容词：多、少、大、小、长、黑、白、红、黄、绿、热、冷、满、新、好、圆、干（乾）；

4.数词：一、二；

5.代词：我、你、这、那、谁、什么；

6.副词：不、全/都。

本书的重要观点有以下八个方面。

一、对“核心词”的概念作出了明确的界定。

“核心词”（core words/head words）这一概念来自美国历史语言学家斯瓦迪士（Morris Swadesh）于1950年代提出的语言年代学（又叫词汇统计学）理论，他称为“基本词根语素”（basic-root-morphemes），用来测算语言发展的年代。他为此制定了200词表和100词表，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迄今仍然是最为通行的核心词表。

所谓“核心词”，其实就是表示“核心概念”的那些词。“核心概念”是指全人类所共有的、非文化方面的那些最基本、最常用的概念，这样的概念在多数语言中都是用词（word）而不是用短语（phrase）来表达的。在一种语言的词库里，核心词的数量虽然不大，但都是最基本、最常用的一批词，它们具有全民性、稳定性和能产性等特点，在语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也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有人称作“核心语素”，我们认为既不准确，也无必要，因为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些核心概念在语言中的表达形式——词，只有词才是语言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表义单位，语素并不能担当表达概念的任务。

书中对斯瓦迪士100核心词表的选词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更换了其中的两个词。我们认为，就汉语而言，bark（树皮）和we（我们）两个词缺乏作为核心词的资格，因为在上古汉语中，第一人称代词和第二人称代词都是单复数同形的，we并不是一个凸显的核心概念，bark在古今汉语中都没有用一个单音词来表达（也就是没有“词化”），而是采用“木皮/树皮”这样的短语形式，可见它在汉语中也不是一个核心概念。所以本书把它们换成了hold（拿）和few（少），这两个词是从斯瓦迪士的200核心词表中选出来的，也是很重要的核心概念，而且在汉语中历时演变和方言分布情况都很复杂，值得研究。另外，100词表中有“大”和“小”，但是只有“多”而没有“少”，所以选取了“少”来跟“多”配对。

二、核心词既有稳定性，也有可变性。

根据历时的稳定性和共时的一致性，我们把汉语的100个核心词大致划分为四级，一级稳定性最高，一致性最强，依次递减。其中一级词23个，二级词32个，三级词14个，四级词31个。

三、从历时的角度把汉语核心词大致分成五种类型：

1．稳定少变型。在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中，有一部分核心词从古到今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在现代方言中也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比如“血、手、心、肝、鱼、角、水、雨、地、山、云、烟、火、灰、死、来、坐、飞、大、黄、白、热、新、一、二”等。这部分词是汉语核心词中最稳定的部分，可以称之为“泛时空词”。

2．归一型。指在上古汉语中表达某个概念有两个以上的词，到现代汉语只剩下其中的一个，其余的都被淘汰了。如“皮、肉、牙、游泳、多、绿、我、你、谁、不”等。

3．双音化但词根未变型。这一类为数不算少，绝大部分是名词，可见采用加缀法构成双音词是名词复音化的主要途径，但也有一些不是用加缀法的。比如：男→男人/男子，女→女人/女子，骨→骨头，发→头发，耳→耳朵，鼻→鼻子，舌→舌头，膝→膝盖，乳→乳房，虱→虱子，尾→尾巴，羽/毛→羽毛，爪→爪子，种/子→种子，叶→叶子，月→月亮，星→星星，石→石头，沙→沙子，名→名字/名儿，见→看见，知→知道。

4．历时更替型。就是同一个概念在不同时代用不同的词来表示，即所谓的“概念变了名称”，新词对旧词发生过历时替换（这样的新旧同义词我们称为“古今词”）。这一类型在100个核心词中约占1/3，如：首→头，目→眼/眼睛，口→嘴（巴），足/趾（止）→脚，领/颈/项→脖子，腹→肚子，犬→狗，卵→蛋（弹、鴠），木→树，本→根儿，日→太阳，食→吃（喫），饮→喝，啮（齧、囓）/龁/噬→咬，闻→听见，寝/寐/卧/眠→睡，行/步→走，卧→躺，立→站，执/持/秉/握/将/把/捉→拿（拏），与/予→给，寡→少，赤/朱→红，寒→冷，盈→满，良/善/吉/佳→好，此/是/斯/兹→这，彼/夫→那，何/胡/奚/曷→什么，皆/咸/悉/佥/胥/尽/俱（具）/均/总→全/都等。这一类是本书研究的重点。

5．其他。还有一些不能归入上述四类的类型，比如并存型（路/道；干/燥）、避讳改音型（鸟），等等。

四、提出了汉语核心词演变的三个主要动因：

1．同音竞争。比如“头”替换“首”可能就是缘于同音竞争。“首”与“手”上古和中古都同音，而且分布相似，容易产生同音冲突，导致表意不明晰，所以后来“首”就让位于“手”，用“头”来称呼了。

2．避讳。避讳是引起汉语核心词新旧更替的一个常见原因。汉语中的避讳有两类，一类是人类语言共同的，比如委婉语，像“蛋”替换“卵”就是此类避讳造成的，除了用同义词替代外，有时还会采用改音的方式，比如“鸟”从端母改读成泥母（diǎo→niǎo），也是出于避讳；另一类是避皇帝的名讳，比如“满”取代“盈”就跟避西汉惠帝刘盈的名讳有关。

3．通语基础方言的变动。不管在什么时代，首都所在地的方言都占有优势地位，一般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通语的基础方言。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首都屡经变动，导致通语的基础方言也随之而改变，这也是引起核心词发生新旧更替的原因之一。比如：“站”在明代以后不长的时间里在广大的官话区替换了“立”，可能就跟明代曾经建都南京有关。“站”是一个所谓的“长江型”词，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流域，明代借助江淮官话的优势地位向北、向西扩散，覆盖了原来的“立”，并进入了通语。

同时也必须指出，不少词的演变动因不易解释，有待继续研究。比如同样是人体部位名称，“手”自古到今没有变，而“脚”却经历了“足→脚”的替换；“目→眼/眼睛”和“口→嘴（巴）”都经历了词汇替换，而“耳→耳朵”和“鼻→鼻子”只是双音化了，词根并没有变。这种现象很普遍，动词和形容词也是如此，有的甚至经历了不止一次替换，比如“寝→卧→眠→睡”。变和不变的原因各是什么？我们目前还无法解释。又如古代“耳”是单音词，现代除少量方言点（主要是闽语）可单说外，一般都是作词根，后面加上其他成分构成复音词（绝大多数是双音节），如“耳朵、耳头、耳洞、耳道、耳公、耳仔、耳吉、耳囝、耳丫子、耳瓜子、耳空管、耳朵瓜子”等等。后面的成分通常是表象形或小称意义的语素。方言中有加名词后缀“头”和“子（仔、囝）”的，但通语和大部分官话都没有采用词缀的形式，而是用名词性语素“朵”，原因何在？也需要继续探究。

五、对汉语100个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做了比较详尽深入的研究，其中包含了大量的新发现和新观点，比如：

1．核心词表现出很强的时空对应性，可以为确定各大方言区的形成时间和相互间的亲疏关系提供客观依据。词汇复杂多变，一般认为缺乏规律性。但是基本词汇的演变其实是有强的规律性的。基本词汇的历时演变和在方言中的共时分布往往呈现出规整的对应性，可以相互印证，相互解释。比如“目→眼/眼睛，足/趾（止）→脚，领/颈/项→脖子，腹→肚子，犬→狗，卵→蛋（弹、鴠），日→太阳，食→吃（喫），饮→喝，寝/寐/卧/眠→睡，行/步→走，立→站，与/予→给，寒→冷”等都是如此。对方言研究来说，历史的考察有助于方言词的溯源和对共时分布的解释，分清一组地域同义词的历史层次；对词汇史研究来说，方言的现实分布有助于理清词汇演变的脉络和新旧更替的线索，因为汉语史上的一切事实都只能到历史文献中去寻找，必须用“文献考证法”，而文献资料是有限的，而且情况极其复杂，单靠“文献考证法”只能部分复原历史事实，永远不可能了解全部的真相，而一个词在方言中的共时分布情况，理论上是可以描写清楚的，只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调查时间。因此，纵横结合研究汉语词汇是一条康庄大道，研究前景广阔，有大量的课题可做。

2．核心词的研究可以为汉语史分期提供依据。汉语史上，核心词的演变历代都在发生，但大规模的演变主要是在唐以后的近代汉语阶段，所以把唐以后的汉语划分为近代汉语是有充分依据的。其次是东汉－隋的中古汉语阶段，也是演变比较多的一个时期，一批核心词的新旧更替可以为中古汉语这一汉语史的分期提供支持。

3．“上位化”在核心词上有充分的反映。上古汉语下位词丰富而上位词贫乏，中古以后上位词明显增加，许多下位词被淘汰。比如“皮”，正如王凤阳（2011：140）所说：“‘皮’和‘肤’最初都是特称，在先秦区分得相当严格，一般不混用。”后来“皮”使用渐广，义域扩大，上升为上位词，“肤”则逐渐被淘汰了。又如“脂”和“膏”在早期存在过“用于人还是用于动物”以及“固体还是半液体”的差别，这也跟古人的基本认知层次比今人低一个级别有关，即古人关注的层面比今人更具体、更个别，而今人则更概括、更抽象，比如我们今天用一个“油”就可以指称所有的此类物质，如果需要区别是什么油脂，则在“油”前加上一个限定性成分即可，而古人得分别用不同的单音词来指称。不仅名词如此，动词和形容词也有“上位化”的现象。比如“睡”本来是指“坐寐”，后来成为上位词，泛指一切的睡眠；“走”本指快跑，后来泛指所有的行走；“红”在上古只是一个专名，相当于今天的粉红色，唐以后它上升为一个类名，泛指各种红色，所以有了“深红”“桃红”这样的构词格式。类概念的确立和类名（上位词）的普遍形成是在魏晋到隋唐时期，这可能跟汉民族的认知发展有关，可以为认知语言学提供很好的素材。

4．核心词由于其超强的稳定性通常不易被借用，但这不是绝对的。如历史上同样大量从汉语借入词汇的日语和朝鲜语，日语的“肉”就用汉语借词（にく），固有词被淘汰，而朝鲜语则仍用固有词（고기），汉语借词“肉”只用于某些特定的场合。又如汉语的“兄”被外来词“哥”彻底取代了。当然这种例子是很少见的。

六、在词汇史研究中，揭示语言事实的真相是首要任务。

语言史既属于语言学，也属于历史学。史学界有一种观点：“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一般所说揭示历史发展规律，而是揭示事实真相。”（黎澍语）我很赞同这个观点。在语言史研究中，揭示语言事实的真相也是首要任务，描写是第一位的，解释是第二位的。“尊重事实，挖掘事实”是我们的座右铭。只有在对词汇演变的史实作出充分而可靠的描写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解释演变的模式、原因和机制等等。正如黎澍所说，“事实真相的揭露越清楚，愈客观，规律性愈明显”。词汇的演变极其纷繁复杂，汉语有书面记录的历史很长，文献浩如烟海，而真正能够反映实际口语的材料又很有限，加上地域差异、语体风格、个人习惯等因素，要想借助历史文献来复原词汇演变的史实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正如汪锋、王士元（2005）所说：“语言演进只有一个真实的过去。由于汉语方言的复杂性和我们所能见到的汉语历史语料和现代方言语料的限制，以及其他种种制约，我们只能窥测其中的些许部分。”因此我们必须充分估计描写工作的艰巨性，采取十分审慎和细心的态度来处理文献语料，在语言事实的挖掘和梳理上下大功夫，以求得出尽可能合乎事实真相的结论；而不能舍本逐末，真相未明就急急忙忙地去总结什么规律。特别是在现阶段，扎扎实实地把一批基本核心词的演变史实描写清楚是首要之务。尤其是上文所说的三级词和四级词，历史上变化极大，方言间差异纷繁，把这两方面的事实梳理清楚，加以准确的描述，是首先应该着力做好的工作，而且绝非易事。总之，解释必须以精确细致的描写为前提，而且，“一个成功的描写已是解释的一半”。本书在运用语料方面力求遵循上述原则。我们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有两类：一是历史文献，二是现代方言。从理论上说，一切古书都是汉语史研究的语料，这样说来，汉语史研究的语料是无比丰富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汉语口语的发展历史，所以选择语料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可靠，二是能代表口语。有了这样的限制，真正可用的历史文献资料其实是十分有限的，这就需要选择、鉴别和分析。现代方言资料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积累，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但是质量参差不齐，也需要甄别。限于时间和能力，海量的方言资料我们不可能全部占有，主要利用的是几部大型的工具书，必要时参考相关的方言论著，同时进行适当的核实和考辨，尽量做到资料准确可靠。

七、汉语核心词的研究要有汉藏语眼光。

汉语100核心词的研究，除了在汉语内部继续深入挖掘事实和总结规律之外，还应该把范围扩大到整个汉藏语系。本书中有些词条已经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从汉藏语的大背景来看上古汉语的核心词及其与汉藏语同源词的关系，但还没有全面展开。而汉藏语学界已经有不少相关的成果可以供我们利用，当然这些成果需要谨慎别择。把汉语的核心词置于汉藏语的大背景下来观照，一定会有许多新的发现，不过如何提高这种研究的科学性还是一个难题。

八、从事核心词研究需要具备一些基本素养。

核心词都是常用词，人人都懂，因此常常有人认为常用词演变研究并不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一般人都能做。其实不然。同一组词，做得精细和粗糙可以有天壤之别。要真正做出高水平的成果，我认为以下几方面的修养是必不可少的。一是要有较好的文献功底和传统小学功底。最好是受过文献学和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基本训练，能正确地利用文献资料，确切地理解古书的文意，对古代语言有准确的语感和敏锐的感悟能力。这虽是常识，但并不容易做到，目前的研究工作中这方面问题甚多，关键是很多人并不重视这一点。二是胸中要有一部词汇史。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词汇特点都有一定的了解，这样才能统揽全局。这一点在做通史研究时尤为重要。三是要有严谨细致的学风。这项工作就如吕叔湘先生所说，“有点像绣花”，不细心是做不好的。四是要有较好的理论修养和分析能力，能从纷繁复杂的材料中理出头绪。核心词出现频率高，特别是单音词，计算机一检索，例句动辄成千上万，没有耐心的态度、冷静的头脑和较强的分析判断能力是无法处理的。五是要懂一点方言。当然，要做到以上几点并非易事，需要长期的实践和积累。笔者自己也未必都能做到做好，只是提出来与大家共勉。

三、学术创新、应用价值及社会影响和效益

本书的学术创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如此大规模、成系统地研究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这是第一次，具有开创性。书中提供了大量鲜活的语言事实，全面展示了汉语100个核心词的历时演变过程和方言分布差异，并首次对许多词的共时分布状况作出了历时的解释，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汉语词汇的认识，对汉语方言学的研究尤其具有参考价值。可以说本书为建立科学的汉语词汇史奠下了一块基石。

二是把纵向的历时演变和横向的共时分布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并论证两者的关系，这一研究思路和研究范式具有一定的引领示范作用，相信将会推动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

三是从丰富的语言事实中初步总结出汉语核心词的基本特点和历时演变的若干规律，可供语言演变理论研究参考。

四是对相关学科（如历史语言学、词汇学、方言学、历史学特别是移民史、民俗学等）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也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主要是可以为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提供参考，有些意见可直接用于《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比如一批相关词条的义项分合、释义和词类标注等；对于汉语词汇教学也有参考价值；同时也可为专业工作者和一般读者了解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提供翔实准确的信息。

本书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取得了比较丰硕的前期成果，发表了一系列个案研究论文，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有一篇论文发表于SSCI和A&HCI双收录的国际刊物《语言暨语言学》（Language and Linguistics），并获得浙江省政府二等奖；一篇论文发表于国内权威刊物《中国语文》；多篇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语言文字学》全文复印。

五位评审专家对本书的结项成果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该项成果无论在理论方法方面，还是在对语言现象的分析解释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必将会对汉语常用词（核心词）及整个汉语词汇史的研究起到极重要的推动作用。”“《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是一部优秀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该成果选题意义重大，并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核心词研究是汉语词汇学的基础工程，但浩如烟海的语料，如何甄别、描写、析释，没有深厚的语言学素养、扎实的文献学功底与娴熟的汉语史研究基础者是肩背难望，驾驭不了的。该项目承担者具有良好的前期研究基础，材料准备充分，体例完备，描写全面，分析得当，较为全面细致地揭明了一百汉语核心词的历时演变与共时分布面貌。”“核心词的定义、汉语核心词的类型、汉语核心词的演变规律、汉语核心词应该怎样研究，总论部分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及自己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高度概括，具有宏观的指导作用，对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具有补充价值。”

最后应该指出，本书只是汉语核心词历史与现状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尚需深入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包括核心词稳定少变的原因、核心词历时稳定性与共时一致性的关系、核心词演变与汉语史分期的关系、核心词的地域差异与方言分区的关系、汉语核心词演变的动因与机制等等。其中最大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是汉语核心词共时分布的历时解释：由于缺乏历史资料，许多词的共时分布成因目前还无法解释，随便打开《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的一幅地图，都会有许多无法用词汇史来解释的共时分布现象，这些需要通过挖掘移民史等资料来进行深入的探讨，这样的研究是我们所追求和期待的，一定会有重要的发现。同时，把研究对象扩大到斯瓦迪士的200核心词表甚至更大的范围，也是下一步应该做的工作。

四、项目负责人介绍

汪维辉，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浙江省语言学会副会长等职。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史和训诂学，先后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选介汇编》

为宣传和推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更好地促进优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编辑出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选介汇编》。本书是第一辑，从2017年和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鉴定为优秀等级的450项成果中选介了166项，涉及21个学科，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

人文学院有3项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选介汇编》（第一辑），分别是：

1、非形式逻辑视域下的论辩研究（成果完成人：金立）

2、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成果完成人：刘进宝）

3、汉语核心词的历史与现状研究（成果完成人：汪维辉）